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盎格鲁-撒克逊人一头扎进发展大潮中，他们的精神状态和想象力与当年堂吉诃德不自量力地冲向风车并无二致。堂吉诃德把风车幻想成巨人，在精神上和道义上都必须把它们打败。洛克菲勒把石油产业的组织和合理化想象成堂吉诃德眼中的风车，这场英勇冒险从精神和道义上来说都很有必要。可能二者关注的对象都不对，或者说他们在他人眼中只是在贫瘠沉闷的荒地徒劳往返，但无与伦比的想象力却为他们的前途洒下了仙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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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卓越就在你发现它的地方。如同对美的看法，就是情人眼里出西施。但丁倾其一生爱恋贝雅特丽齐，朋友们都觉得他就是个情痴，因为在他们眼中，贝雅特丽齐不过是众多美女之一罢了。喇嘛手中的转经筒放到传教士眼中，就成了迷信的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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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多就无法找到北美商人狂热奋斗的卓越意义所在，而韦伯只能在我们的美国生活中找到一首哀伤的诗，但那些有直接关系的人却不这样看。拉美文学在洛克菲勒看来也许就是蹉跎岁月、无病呻吟，亨利·福特也许会为马克斯·韦伯没把绝好的天赋用在正道上而惋惜。纵观历史，你会看到很重要的一点，即最后洛克菲勒般的大佬们无论在财力、权力和影响力上，都把堂吉诃德们远远抛在后面——也许不会再有欺骗。也许二者谁也没寻求到卓越的真谛所在；当然还有一种可能，他们都已寻求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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盎格鲁势力一再西进，并非是经过精确计算或被迫而为，而是受到吸引后主动前行的。尽管和世界各地一样，英语国家同样有辩论、抵制和怀疑，但总的来说，吸引力占统治地位。如普鲁斯特（Proust）笔下斯万对奥黛特的痴情追求，英语世界的人们沉溺于这样的爱情主题不能自拔。像中世纪的骑士卷入宫廷爱情的约定一般，他们愉快地对她百依百顺。他们按她的要求来装束自己，花大把时间伺候她。为了她的心血来潮，不惜重新安排自己的事务来迎合，只求能得到她的召唤来为她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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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美世界着迷地沉浸在对那个又丑又老的女人的爱恋中。正如在所有伟大的爱情故事中，总有些莫名其妙、难以理解又不能简化的东西藏在最深处。在伟大的爱情故事中，激情的力量是超乎寻常的，它触及了人类情感源泉的最深处，那既是人文精神与纯粹交集之处，也是宗教诞生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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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斯·韦伯把亚当·斯密的理论继续发扬光大，从而使一个重要的研究和思想领域更加成熟，用以审视介于宗教信仰和英美世界机制之间形形色色的关系，以及这些社会的形式变迁。近来，法国哲学家贝尔纳-亨利·莱维（Bernard-Henri Lévy）沿着当年亚历西斯·德·托克维尔（de Tocqueville）的足迹再次对美国进行考察。他亦指出美国的个人主义、信仰与言论自由、多元主义、对自然和社会等级的大众化反对、社区机制，以及基础扎实的民主实践，都起源于形塑了早期美国文化的英美新教。[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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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我们的角度出发，英美新教里还有一个额外因素需要强调。英美宗教体验中的个人主义基础将个人宗教生活与这样一个上帝联结在一起，他存在于动荡变化的生活而非稳定不变的事实当中——向大家显明，这对英语世界的影响非常深远，并继续发挥强大的作用。它为英语世界的人们在精神奋斗和自我理解方面指明了方向，有助于确保在随后的几个世纪里，个体与社会融为一个整体并为资本主义社会的探索和发展奉献全部的力量。与其抗拒资本主义变化的强大动力，英语世界国家更希望竭尽所能去加速资本主义的进程。资本主义变革并非是骑虎难下，而是策虎飞奔，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奔向险峰。永远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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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伯拉罕的呼召[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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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16世纪，欧洲观察家已经发现新教文化总体而言比天主教文化更有利于推动经济发展。在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都是如此。