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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角形的三极引力所产生的新的力量平衡，还有美国的陀螺仪旋转的新趋势并未朝向甚至转过理性的那一边，而是从理性那边飞掠而过，在很多富有思想的人看来，这都令人担忧且伴随着不祥预感。最近给政治带来新力量的一系列宗教复兴运动都是基于传统的美国福音派的理念，大众都在呼吁“重建”一个基督教的美国。平民民族主义自身在复兴，因为移民后裔和本土平民主义者在罗纳德·里根等政治家那里找到了共鸣。与此同时，理性的力量尽管依然强大，但在遭受一连串挫折之后，社会已经不再那么顺从专业人士、学者专家和其他理性主义者的意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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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的总统大选，乔治·W.布什在一片争议声中取得胜利，美国人生活中的理性主义受到威胁，溃不成军。从某些方面来看，争夺最高法院的斗争集中体现了理性主义派别的新防守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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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推翻了之前一些民权案件的判决，当时的判决把美国民众对种族不平等的普遍态度带入了对宪法的理解当中。经过一代人的努力，新的法理使人们对法律体系有了非常重要且无可争议的全新理解。在另一些案件中，新的法理则遭到越来越多的强烈反对。很多新右翼学者认为没有最高法院在很多事情上的判决，比如说禁止学校祷告、废除市政厅的耶稣诞生场景、推翻规定未成年人堕胎必须有父母同意的法案、废除对不涉及儿童的色情产品的制作和销售的限制规定等，那种巨大的保守力量在美国政治中的复苏可能就不会发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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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最高法院立场的本质是，唯有理性才是解读宪法的根据。美国人的“民间信仰”不能被当作背景而赋予其原则以意义，绝大多数人民所信奉的基督教也不能影响对宪法的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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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这些社会问题处理方法的反对声浪不断上升，加上美国福音派宗教的显著复兴，以及杰克逊式民粹主义高涨，种种现象都让很多观察家开始担心，美国可能濒临平民主义神权政治的边缘：福音派和保守的天主教徒把他们的宗教热情与盲目的平民主义相融合。这样的联盟将使得最高法院的决策倒退半个世纪，并用神启独裁取代理性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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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不太可能的。安立甘式三角远比它看上去要稳固得多。在结构上，值得指出的是只有在理性占据主导地位的时候，传统和启示联手才能发挥更大的效果。得人心的民族主义者和严肃的基督徒们将联手与掌握霸权的世俗理性对抗，后者既反对民间价值观，也不支持基督教正统主义。但随着威胁缩减，人们更容易清晰地看到美国的民间价值观和圣经的教诲相去甚远。美国的民间价值观对很多社会问题主张和平共处；福音派和天主教版本的基督教在性关系和经济问题上则更具入侵性。人们已经在讨论共和党内部宗教右翼和自由主义者之间的分裂；当美国的陀螺仪开始少许地远离理性而旋转时，这种政治上的断层线将会更加明显和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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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申一下我之前就安立甘式社会所表述的一个要点：理性、启示和传统的信徒们，每一派都坚信他们最欣赏的价值观是社会的关键所在，但社会恰恰是动态社会，因为没有哪一种价值观具备控制它的远见和洞察力。三角形的每一边，都会用自己的方式创建一个绝对系统。在宗教体系中，将会出现神权政治。在传统体系中，将会出现保守的平民主义不断反抗社会和经济变化。一个单极的理性体系将会尽可能地消除一些来自公共领域的决定，唯恐那些持有“非理性”和“过时”观点的民众对必要的革新和改进怀恨在心。从某种意义上说，它越来越像打了兴奋剂的欧盟：一个受精英驱动的政策体系与公众情绪渐行渐远，甚至比以往更全力追求它所构想的普遍福祉。更糟糕的是，它把努力的劲头用在了做坏事上，就像做好事一样：如果20世纪20年代美国进步论者享有终极权利的话，他们可能会对那些精神病患者和遗传病患者实施具有强烈人种偏见的强制绝育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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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体系最后通常都会分崩离析，结局并不愉快。尽管被剥夺了正常的政治途径和政治责任，启示和传统的力量却不会因此而烟消云散。相反，它们会以危险、激进的狭隘平民主义形式再度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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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人可能会对目前一些因为政治和文化的重新均衡而制定的政策感到遗憾，但整体而言，我们正在目睹美国社会充满活力的西进过程，而不是很快折返回东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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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平民传统主义和“被热捧的”宗教发挥着更大的作用，值得指出的是，美国生活的传统和宗教方面，都是美国社会在不挑起争端的情况下，不断调整以适应快速变革的过程一部分。