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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精英圈之外受教育程度较低的福音派教徒、天主教徒和异教徒中，有额外的力量在起作用。无数（往往）虔诚的英国人离开故土成为移民；在20世纪相当长的时间里，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和美国这些地方，在一定程度上宗教影响力都超过了英国。19世纪，摩门教传教士将数以万计的英国改宗者带到美国，对于天主教徒和非圣公教的新教徒来说，英语为母语的海外领土为他们提供了在国内极难寻觅的机会和平等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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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宗教启示在英国政治事务中仍然有效力。自威廉三世加冕以来，直到1837年天主教徒才第一次被允许在国会谋得一席之地，奉行天主教的爱尔兰协同少数英格兰和苏格兰新近敢言且自信的天主教徒少数派，继续拥护启示宗教的重要性，认定这是英国政治的权威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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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的新教在20世纪持续衰落，进而削弱了英国宗教认同里新教徒的力量，而爱尔兰的独立更意味着天主教的影响力在英国政治中被严重削弱。这一衰退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苏格兰和威尔士的宗教情感的减弱，几个世纪以来，这两个地方分别是加尔文主义和卫斯理宗的大本营。社会主义在英国兴起，起初带有强烈的基督教色彩，但随着时间推进到20世纪，它已是越来越世俗化，这更进一步削弱了宗教启示作为英国政治中合法性和权威性来源的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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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的最后几十年又发生了变化。这次在英国本地人中没有发生显著的宗教复兴，却有一批又一批从以前英国殖民地过来的移民潮。从印度次大陆过来的穆斯林，从西印度群岛和非洲来的基督徒，都给英国政治带来新的考量和价值体系。以前被认为是永远从政治中剔除的议题，又再次被拿出来在国会上辩论，比如亵渎法的必要性等。一个从根本上反对现状的少数派组织于21世纪出现，其中还包含一个较小的群体，在特定情况下，他们甚至不惜以流血暴力来达到摧毁的目的，这着实让众多英国人大为惊恐。他们的前辈可能会对各宗教间的矛盾冲突较为熟悉，比如说发生在天主教和新教之间、新教不同派系之间，以及怨气重重的爱尔兰天主教农民和英国政府之间的各种冲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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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启示同样也是时起时落，但在大部分时间里，宗教在美国社会发挥的作用远远大于在不列颠群岛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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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有意识地争取让美国社会能够反映出宗教启示，新英格兰地区成为原初的总部所在。这个地区的移民主要是由在英国内战时期支持议会的清教徒组成，所以他们从未热情对待王室。在查理二世成功复辟后，国王的司法大臣试图以叛国罪逮捕幸存的“弑君法官”，谴责后者将查理二世的父亲送上了断头台。纽黑文的清教徒齐心把三位法官藏在一个洞穴中，躲过了王室人员的搜查，后来又将该城市的三条主要大道以这三位法官的名字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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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世纪的大觉醒运动再次点燃了新英格兰地区的宗教热情，但自革命时期以来，新英格兰朝着更加世俗化和理性化的方向进发。在启蒙运动的影响下，哈佛神学院于1803年成为唯一神教派，新英格兰地区的人们认为三位一体的教义和神迹是有悖于理性的，所以不值得他们去接受。耶鲁大学校长蒂莫西·德怀特（Timothy Dwight）力图维持学校的正统，甚至把希伯来文放入必修科目，这样本科学生就可以读懂《旧约》的原本——但他是逆潮流而行。从19世纪至今，新英格兰人稳健持续地向理性主义方向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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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新英格兰人的世俗主义仍是在加尔文主义背景的影响之下。它从过去到现在一直都是道德的，甚至是注重道德说教的世俗主义。这可不是塔列朗（Talleyrand）的那种享乐世俗的无信仰，而是延续超越宗教界限的新教原则的清教主义。真正的北方世俗主义，已经把新英格兰祖先的宗教信念和热情都转化成为一整套世俗政治价值观。对于南部的基要主义，北方世俗主义的人们不甚愉悦，也不会轻松容忍；加尔文信徒则对异端邪说回应激烈。北方世俗主义的道德热情对于保持美国生活的活力大有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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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南方已经朝着另一个方向前行。