这不是说英国的繁荣发达程度高于意大利，瑞典强于西班牙那么简单；各国北部的新教地区确实比大部分南部的天主教地区发展得更好。荷兰和比利时在宗教改革前曾经统一数百年，但之后信奉新教的荷兰的发展大大超过信奉天主教的比利时。在法国内部，胡格诺派虽占少数，但在金融家和实业家中得到了充分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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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也不能笼统地一网打尽，当然会有例外出现，意大利的热那亚、佛罗伦萨和威尼斯就是贸易经济的急先锋。即便如此，关于不同宗教对经济影响力的关注和评论，一直持续到20世纪后半叶。（二战后的欧洲，无论是新教还是天主教在民众中的影响力都被极大地削弱。世俗的后基督教文化开始出现，贯穿旧有宗教分野的经济差异似乎正在缩小。）除去爱尔兰，英语国家大部分人信奉新教；讲英语的人民如何取得资本主义的成功，理解这一问题多少要考虑这一更大的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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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斯·韦伯在1905年出版的经典著作《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对此进行了论述。众多新教徒几乎是以修道士精神在不懈追求他们的世俗利益，这让韦伯感到非常震撼，他希望在新教教义中找到解释这种献身精神的线索。即使学术界对此已经展开了一个世纪的争论，韦伯的发现仍然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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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伯仔细研究了约翰·加尔文冷酷的救赎预定论，以期找到解释。这种可怕的双重预定论认为上帝在创世以前就已经自由拣选了他要拯救的人，而剩下的（在大部分近代早期的加尔文主义者看来，是绝大多数）不予拯救的人则下地狱。被诅咒的灵魂，和人类一样，并没有比那些得到救赎的好或是坏。还好有原罪论一说，所有人的灵魂在地狱之火面前都是平等的。个人无法改变自己的命运，早在人们出生之前，上帝就已经预定了他的命运。人们可以祷告、斋戒、施舍穷苦，但最终还是要下地狱。而另一些人，可以成天饮酒作乐到天明，十诫的任何一条都不放在心上，但最后应上帝的旨意仍然可以上天堂。被诅咒的人们被创造出来的唯一目的就是彰显上帝不可测知的威严和力量，而创造那些被选中的幸运儿则是上帝宽大慈悲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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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严峻的理论，从韦伯令人信服的论证以及世代加尔文信徒所留下的无数日记和信件来看，已经给人们造成了很大的心理困扰。加尔文信徒坚信上帝实际上早已选中了他们最终进入上帝的国。上帝的拣选都是神秘不可知的，人类标准的是非对错在此并不适用。有没有任何暗示或者线索，可以让我们得知自己到底是被选中的，还是被诅咒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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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尔文信徒认为上帝的恩典在一些人身上的起效是有迹象的，更合理的是，看到上帝恩典的迹象也就表明神意图让他们得到救赎。加尔文信徒在寻找恩典的神迹过程中，开始监控自己的精神状态和日常行为，往往到了沉迷的地步，他们时时刻刻都在寻找上帝是否在他们的生活中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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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上的成功显然是上帝恩典的一个迹象。人们对雇主、客户、家庭和社会都尽职尽责。加尔文信徒也领悟到了呼召（天职）的教义，蒙上帝“呼召”的人不仅需要尽到基督徒的基本职责，尽到对家庭的义务，还需要使自己的才能有益于世界。中世纪基督教教导人们在自己的生活中必须老老实实、顺服恭敬，对成功并不那么看重，他们认为对日常生活的关心和日常事务的处理会使自己对寻找上帝的国度分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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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尔文信徒强调世俗工作是上帝发出的呼召，清楚地赋予了经济和社会工作新的尊严及重要性。从事经济工作来服事世界也是服事上帝。你做出了比别人都好的捕鼠器，那不仅会引导世界踩出一条道路直通你的家门，还意味着上帝选中了你得到救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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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工作态度使得加尔文信徒在世俗职业中往往更容易取得成功。与此同时，保持清醒的头脑、过着勤俭节约的生活仍是非常重要的，绝不能滥用成功创造的财富。毫无节制的生活绝非上帝救赎恩典的迹象。有鉴于此，加尔文信徒团体开始发展资金池以用于投资，勤勉务实且值得信赖的年轻人可以有效地利用到他人的资金。