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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有船，有人，还有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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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战后的英国元气大伤，较之前少船、少人，也少钱，最重要的是厌战情绪空前高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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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戴高乐一样，温斯顿·丘吉尔也是一位不合时宜的人。他是为安妮女王赢得对法战争的马尔博罗公爵的后裔，在20世纪30年代的英国一直因格格不入而处于彷徨与困惑之中，直到阿道夫·希特勒上台后的恐怖威胁把英国人短暂地带回到他们传统的价值观中。他充分调动依然强大的传统爱国主义热情，成功地团结英国人民，赢得了另一场世界大战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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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后，大英帝国的衰落又一次削弱了英国的传统政治。传统主义似乎越来越局限于狭隘的思想和反动的目标中。比方说，本土主义者就反对来自牙买加和巴基斯坦这些大英帝国之前的殖民地的移民。足球流氓和种族主义暴力光头党似乎成为战后很长一段时间内英国平民民族主义的存储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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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平民民族主义在英国又有复兴的势头。随着世界大战屠杀和帝国衰落的记忆慢慢淡化，加入欧共体的经历反常地复兴了英国民族主义，就像苏格兰和威尔士恢复了它们基于非理性传统的民族认同观念一样。欧盟总部布鲁塞尔的官僚主义如幽灵般“接管着”英国生活方式，并将那些格格不入的欧陆规范强加到英国社会之上，逐渐滋生了基于国家认同的新型英国爱国主义。这种爱国主义并不渴望看到英国能够再一次称霸全球，也完全不愿让法兰德斯战场的血腥屠杀再次重演。然而，它像记忆和文化一样是基于非理性的力量，并且无比强大。马岛战争对阿根廷的胜利也导致了传统的狭隘民族主义的苏醒。平民民族主义和认同政治再次形成不可小觑的力量，伴随着苏格兰和英格兰进入21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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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美国平民民族主义的危机部分反映了塑造英国政治的力量，同时它也是美国发展过程中的产物。两次世界大战的血腥屠杀给美国舆论造成很大的影响，即使任何一场大战的美国死亡人数都远不及当年的美国内战。20世纪的二三十年代诚然是美国历史上最为和平也最为孤立的时期。然而，相比于外面世界的战事，美国的内部动力在更大程度上导致了平民主义的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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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规模移民引发的一系列身份认同质疑贯穿了整个19世纪，反爱尔兰和反天主教情绪也在19世纪大部分时期空前高涨。内战后，移民的属性也发生了变化。意大利、波兰和俄罗斯取代之前的英国（包括爱尔兰）和德国，成为移民的主要力量。大多数国内舆论认为新移民比老移民更难融合，也更难同化；很多精英阶层的观察员同时也是蛊惑人心的平民主义政客，他们警告说，新一轮的移民大潮来势汹汹，都是完全不同且充满危险的人群，美国的“身份认同”在这一轮大潮下几近淹没，危机四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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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果之一便是平民传统的潜在后备力量分裂进入了相互敌对的阵营。到最后，在一个人口由来自众多不同的国家、拥有不同的传统的移民组成的国家，平民传统会意味着什么呢？20世纪20年代时，人们不仅对代价惨重的一战持反对态度，同时三K党也在美国北部回潮，矛头直指天主教和犹太移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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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的发生加之时间的推移，又开始把“传统的”美国平民主义重新整合到一起。内战留下的伤口也在时间这剂良药下慢慢愈合。这片土地上的移民用实际行动证明了他们的铮铮爱国心，他们不断去适应美国的价值观，在二战和朝鲜战争中，他们同样不为人后，英勇为国效忠。美国天主教的圣统制激发了教友们更深厚的爱国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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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20世纪末，美国平民民族主义的危机时代早已结束，越战的阴影也几近消失。普通民众心目中再次出现了这样一种观念，即深刻的美国价值观既不扎根于法律文件，也不扎根于圣经，而是深深依附在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和情感当中，而这样的价值观正是指导政治事务的重要来源。这种信念是国家政治事务中的主要因素。安立甘式三角形中传统的支撑脚不仅健全而有活力，还能时不时地踢一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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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示的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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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个世纪以来，启示宗教的影响力在英美国家也是时高时低，盛衰盈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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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88年光荣革命之后，激进的新教教派在英国丧失了有利地位。在教育水平普遍提高的大环境下，新教倾向如轻烟般消散到了理性主义中，这意味着众多坚定不移的新教徒后代成了自由主义不可知论者。《多佛滩》是英国诗人马修·阿诺德（Matthew Arnold）的作品，他用悲凉的笔调描绘了信仰的缓慢退潮。马修的父亲、虔诚的基督徒和教育改革者托马斯·阿诺德（Thomas Arnold）是著名的拉格比学校校长，他将体育教育思想和基督教道德融合，倡导强身派基督教。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英国出现大量广受欢迎的宗教觉醒文学作品，显示了曾经权威的福音派和新教认信演变和衰退的过程。尤其是达尔文主义和现代方法的文本分析的出现，使得新教一直以来尊崇圣经为上帝无误箴言的信念开始动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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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精英圈之外受教育程度较低的福音派教徒、天主教徒和异教徒中，有额外的力量在起作用。