除了（短期内）庇护天主教的马里兰之外，南方各殖民地的商业意图远远超过宗教意图，在残酷剥削着奴隶们和契约劳工的种植园社会里，圣经并不受太多的关注。众所周知，种植园主们阻止传教士向奴隶传教，担心英国普通法系会不认可将受洗的基督徒当作奴隶使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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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着美国宗教重心的南移，美国宗教生活走向民主化，这意义深远。殖民地的教堂基本都是英国国教教会。重要的神职人员是士绅领导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建制宗教权势的衰退（马萨诸塞州是最后一个取消官方宗教的州，公理会在该州的官方宗教地位一直持续到1833年）随着平民主义力量接管美国宗教的领导权而加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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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基督教很快开始往其他方向发展。那些历史悠久的宪制宗教改革（Magisterial Reformation）[2]教派（信义宗、圣公会、长老会、公理会）相比于更为平民主义的卫斯理循道宗和再洗礼派（再洗礼派在美国被称作浸信会，这令人迷惑），已经渐渐失去了优势。这些教派和其他一些新的教派因以下几个方面而为世人所知：等级制度更平缓，会众对崇拜的控制水平更高，全国性组织的力量更弱小，不再过分强调神学的细微差别，以及在传教和崇拜时赋予更多的感情色彩等。回头看，当年的肯塔基宗教复兴引发了基于宪制宗教改革的、新英格兰清教被南方和西方基督教取而代之的漫长过程，这种基督教强调个人的皈依，并可追溯到再洗礼教派运动以及德国和英国的虔信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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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宗教复兴反复出现，美国和英国的前进方向是一致的，尽管美国走得不像英国那么远。也就是说，理性的力量越来越壮大，而非理性的（或者他们党派所说的超理性的）启示和传统的势力开始衰退。达尔文主义和圣经批判学都使得这个时期启示宗教的影响力在那些受过良好教育的人的心中大为减弱。与此同时，启示宗教的信仰新来源在美国也同样大为减弱，因为美国的天主教和犹太教离开了它们旧有的信仰共体，或是它们各自的信仰更加“理性化”和“开明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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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的最后三十年，这些趋势发生了戏剧化的逆转。主流新教派挣扎着，但还是不可避免地在缩小，福音派和五旬节派教会迅速扩张，势不可当。第二次梵蒂冈大公会议后，纪律严明且决心坚定的若望·保禄二世和教皇本笃十六世坚持罗马要更进一步地控制美国教会，这也使得沦为牺牲品的自由派天主教更加难以出头。在犹太教当中，借由人口增长和宗教复兴，正统犹太教和极端正统犹太教运动都呈增长势头，同时形式更自由的犹太教也奋力挣扎来保住它们的领地，对抗世俗化和异族通婚等趋势。穆斯林移民，虽然规模不大，仍然像在英国的穆斯林移民一样表达了他们的意见，即希望美国政治要对上帝的律法做出积极回应，而不是响应那些人类的传统和推理，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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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的兴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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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英美政治中，理性的历程同样是时起时落、跌宕起伏。直到最近，陀螺仪的旋转势头才强有力地向理性那一边靠近，有时甚至超出极点。尤其是二战后的英国（美国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如此），在与启示、传统的较量中，彻底和永久的胜利看起来是属于理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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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的胜利主要归因于以下两点：一是因为另外两方的吸引力日渐衰退且矛盾多多；二是在政治上，理性作为合法性和权威性的来源，更好地适应了现代社会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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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妮女王之后的三个世纪见证了工具理性的扩张。要保持当代社会的基础设施和基本服务，就必须有由技术合格的技术人员组成的特别组织，他们沿理性之路达到确定目标。那些负责主要城市电力供应或者控制空中飞行系统的事业，显然不能依靠传统来运作，不论这传统是贵族式的还是大众式的，都无从指导以履行这些职责。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人们不会得到很好的建议，无论是依据上帝的感召而调节他们的活动，还是在经文中寻找如何制定飞行线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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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科学的、理性的职业之能力不断增长，人们对权威性尤为尊重，甚至超越他们的专业领域。