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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又一次，使徒书信从历史角度将回归亚伯拉罕这个人物及其相关的故事归因于保罗。在使徒书信的希伯来书中，亚伯拉罕在一场胜仗后遇见了神秘的麦基洗德（Melchizedek）祭司，他成为讨论基督的祭司职分时的中心人物，在此同样敬奉亚伯拉罕为信心的根基。在使徒书信的加拉太书中，亚伯拉罕的救恩原理被用于反对外邦人必须接受犹太人的割礼才能加入教会的规定，这对早期基督教来说，可能是最为重要的教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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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学家们屡次指出宗教改革神学中的一个显著特点，即对保罗神学理论的重视；亚伯拉罕的故事在保罗书信中占据非常关键的位置，尤其是亚伯拉罕接受了上帝呼召的故事，他由此被看作力量和向心力，这是宗教改革前的虔诚和思想所极度缺乏的。正如亚伯拉罕成为保罗争论是否实施割礼问题的关键人物一样，保罗亦成为有关因信称义的新教论争中的核心人物，而因信称义正是宗教改革中的主要神学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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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伯拉罕相信上帝的应许，保罗在他最重要的神学作品（使徒书信中的罗马书）中写道，这信心“就算为他的义”。亚伯拉罕凭着对上帝的信念，响应上帝的呼召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上帝指示的地方去，成为上帝救恩的基础。毫无疑问，很多从天主教皈依新教的信徒都是以亚伯拉罕为榜样，把摒弃父辈的信仰看作响应上帝更高的呼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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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旅行一样，新的信仰观就是要不断摒弃熟悉的事物，这也成为当时宗教和灵修文学的中心思想。大获成功的著作《天路历程》就描绘了一个基督徒为响应上帝的呼召而摒弃家庭和社区舒适的传统生活的故事。在19世纪的英国，这本书是家庭里最常见的书籍，仅次于钦定版圣经；此外，这本书还是美国先驱者最常拥有的书籍，亦仅次于圣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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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于韦伯解析中加尔文信徒因惧怕而产生的动力，亚伯拉罕对上帝应许的虔诚回应体现了更为深刻和积极的力量。这并不仅仅是指加尔文信徒因惧怕悲惨命运而劳作，而亚伯拉罕的信徒却寻求更为积极的方向——萦绕于心且至高无上的呼召，预示着更丰富、更有益之现实的呼召。对变革的欢迎已然成为圣礼的一种；从已知去寻求未知，使人们更为亲近上帝。变革获得了宗教的支持和积极的意义；永远向上才是寻求上帝的道路。变革已不再是不受欢迎、时不时必须忍受一下的邪恶了；伸开双臂去拥抱变革，甚至去积极寻求变革，才是生命意义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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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欧洲启蒙运动的大多数思想家一样，韦伯乐于看到理性化的进程以及神圣在日常生活中的淡化。更准确地说，对于信奉个人主义的英美基督徒来说，与上帝的私人关系是连接超验领域的极为重要有效的纽带，这种关系不会因为资本主义现代化和理性化的深入发展而枯萎或者褪色。相反，这种超然体验对处于世界加速变化、各种不确定因素不断出现之中的人们来说，显得越来越重要。世界变化越大，信徒对上帝的回应就越多，他们也会越来越亲近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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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归正的教会（Ecclesia semper reformanda）是指教会及所有事物都必须不断更新和改革。这些价值观的影响力并非仅限于正统的新教徒；实际上，正是这种渐进变革的“新教原则”影响了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那些人，使之超越了一神信仰的非常广阔的外延。真正意义上来说，变革可以理解为进步，看作对上帝或内在且更高的自我呼召的回应，这可以成为英语世界顶礼膜拜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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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是美国宗教，它变得越来越个性化且被赋予很多感情色彩，对亚伯拉罕忠诚响应上帝的呼召而产生的认同感也更为深刻。与众不同的美国宗教的演变也许可以帮助我们解读为什么美国比其他英语国家在资本主义进程方面更深入、更快速。从18世纪早期的乔纳森·爱德华兹（Jonathan Edwards）时代到当今的复兴，美国历史上的大觉醒运动都关注上帝的呼召。18、19世纪之交肯塔基州的宗教大复兴，野营布道会上强壮的男子和女性先驱们倒地震颤；在之后的复兴大会上成千上万的人参加帐篷聚会，他们在德怀特·穆迪（Dwight Moody）的布道和艾拉·桑基（Ira Sankey）的福音歌声中跪在帐篷地板上泪流满面；20世纪初洛杉矶阿苏撒街爆发的圣灵浇灌大复兴，数百万美国人感受到上帝的呼召要让他们离开熟悉的环境和旧有观念，踏上未知世界的旅途。在某些情况下，比如说摩门教，召唤成为一种文字形式的呼召，让大家效仿亚伯拉罕而前往新的应许之地。其他情况下，这就意味着刚开始萌芽的教派离开已有的成熟教会。几乎每次都是这样，大觉醒复兴运动出现的时候，美国人民已在变革之中或是为变革的到来而准备着。乔治·怀特菲尔德（George Whitfield）的复兴传道影响到整个殖民地，加上乔纳森·爱德华兹发起的大觉醒运动，信徒那令人震惊的宗教热情，为美国革命铺好了道路。接下来的肯塔基大复兴运动有助于创建边疆社会和创立新型民主生活方式，解除众多束缚且从东部习俗中独立出来。当今南部的宗教复兴运动是在旧有的、以种族隔离和农牧业为基础的生活模式被截然不同的环境所替代的大背景下兴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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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而言之，就如当年小教派的蓬勃兴起让亚当·斯密时期的英国乡镇居民更好地适应了工业经济发展背景下城市生活的社交模式和工作节奏一样，宗教复兴聚会、骑马巡回布道的人们以及那些小规模拓荒教会，极大地帮助了美国人去适应一系列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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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基督徒都必有亲历上帝呼召的经历，这种信仰已经贯穿三百多年，在美国人心中也已牢牢扎根。18世纪至今的系列宗教复兴和觉醒运动，20世纪五旬节运动的兴起和上一代的福音派更新，都着重强调了决意皈依耶稣基督和个人与上帝关系的重要性。信仰基督教对于美国人来说，家庭和种族认同的因素已是越来越少，更多的是个人选择。现在我们都必须是亚伯拉罕。从历史角度来看，世界各地的宗教认同在很大程度上是更为广泛的民族和社会认同的一个方面。你是希腊东正教教徒或者我是印度教教徒，这是我们与生俱来的信仰。美国宗教生活的流动性——频繁的宗教运动大多在主要的新教派中产生，但也会冲破边界——与美国神学和虔诚的日益个人主义化的本质相结合，使宗教状况发生了实质性变化。对当今的美国人来说，宗教信仰在更大程度上是自我构建、自主选择的一种认同感。