它们是这个更具活力、更加开放性的社会的一个方面，使得美国保持平衡，不断攀登高峰和险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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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前进，再回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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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美社会中最奇怪的特征之一就是快速变化的现状和不变的传统表象共存。英国的君主政体就是最好的证明。维多利亚女王时代的英国，可以说是工业革命的最前沿，但维多利亚女王和当年的安妮女王一样，把王位坐得稳稳的。1852年之后，革命性的法律使自由贸易制度化，并瓦解了中世纪行会和福利体系的残余，这残余并非留存于积极、有意识的现代结构中，而是留存于英国国会大厦那座哥特复兴式建筑当中。在不切断社会深厚根基的同时保有现代化发展的能力，这对于保持讲英语社会的稳定和活力至关重要。美国政治当中非理性力量的复苏就是这个体系的实例，见证不同政见和无序状态也能增强稳定性和活力。美国南方的白人一直都是美国社会传统和宗教当代复兴的基础力量和先锋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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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这个群体自视为最忠诚，也最坚持自己在宗教和社会价值观方面的保守立场，估计这一点大部分非南方人和南方的非白人也都会认同。总的说来，南部白人一直都支持传统的家庭观。他们尊重祖先留下的传统，很多重要的传统价值观在美国其他地方已消失殆尽，可他们却很好地保存了下来，他们也以之为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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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看仔细一些，就会发现一幅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复杂的画面，其中保守主义和传统似乎很难看清楚。拿种族这个问题来说，我这个年纪的人对南方种族隔离还是留有记忆的，后来1963年的《民权法案》和1965年的《投票权法案》宣告了新时代的到来。我记得在小学五年级的时候，第一次有一个非裔同学和我们坐在同一间教室里。北卡罗来纳的教堂山是北卡罗来纳大学所在地，那时和现在都是南方其他地方自由主义和腐败堕落的罪恶之城，非裔美国人不允许去麦当劳或豪生快餐用餐；整个小镇中的两家电影院，只有一个电影院对他们开放，而且只能被迫坐在楼座上。我记得当时的饮水器和洗手间都清楚地标明是“白人专用”或者“有色人种使用”，所有公共事务和私人生活都被严格分开，《吉姆·克劳法》被暴民暴力执行，不同人种之间的通婚属于违法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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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那些到今天，正如郝思嘉所说的那样，都已随风而逝了。并非所有的南部白人，尤其是老一辈，完全放弃了旧时遗风；种族歧视、奴隶制度和种族隔离的后续效应持续损害着南方的政治和生活。不过我们这一代却见证了南方白人所经历的革命性社会变革，这些巨大的变革恰恰是几百年来，前几代白人用暴力成功抵制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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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在我出生的1952年，美国的南方腹地仍然主要是农村地区。在我的童年时代，司机在乡间开车时要时时小心路上的骡车。农场的孩子，无论是白人还是黑人，很少有读到高中毕业的。和祖祖辈辈一样，他们仍然生活在同一个县，有时甚至是他们祖先世代生活的同一个农场。当时南部最大的也是唯一真正意义上的城市亚特兰大，被视为一个格格不入的地方，一个新英格兰人入侵南部乡村的前哨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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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南部大多是郊区。人口结构也发生了变化。自南北战争以来，外国移民首次占据了南部人口的绝大多数。我小时候，整个小城的“外来家庭”几乎用一只手就能数完。拉美裔和亚裔人口在北卡罗来纳和佐治亚州迅速膨胀。1990～2004年，西班牙裔占了北卡罗来纳州增长人口的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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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也发生了转变。20世纪30年代，我母亲在南卡罗来纳长大；她清楚地记得家里第一次通上电的情形。我小时候生活的那片土地，很多人都住在没有油漆过的棚屋，里面没有通电也没有室内洗手间；少年时代，我在北卡罗来纳的乡村为启智计划招募小朋友，见到了很多营养不良、连一双鞋都没有的孩子。