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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变化发生在一种文化之中，它深深沉浸于亚伯拉罕历史的智识习惯。对资本主义意义的反思，最终会创建一种新的亚伯拉罕世界观，因为人们以旧有的概念手段来解读新的主导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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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主义者——他们这样称呼自己——把希腊罗马文明的衰落看作发生在俗世间的亚当、夏娃的堕落。蒙昧无知且腐朽衰退的中世纪是黑暗又纷争不断的，如同上帝展示真正宗教之前的人类历史时代。人文主义者虚心地提议，理性和人文的重生堪比人类的救赎，“文艺复兴”这个名词就是指重生；当人文主义者重新与古典时期建立联结，社会也得到了“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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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重生经历是现代思想的起源，其观念认为当今世界是非比寻常的，甚至和刚刚过去的时代都有很大的不同。中间隔着中世纪黑暗深渊的古典时期和欧洲文艺复兴时期两大历史巅峰的美景催生了现代理念，反思现代性的意义所在同时也是在试图去解读历史进程的意义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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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人注目的是，在很大程度上，亚伯拉罕和资本主义叙事似乎彼此有亲和力。亚伯拉罕思想的智识和精神背景为解读和吸纳资本主义变化产生的后果提供了一个框架。事实上，资本主义叙事大大巩固了亚伯拉罕叙事。对于许多资本主义产生之前的传统社会来说，历史可以说是个抽象的名词。当人们只能看到生活中相对较少的社会变化时，亚伯拉罕的大画面式历史理念是疏远甚至遥远的。世界的萌芽阶段早已淹没在时间的迷雾中；上帝的干预将终结世界，其中包含着许多戏剧化的、被披上神秘和超自然外衣的事件，这些对于芸芸众生关心的事情来说，都是无法企及的遥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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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的到来改变了一切。历史开始在人类生活中真实存在。这不单单是事件和科技的脚步更为快速，历史的发展更为深入并影响到越来越多的人的生活。在前现代时期，一个王国在万里之遥的首府兴盛或衰败，对于那些每天刨地讨生活的农民的影响可谓微乎其微，不管谁坐王位，他们照样劳作，照样交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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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的生活在自然界力量的背景下展开，在季节更替、时光流逝中展开。“历史”确实是真正神圣的历史，但如同一些神秘的宗教信条一样，和人的日常生活并没有太大的关系。在信奉基督教的前现代欧洲，历史是涂画在教堂的墙壁上，或是描绘在教堂的彩绘玻璃上。少数神学家和知识分子可能关注涉及神圣历史的主题和世俗政治的细节的内容，但这些问题对于“社会大众”来说，几乎是微不足道的。“社会大众”在任何情况下都基本不存在，直到印刷术和识字普及创造出大众舆论，人们通过政治事件认知自己并感觉自己作为一个整体受其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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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只是资本主义让历史更可感知，因而令亚伯拉罕式社会中的亚伯拉罕宗教或意识形态更为可信和重要。在世界大部分地方，资本主义的到来直接导致了亚伯拉罕理念的胜利。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在发展中的亚洲和非洲获得很大胜利，就是因为当时新兴力量和社会关系的爆发摧毁了旧有模式，并发生了迅速、不稳定且非常不顺应民心的变革，而马克思主义则为人们去理解和接受这种突变提供了一个思想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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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挫折和失败从未间断，亚伯拉罕的历史和意识形态的基本概念还是通过现代主义的不同形式遍布世界各地；即便是在亚伯拉罕宗教影响力很有限的国家，现代主义的影响力沿着亚伯拉罕的路线越来越多地重塑着旧有理念和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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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被资本主义激活后，亚伯拉罕思想在有史料记载的人类生活中可以说是取得了无可匹敌的成功，历史上没有任何一场运动能够像它这样大规模、极深入地改变世界。亚伯拉罕主义的种种兴衰：基督教、自由民主和伊斯兰教如今在世界大部分地方风起云涌，而共产主义只不过是其前身的一个阴影罢了。