这也被理解为对上帝呼召的一种回应，这是动态宗教的固有取向，尽管信奉的教义是庄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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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取向带来的文化影响力远远超出美国宗教神职人员和信众的范围。美国人普遍相信每个生命的到来都是上帝计划的，相信每个人都有自己独有的梦想，必须努力奋斗、排除万难、不懈追求，以及美国人不畏惧离开舒适的家而不远千里去找寻机会、追逐梦想的勇气，这些都证明了以亚伯拉罕为原型的力量深入美国人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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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亚伯拉罕的呼召（天职）理念巩固了韦伯“新教伦理”所产生的影响力，甚至已经超出个人和家庭的范围而延伸到更为广阔的社会领域。韦伯式的加尔文信徒辛苦工作、勤俭节约，他们积蓄的财富和工作习惯会推动资本主义的发展。亚伯拉罕的信徒相信在新的地方有上帝带领大家通向未知的未来，他们做好了准备去接受资本主义生活带给个人乃至整个社会的一系列后果。在那片新的土地上，旧有民风和习惯正在慢慢消失吗？购物中心和联排别墅已经像雨后春笋般出现在草地和森林里了，人们可以在那里像孩子般玩耍吗？性别分工的消失和变化在新移民填满这片土地后还会持续吗？旧有工业经济中工会工人和稳定就业是否正在突变成一些神秘莫测又复杂多变的新东西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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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那些灵魂植根于静态宗教的人来说，如此大的变化是难以接受的。对于动态宗教的信徒，变革既是进步的象征，也是展示信仰的最高美德的机会。现代化进程的方方面面，都是上帝的恩典，永远向上！民意即是天意：求变之声就是上帝之声。没有任何的中央组织职权有这样大的能量去号召或形塑，美国人世世代代、前赴后继地努力，不仅是为了个人财富的增长，更是为了建设一个愈加适合资本主义发展的美国社会。致力于变革并非要违背宗教本性，而是要给宗教最充分的展示。无论他们是在努力创业，还是去改变社会机制以求体现资本主义体系的新要求和可能性，或者只是为了尽快调节自己去适应势不可当的巨变，无数英美人经过岁月的洗礼，却并未困在帕斯卡恶性循环的赌注里。他们的确看到了生命中的超越；他们实实在在地相信自己在努力亲近上帝。从信仰之旅的成果而言，他们不仅仅是去寻求上帝。他们找到了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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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我们用吉尔伯特和萨利文的话来说，他们的确爱上了那个丑女人，牵起她的手，赢得了她的心，以及她的钱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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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Hesketh Pearson，Dizzy：The Life and Personality of Benjamin Disraeli，Earl of Beaconsfield（New York：Harper andBrothers，1951），135. 在第75～76页，皮尔森（Pearson）写道：“他们的生活总体上是在宁静中享有幸福，完全不受大多数夫妇任性争吵的损害，他不变的深情、耐心和温柔，她的神采奕奕、精明和冲动形成一种像他们非凡本质一样稀少的和谐。”第215页关于玛丽安妮·迪斯雷利的逝世，皮尔森引用了迪斯雷利的话：“看着她逐渐死去，我们曾长久而完整地在一起共享生活的甘苦，这令我整个儿怯懦下来。”“然而，尽管时有小争吵，约翰逊直到最后仍喜爱特蒂，彼此非常习惯，可能他并不在意她的抱怨……在特蒂生病的最后阶段，她的丈夫非常温柔地照顾她；但直到她于1752年3月17日逝去，他才意识到她对他有多重要。他悲痛至深，无法遏止……他感觉不到安慰。” Christopher Hibbert in The Personal History of Samuel Johnson（New York：Harper and Row，19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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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Paul de Rousiers，American Life（New York：Firmin-Didot and Co.，189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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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Rodó，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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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帕斯卡假定所有人类对上帝存在或不存在下注。由于上帝可能确实存在，并假设这情况下信者和不信者会分别得到无限的收益或损失。——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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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Rodó，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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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Max Weber，The Protestant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New York：Charles Scribner，1958），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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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Rousiers，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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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Bernard Henri-Lévy，American Vertigo：Traveling America in the Footsteps of Tocqueville（New York：Random House，2006），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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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Calling（呼召），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译为“天职”，并被学术界广泛接受。为避免混淆，本文采取“呼召”译法，但为了让读者阅读更流畅，本书在涉及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且确有需要时两词并列使用，而“天职”用在括号内。——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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