20世纪50年代，南卡罗来纳的人均收入仅是北卡罗来纳的69%。到2001年时，该地区人均收入整体上达到26351美元，是全国平均水平的87.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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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很多社会变革的其他迹象。禁酒令在我的童年时代仍然有效，就连大都市的餐厅里也不能卖酒，很多以乡村为主的县是支持禁酒运动的“干郡”，境内没有合法贩卖的烈酒和啤酒。“进步论者”不时地挑战这些限制禁令。公民投票结果显示，他们仍然拒绝为禁酒法律松绑。现在，这些事情也都成了过眼云烟。曾经滴酒不卖的小镇，现在都有同性恋酒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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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部白人的政治观念也同样发生了变化。多数观察家把南部白人从民主党向共和党的转变简单地归因于白人选民一如既往的保守主义，尤其是在种族和文化事务方面。大部分南部白人（尤其是最白的那些人）会同意这个看法。但政党认同的转变，往往伴随着社会对市场态度的革命性转变。南方的老民主党派拥护种族隔离州权，也支持平民主义、反对资本主义。在我的童年时代，南方人仍把资本主义看作北方佬的阴谋。威廉·詹宁斯·布赖恩（William Jennings Bryan）的经济平民主义获得了南方人的坚定支持，19世纪末20世纪初他三次以民主党身份竞选总统，但均未成功。南方白人农民家庭把北方企业利益，如铁路，看作对他们生活方式的巨大威胁。南方白人从来就没喜欢过那些联邦法规，对工人运动也没有特别的同情心，不过他们对大公司、大企业也持强烈的怀疑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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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的南方白人共和党以非常系统和一致的实际行动支持自由市场，远甚于他们的民主党父辈和祖辈。托马斯·杰斐逊对北方商业利益的怀疑态度，以及安德鲁·杰克逊对美国国家银行（Bank of the United States）的敌意，塑造了旧时代的民主党。南方白人如纽特·金里奇（Newt Gingrich）、比尔·弗里斯特（Bill Frist）和小布什为自由贸易的成功而欢呼喝彩，并强烈呼吁放松对货运和交通运输行业以及电力事业的管制，以上种种一定会让他们的民主党前辈们极为震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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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保守主义者的神学同样发生了急剧变化。美南浸信会曾为过去纵容和支持种族主义而正式道歉。生存权运动可能有一个针对堕胎问题的保守议程，但南方创立白人天主教-新教联盟在四十年前是不可思议的事情。那时候绝大多数南方新教徒仍把天主教会视作反基督教的邪教、巴比伦大淫妇。出了路易斯安那州和军事基地这样的北部前哨，在那个时代南部几乎没有天主教徒；从1970年到2000年，北卡罗来纳的天主教信徒增长了357%。[4]如今，在鲍勃·琼斯大学（极少数南方白人老旧传统仍然纯正遗留的地方）范围之外的地方，天主教已然成为上帝家庭的一分子；天主教和福音派的对话正在取代天主教和主流新教的对谈，成为普世合一运动中最有活力的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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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充斥着那些自认为是宗教保守派的激进革命者。跨种族的浸信会加入和天主教会的联合祷告，把自己看作各个战场上积极应对各种变化的勇士们。南方商人们周末会穿上邦联军人的服装来重温内战战役，但同时他们对北方佬从种族到经济各方面的理念和态度照样欣然接受。整体而言，仍然标榜自己是全国最保守、最受传统制约的南方白人，在国家经济和社会契约的革命性资本主义转型中，投入了全部的力量和影响力，而这样的转型正是他们的先辈不惜代价、拼尽全力来对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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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当代的宗教复兴运动似乎仍然受当年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分析的社会逻辑影响。在贤能统治的社会，每个人从初中开始就要面对越来越严格的要求，无论是考进好大学、找到工作，或者是开创并继续自己的事业，我们这个消费社会所提供的眼花缭乱的诱惑和机会，有可能会带来致命的破坏力。未成年人常常接触到一些露骨的色情内容和鼓吹反叛、消费和性探索的价值观。成人的享乐消费使得当年罗马帝王们的很多诱惑都相形见绌。有些富到流油或是人脉极广的美国人，可以常常享受奢华安逸的生活而丝毫不影响他们的事业或福祉等。但对大多数人来说，生活并没有那么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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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人无法屈服于身边的诱惑。生活在一个小且扎根很深的社区，朋友和亲戚的关注基本能使大家的行为准则遵从一致性。大多数美国人生活在郊区，很多人对自己的邻居都不甚了解。从任何角度来讲，他们的生活是彼此隔离的。工作的同事往往不太可能成为街坊邻居，而街坊邻居往往很少能正好在一个公司做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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