（韦伯还指出犹太人的价值观为资本主义上升期提供了一个强有力的基础，从17世纪的荷兰到21世纪的北美，犹太教和新教在世界上最有活力的资本主义经济市场都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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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教义被弃而不用，加尔文信徒的习惯仍保存下来。本杰明·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并非加尔文信徒，然而出自他的《自传》和作品《穷查理历书》中的箴言忠实地再现了加尔文主义者的苛求，彰显出功利主义色彩而非神学背景。无论来世我们会成为什么，早睡早起会让我们此世健康、富有和聪明。无论你的灵魂是否永生，也不管这灵魂是否能得到救赎，能省一分钱就是赚到了一分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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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资本主义氛围中，社会权力和财富将会流向像富兰克林这样的实践者，不论他们是否像加尔文信徒；韦伯认为，即使最初的宗教动力褪了色，加尔文主义的传统仍继续推动着资本主义和社会财富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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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韦伯著作问世后的一个世纪里，围绕这个论点的文献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文中的观点不断被后人攻击、拓展、限制或者转化，但在辩证方面，它仍然是现代历史争论的核心观点之一。韦伯式论证也被调用到其他文化中，尝试为一些问题提供洞见，比如说华人少数族裔在东南亚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中的主导地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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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美历史无疑显示出对韦伯论证的支持。一般来说，英国商人中的加尔文信徒比例更高；而在美国，加尔文主义色彩最为浓郁的新英格兰和中西部一些地区也是对美国经济快速发展贡献最大的地区。南部种植园那些反对加尔文主义的国教精英远远落后于勤奋努力的新泽西长老派加尔文信徒和大英格兰地区的公理会教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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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伯关于呼召（天职）的理念和英美历史显然有关联，但也并非全数相关。资本主义远非勤奋工作那么简单。它需要敢于承担风险的胆识，欣然接受变革的胸怀，容忍挫折的态度，接受市场效应给它所珍视的社会制度和信仰带来的后果——有可能是是非不分，甚至是不道德的后果。在这个过程中既有社会维度，也有个人维度；制度和惯例因统治力量而改变，而非仅仅是人们的习惯发生变化。在韦伯看来，恐惧也是驱动新教社会进入资本主义的动力；人们响应呼召（天职）努力工作而得救，因为他们害怕被诅咒下地狱。工作中还远不止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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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价值观和充满活力的新教文化之间的联系令英语国家比韦伯认定的机制走得更为深远，人们普遍信仰市场经济和社会变革是上帝意旨的显现。社会进步是那些特定团体的主要成员得到上帝恩典的迹象，整体来说，社会是行进在正确轨道上的。中世纪圣徒普遍对外部物质条件和社会进步漠不关心。圣方济各宣讲上帝对穷人的爱，但他并未致力于改善穷人的住房条件。如果说上帝的恩典并不能让整个社区有明显的改善，加尔文信徒认为这是难以接受的。一个由众多被选中人聚集的地方应该是世界繁荣、节俭且进步的一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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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重要的是，新教徒相信与神共融和体验得救之盼意味着配合甚至推动资本主义在英语世界激发的社会变革。渐渐地，充满活力的宗教会成为英语国家人们唯一的真正宗教。宗教不仅必须容忍变革，还必须促进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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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价值观转变的神学关键，是圣经中的先知亚伯拉罕，他的故事在英美宗教中的重要意义已深深扎根在宗教改革神学之中。马丁·路德在对圣经进行神学解释时，认为是圣保罗将亚伯拉罕这个人物放在非常重要的位置上。在使徒书信的罗马书中，保罗强调亚伯拉罕对上帝呼召虔诚的最初回应便是得救的基础。因信称义是新教的核心宗旨，这是因亚伯拉罕的故事而建立起来的，路德和他的信众都这么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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