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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的最后三十年，这些趋势发生了戏剧化的逆转。主流新教派挣扎着，但还是不可避免地在缩小，福音派和五旬节派教会迅速扩张，势不可当。第二次梵蒂冈大公会议后，纪律严明且决心坚定的若望·保禄二世和教皇本笃十六世坚持罗马要更进一步地控制美国教会，这也使得沦为牺牲品的自由派天主教更加难以出头。在犹太教当中，借由人口增长和宗教复兴，正统犹太教和极端正统犹太教运动都呈增长势头，同时形式更自由的犹太教也奋力挣扎来保住它们的领地，对抗世俗化和异族通婚等趋势。穆斯林移民，虽然规模不大，仍然像在英国的穆斯林移民一样表达了他们的意见，即希望美国政治要对上帝的律法做出积极回应，而不是响应那些人类的传统和推理，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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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的兴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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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英美政治中，理性的历程同样是时起时落、跌宕起伏。直到最近，陀螺仪的旋转势头才强有力地向理性那一边靠近，有时甚至超出极点。尤其是二战后的英国（美国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如此），在与启示、传统的较量中，彻底和永久的胜利看起来是属于理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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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的胜利主要归因于以下两点：一是因为另外两方的吸引力日渐衰退且矛盾多多；二是在政治上，理性作为合法性和权威性的来源，更好地适应了现代社会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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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妮女王之后的三个世纪见证了工具理性的扩张。要保持当代社会的基础设施和基本服务，就必须有由技术合格的技术人员组成的特别组织，他们沿理性之路达到确定目标。那些负责主要城市电力供应或者控制空中飞行系统的事业，显然不能依靠传统来运作，不论这传统是贵族式的还是大众式的，都无从指导以履行这些职责。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人们不会得到很好的建议，无论是依据上帝的感召而调节他们的活动，还是在经文中寻找如何制定飞行线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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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科学的、理性的职业之能力不断增长，人们对权威性尤为尊重，甚至超越他们的专业领域。以前的妇女怀孕生子，信任和依赖的都是助产士或民间从业人士，而现代女性则会选择医院的医生，通常很多妇产科医生都是男性。对比宗教和传统二者的影响力来说，理性的箴言被证明是有效的，而且没给宗教和传统留任何情面：我们祖辈冥思苦想不得其解的事情，现在我们知道是为什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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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国家高度来看，这种公共和大众态度的转变显得尤为重要，在政治上也是如此。由于建立了政府公务员制度，先是英国后是美国，从19世纪后半叶开始，政府的职业化程度越来越高，工作必须是受过训练的合格人员才能胜任。传统老式的英国观念认为，任何有适当教养的非专业人士，如果被召唤的话，都能统辖新南威尔士；美国杰克逊主义者认为任何一个普通人都能完全胜任政府管理事务。回头看看这些观念，无一不显得可笑、过时且不恰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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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自然科学的声望越来越高，社会科学也紧随其后。人们认为，通过科学的调查和严谨的分析可以消除各种棘手的社会问题，从而创建一个更美好的新世界。在大多数情况下确实如此，但在有些情况下，也不尽然。可怕的狂热和幻觉互相交替，严重影响到人类福祉和自知之明。种族科学、颅相学、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监狱管理学、有计划的重工业经济发展、马列主义政治学、优生学和精神病人的绝育等，上述所有观念都在不同时间受到热情地宣扬，被认为和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一样具有科学的真实性。这些观念产生的后果有些是滑稽可笑的，但更多的是残忍和悲惨的。英国最有才智的那些人通过社会科学得出以下的结论：正确应对爱尔兰土豆大饥荒的措施是，不过度向灾民大量分发便宜或免费的食物，以免干扰爱尔兰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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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还是偶尔有一些令人不安的后果出现，几百年以来，基于理性的政府治理和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使得理性作为合法性首要来源的威望也不断增长。很多人把进步定义为用科学的方法和观念取代政府管理当中的非理性形式（例如传统），以及取代关于世界的非理性思考（例如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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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政治日益在以下两者之间展开竞争：一是致力于通过职业公务员制度逐步改善政治的启蒙自由主义；二是工党较为温和的、有独特英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它正在取代不遵奉国教的新教信仰而成为工人阶级的主导意识形态。这两种政治形式都是理性化的；关于启示宗教应该成为政府政策的决定因素的观念，在20世纪的英国已被公认为是非常荒谬的事情；同样，认为要用强硬武力外交和沙文主义来塑造国家政治文化的理念，也失去了市场。在政治家克莱门特·艾德礼（Clement Attlee）带领英国工党于1945年取得大选胜利之后，英国开始长时间的努力，试图把过去抛在脑后，从而建立一个全新的现代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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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启示宗教和普遍的民族主义传统从未减弱到英国这种程度，不过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却由理性占据了政治的最高点。美国民权运动留下了深刻的道德教训，说明美国很大部分的传统民间价值观是存在严重缺陷的；国家必须以超常的意志力和决心，去战胜深植人们观念当中的难堪而悲剧性的种族歧视，并对美国历史进行彻底反思。肯尼迪和早期的约翰逊政府在经济发展方面的成功，巩固了看似违背常理的凯恩斯经济学派的声望。阿波罗登月计划的成功同样也是理性的胜利，和人性当中很深的前理性层面产生了共鸣。训练有素的社会和自然科学家们公布了更多的计划，比如攻克癌症、消灭贫困等，看上去似乎都很有道理。美国的专家们从未这样雄心勃勃，他们身上也寄托着美国人民前所未有的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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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营号角已吹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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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登·约翰逊倡导的“伟大社会”之后的时代是美国专业政治的全盛时期，很容易看到安立甘式三角形中的其他元素是如何在英美政治中重申自己的。