以前的妇女怀孕生子，信任和依赖的都是助产士或民间从业人士，而现代女性则会选择医院的医生，通常很多妇产科医生都是男性。对比宗教和传统二者的影响力来说，理性的箴言被证明是有效的，而且没给宗教和传统留任何情面：我们祖辈冥思苦想不得其解的事情，现在我们知道是为什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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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国家高度来看，这种公共和大众态度的转变显得尤为重要，在政治上也是如此。由于建立了政府公务员制度，先是英国后是美国，从19世纪后半叶开始，政府的职业化程度越来越高，工作必须是受过训练的合格人员才能胜任。传统老式的英国观念认为，任何有适当教养的非专业人士，如果被召唤的话，都能统辖新南威尔士；美国杰克逊主义者认为任何一个普通人都能完全胜任政府管理事务。回头看看这些观念，无一不显得可笑、过时且不恰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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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自然科学的声望越来越高，社会科学也紧随其后。人们认为，通过科学的调查和严谨的分析可以消除各种棘手的社会问题，从而创建一个更美好的新世界。在大多数情况下确实如此，但在有些情况下，也不尽然。可怕的狂热和幻觉互相交替，严重影响到人类福祉和自知之明。种族科学、颅相学、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监狱管理学、有计划的重工业经济发展、马列主义政治学、优生学和精神病人的绝育等，上述所有观念都在不同时间受到热情地宣扬，被认为和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一样具有科学的真实性。这些观念产生的后果有些是滑稽可笑的，但更多的是残忍和悲惨的。英国最有才智的那些人通过社会科学得出以下的结论：正确应对爱尔兰土豆大饥荒的措施是，不过度向灾民大量分发便宜或免费的食物，以免干扰爱尔兰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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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还是偶尔有一些令人不安的后果出现，几百年以来，基于理性的政府治理和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使得理性作为合法性首要来源的威望也不断增长。很多人把进步定义为用科学的方法和观念取代政府管理当中的非理性形式（例如传统），以及取代关于世界的非理性思考（例如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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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政治日益在以下两者之间展开竞争：一是致力于通过职业公务员制度逐步改善政治的启蒙自由主义；二是工党较为温和的、有独特英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它正在取代不遵奉国教的新教信仰而成为工人阶级的主导意识形态。这两种政治形式都是理性化的；关于启示宗教应该成为政府政策的决定因素的观念，在20世纪的英国已被公认为是非常荒谬的事情；同样，认为要用强硬武力外交和沙文主义来塑造国家政治文化的理念，也失去了市场。在政治家克莱门特·艾德礼（Clement Attlee）带领英国工党于1945年取得大选胜利之后，英国开始长时间的努力，试图把过去抛在脑后，从而建立一个全新的现代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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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启示宗教和普遍的民族主义传统从未减弱到英国这种程度，不过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却由理性占据了政治的最高点。美国民权运动留下了深刻的道德教训，说明美国很大部分的传统民间价值观是存在严重缺陷的；国家必须以超常的意志力和决心，去战胜深植人们观念当中的难堪而悲剧性的种族歧视，并对美国历史进行彻底反思。肯尼迪和早期的约翰逊政府在经济发展方面的成功，巩固了看似违背常理的凯恩斯经济学派的声望。阿波罗登月计划的成功同样也是理性的胜利，和人性当中很深的前理性层面产生了共鸣。训练有素的社会和自然科学家们公布了更多的计划，比如攻克癌症、消灭贫困等，看上去似乎都很有道理。美国的专家们从未这样雄心勃勃，他们身上也寄托着美国人民前所未有的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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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营号角已吹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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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登·约翰逊倡导的“伟大社会”之后的时代是美国专业政治的全盛时期，很容易看到安立甘式三角形中的其他元素是如何在英美政治中重申自己的。但因为理性目标已和进步发展牢不可分，唯有理性的道路才能通向西方资本主义，大家普遍的担心就是如果那些非理性要素重新回到政治当中，英国或美国，抑或两个国家的动态社会都将走到尽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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