无数（往往）虔诚的英国人离开故土成为移民；在20世纪相当长的时间里，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和美国这些地方，在一定程度上宗教影响力都超过了英国。19世纪，摩门教传教士将数以万计的英国改宗者带到美国，对于天主教徒和非圣公教的新教徒来说，英语为母语的海外领土为他们提供了在国内极难寻觅的机会和平等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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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宗教启示在英国政治事务中仍然有效力。自威廉三世加冕以来，直到1837年天主教徒才第一次被允许在国会谋得一席之地，奉行天主教的爱尔兰协同少数英格兰和苏格兰新近敢言且自信的天主教徒少数派，继续拥护启示宗教的重要性，认定这是英国政治的权威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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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的新教在20世纪持续衰落，进而削弱了英国宗教认同里新教徒的力量，而爱尔兰的独立更意味着天主教的影响力在英国政治中被严重削弱。这一衰退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苏格兰和威尔士的宗教情感的减弱，几个世纪以来，这两个地方分别是加尔文主义和卫斯理宗的大本营。社会主义在英国兴起，起初带有强烈的基督教色彩，但随着时间推进到20世纪，它已是越来越世俗化，这更进一步削弱了宗教启示作为英国政治中合法性和权威性来源的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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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的最后几十年又发生了变化。这次在英国本地人中没有发生显著的宗教复兴，却有一批又一批从以前英国殖民地过来的移民潮。从印度次大陆过来的穆斯林，从西印度群岛和非洲来的基督徒，都给英国政治带来新的考量和价值体系。以前被认为是永远从政治中剔除的议题，又再次被拿出来在国会上辩论，比如亵渎法的必要性等。一个从根本上反对现状的少数派组织于21世纪出现，其中还包含一个较小的群体，在特定情况下，他们甚至不惜以流血暴力来达到摧毁的目的，这着实让众多英国人大为惊恐。他们的前辈可能会对各宗教间的矛盾冲突较为熟悉，比如说发生在天主教和新教之间、新教不同派系之间，以及怨气重重的爱尔兰天主教农民和英国政府之间的各种冲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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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启示同样也是时起时落，但在大部分时间里，宗教在美国社会发挥的作用远远大于在不列颠群岛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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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有意识地争取让美国社会能够反映出宗教启示，新英格兰地区成为原初的总部所在。这个地区的移民主要是由在英国内战时期支持议会的清教徒组成，所以他们从未热情对待王室。在查理二世成功复辟后，国王的司法大臣试图以叛国罪逮捕幸存的“弑君法官”，谴责后者将查理二世的父亲送上了断头台。纽黑文的清教徒齐心把三位法官藏在一个洞穴中，躲过了王室人员的搜查，后来又将该城市的三条主要大道以这三位法官的名字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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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世纪的大觉醒运动再次点燃了新英格兰地区的宗教热情，但自革命时期以来，新英格兰朝着更加世俗化和理性化的方向进发。在启蒙运动的影响下，哈佛神学院于1803年成为唯一神教派，新英格兰地区的人们认为三位一体的教义和神迹是有悖于理性的，所以不值得他们去接受。耶鲁大学校长蒂莫西·德怀特（Timothy Dwight）力图维持学校的正统，甚至把希伯来文放入必修科目，这样本科学生就可以读懂《旧约》的原本——但他是逆潮流而行。从19世纪至今，新英格兰人稳健持续地向理性主义方向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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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新英格兰人的世俗主义仍是在加尔文主义背景的影响之下。它从过去到现在一直都是道德的，甚至是注重道德说教的世俗主义。这可不是塔列朗（Talleyrand）的那种享乐世俗的无信仰，而是延续超越宗教界限的新教原则的清教主义。真正的北方世俗主义，已经把新英格兰祖先的宗教信念和热情都转化成为一整套世俗政治价值观。对于南部的基要主义，北方世俗主义的人们不甚愉悦，也不会轻松容忍；加尔文信徒则对异端邪说回应激烈。北方世俗主义的道德热情对于保持美国生活的活力大有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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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南方已经朝着另一个方向前行。除了（短期内）庇护天主教的马里兰之外，南方各殖民地的商业意图远远超过宗教意图，在残酷剥削着奴隶们和契约劳工的种植园社会里，圣经并不受太多的关注。众所周知，种植园主们阻止传教士向奴隶传教，担心英国普通法系会不认可将受洗的基督徒当作奴隶使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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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着美国宗教重心的南移，美国宗教生活走向民主化，这意义深远。殖民地的教堂基本都是英国国教教会。重要的神职人员是士绅领导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建制宗教权势的衰退（马萨诸塞州是最后一个取消官方宗教的州，公理会在该州的官方宗教地位一直持续到1833年）随着平民主义力量接管美国宗教的领导权而加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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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基督教很快开始往其他方向发展。那些历史悠久的宪制宗教改革（Magisterial Reformation）[2]教派（信义宗、圣公会、长老会、公理会）相比于更为平民主义的卫斯理循道宗和再洗礼派（再洗礼派在美国被称作浸信会，这令人迷惑），已经渐渐失去了优势。这些教派和其他一些新的教派因以下几个方面而为世人所知：等级制度更平缓，会众对崇拜的控制水平更高，全国性组织的力量更弱小，不再过分强调神学的细微差别，以及在传教和崇拜时赋予更多的感情色彩等。回头看，当年的肯塔基宗教复兴引发了基于宪制宗教改革的、新英格兰清教被南方和西方基督教取而代之的漫长过程，这种基督教强调个人的皈依，并可追溯到再洗礼教派运动以及德国和英国的虔信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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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宗教复兴反复出现，美国和英国的前进方向是一致的，尽管美国走得不像英国那么远。也就是说，理性的力量越来越壮大，而非理性的（或者他们党派所说的超理性的）启示和传统的势力开始衰退。达尔文主义和圣经批判学都使得这个时期启示宗教的影响力在那些受过良好教育的人的心中大为减弱。与此同时，启示宗教的信仰新来源在美国也同样大为减弱，因为美国的天主教和犹太教离开了它们旧有的信仰共体，或是它们各自的信仰更加“理性化”和“开明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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