但因为理性目标已和进步发展牢不可分，唯有理性的道路才能通向西方资本主义，大家普遍的担心就是如果那些非理性要素重新回到政治当中，英国或美国，抑或两个国家的动态社会都将走到尽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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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角形的三极引力所产生的新的力量平衡，还有美国的陀螺仪旋转的新趋势并未朝向甚至转过理性的那一边，而是从理性那边飞掠而过，在很多富有思想的人看来，这都令人担忧且伴随着不祥预感。最近给政治带来新力量的一系列宗教复兴运动都是基于传统的美国福音派的理念，大众都在呼吁“重建”一个基督教的美国。平民民族主义自身在复兴，因为移民后裔和本土平民主义者在罗纳德·里根等政治家那里找到了共鸣。与此同时，理性的力量尽管依然强大，但在遭受一连串挫折之后，社会已经不再那么顺从专业人士、学者专家和其他理性主义者的意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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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的总统大选，乔治·W.布什在一片争议声中取得胜利，美国人生活中的理性主义受到威胁，溃不成军。从某些方面来看，争夺最高法院的斗争集中体现了理性主义派别的新防守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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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推翻了之前一些民权案件的判决，当时的判决把美国民众对种族不平等的普遍态度带入了对宪法的理解当中。经过一代人的努力，新的法理使人们对法律体系有了非常重要且无可争议的全新理解。在另一些案件中，新的法理则遭到越来越多的强烈反对。很多新右翼学者认为没有最高法院在很多事情上的判决，比如说禁止学校祷告、废除市政厅的耶稣诞生场景、推翻规定未成年人堕胎必须有父母同意的法案、废除对不涉及儿童的色情产品的制作和销售的限制规定等，那种巨大的保守力量在美国政治中的复苏可能就不会发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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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最高法院立场的本质是，唯有理性才是解读宪法的根据。美国人的“民间信仰”不能被当作背景而赋予其原则以意义，绝大多数人民所信奉的基督教也不能影响对宪法的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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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这些社会问题处理方法的反对声浪不断上升，加上美国福音派宗教的显著复兴，以及杰克逊式民粹主义高涨，种种现象都让很多观察家开始担心，美国可能濒临平民主义神权政治的边缘：福音派和保守的天主教徒把他们的宗教热情与盲目的平民主义相融合。这样的联盟将使得最高法院的决策倒退半个世纪，并用神启独裁取代理性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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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不太可能的。安立甘式三角远比它看上去要稳固得多。在结构上，值得指出的是只有在理性占据主导地位的时候，传统和启示联手才能发挥更大的效果。得人心的民族主义者和严肃的基督徒们将联手与掌握霸权的世俗理性对抗，后者既反对民间价值观，也不支持基督教正统主义。但随着威胁缩减，人们更容易清晰地看到美国的民间价值观和圣经的教诲相去甚远。美国的民间价值观对很多社会问题主张和平共处；福音派和天主教版本的基督教在性关系和经济问题上则更具入侵性。人们已经在讨论共和党内部宗教右翼和自由主义者之间的分裂；当美国的陀螺仪开始少许地远离理性而旋转时，这种政治上的断层线将会更加明显和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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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申一下我之前就安立甘式社会所表述的一个要点：理性、启示和传统的信徒们，每一派都坚信他们最欣赏的价值观是社会的关键所在，但社会恰恰是动态社会，因为没有哪一种价值观具备控制它的远见和洞察力。三角形的每一边，都会用自己的方式创建一个绝对系统。在宗教体系中，将会出现神权政治。在传统体系中，将会出现保守的平民主义不断反抗社会和经济变化。一个单极的理性体系将会尽可能地消除一些来自公共领域的决定，唯恐那些持有“非理性”和“过时”观点的民众对必要的革新和改进怀恨在心。从某种意义上说，它越来越像打了兴奋剂的欧盟：一个受精英驱动的政策体系与公众情绪渐行渐远，甚至比以往更全力追求它所构想的普遍福祉。更糟糕的是，它把努力的劲头用在了做坏事上，就像做好事一样：如果20世纪20年代美国进步论者享有终极权利的话，他们可能会对那些精神病患者和遗传病患者实施具有强烈人种偏见的强制绝育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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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体系最后通常都会分崩离析，结局并不愉快。尽管被剥夺了正常的政治途径和政治责任，启示和传统的力量却不会因此而烟消云散。相反，它们会以危险、激进的狭隘平民主义形式再度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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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人可能会对目前一些因为政治和文化的重新均衡而制定的政策感到遗憾，但整体而言，我们正在目睹美国社会充满活力的西进过程，而不是很快折返回东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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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平民传统主义和“被热捧的”宗教发挥着更大的作用，值得指出的是，美国生活的传统和宗教方面，都是美国社会在不挑起争端的情况下，不断调整以适应快速变革的过程一部分。它们是这个更具活力、更加开放性的社会的一个方面，使得美国保持平衡，不断攀登高峰和险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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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前进，再回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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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美社会中最奇怪的特征之一就是快速变化的现状和不变的传统表象共存。英国的君主政体就是最好的证明。维多利亚女王时代的英国，可以说是工业革命的最前沿，但维多利亚女王和当年的安妮女王一样，把王位坐得稳稳的。1852年之后，革命性的法律使自由贸易制度化，并瓦解了中世纪行会和福利体系的残余，这残余并非留存于积极、有意识的现代结构中，而是留存于英国国会大厦那座哥特复兴式建筑当中。在不切断社会深厚根基的同时保有现代化发展的能力，这对于保持讲英语社会的稳定和活力至关重要。美国政治当中非理性力量的复苏就是这个体系的实例，见证不同政见和无序状态也能增强稳定性和活力。美国南方的白人一直都是美国社会传统和宗教当代复兴的基础力量和先锋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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