然而，千禧年趋势仍在继续，并且在过去的三个世纪里急剧加速。我们赖以生存的世界仍在随着亚伯拉罕一神论及其世俗化兄弟姐妹的影响而不断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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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应许亚伯拉罕，要使其后裔如同繁星般数不胜数。事实如此，亚伯拉罕完全可以借用麦当劳的口号来宣称：“已为数十亿人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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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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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的亚伯拉罕一脉迅速分裂为争战不休的各个教派和亚教派，现代主义也不例外。此外，现代派事务中的分歧和其他派别中的矛盾并无二致，这些差异可谓旁观者清，当局者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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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主义者中的最大群体共享进步主义信仰。进步主义者相信人类就是，或者可以成为历史的主人。人们可以推断并理解历史规律。了解了历史规律，我们能够也应该去塑造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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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步主义意识形态的显著特征是认为历史由规律，比如说自然规律塑造。这就取代了神学理念——认为历史是由上帝的旨意和意愿打造的。这并不意味着所有的现代主义者，甚至所有的进步主义者，都是无神论者。虔诚的基督徒、穆斯林和犹太人都找到了自己的方法去调和进步主义意识形态与神学概念。但这也确实意味着，现代主义者可能愿意见到上帝在自然之内或通过自然做工，而不是凌驾于自然之上进行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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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尔·马克思在进步主义中的地位相当于托马斯·阿奎纳之于天主教，约翰·加尔文之于基督教新教。并非所有的进步主义都是马克思主义，也并非所有的天主教徒都是托马斯主义者，同样也不是所有的新教徒都是加尔文主义者，但阿奎纳、加尔文和马克思都对他们不同形式的信仰和思想进行了最充分、最系统的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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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奎纳和加尔文都是在伟大前辈著作的基础上建立自己的理论并对他们形成挑战。与此类似，马克思的亚伯拉罕历史观本质上是要扭转一个早已存在的历史原型，这种扭转如同移动山脉，挑战了整个世界。马克思的现代历史标准故事起承于哲学家黑格尔的理论体系，后者同样深深影响了弗朗西斯·福山。黑格尔发展出一条研究进步主义历史的智识和精神途径，试图将早期启蒙思想家的工作进行系统化整理，那些思想家已经草拟出了文艺复兴之后的进步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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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格尔的愿景更接近原始基督教模式，而非英国作家大卫·休谟和与法国启蒙运动相关的各种思想家和作者所创造的世界历史的世俗范式。黑格尔的信义宗传统神学基础对他的研究工作颇有影响。如同圣经历史一样，黑格尔哲学的历史始于一个纯真的天堂，那里人人平等。当人们的内部纷争不断出现时，原始的人人平等消失无踪，堕落早早降临。对于黑格尔而言，成为结果的不平等就是历史进程的原动力。人类最深切的需求是通过被其他自由的男人女人承认是平等的来完成人性的实现。历史进程是漫长的，人类在渴求认同感的强烈驱动下，会缓慢痛苦地建立一个使新型平等成为可能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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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幅历史画卷包含基督教历史图谱的所有核心结构特点，如纯真的花园，堕落产生系列问题需要历史去克服，以建立一个更高生活方式为目标的进步表现和斗争，这些可以充分满足人类的需求和目标。马克思研究黑格尔理论，被这一伟大历史哲学呈现的宏伟壮观深深打动，但他觉得黑格尔哲学在把黑格尔的理论系统与经典基督教历史区分开来这一层面，似乎还不够深远，也许实际上已经非常远。马克思认为，黑格尔的至高权力是错误的。马克思希望历史发展的动力来自自然原因和物质世界当中，而不是依靠那些晦涩难懂的神秘话语和讨论精神力量在历史中的作用。马克思研究了像亚当·斯密这样的政治经济学家如何用自然事件完全取代了基督教上帝，并着手建立像黑格尔哲学一样伟大且席卷世界的历史哲学，但又如同英国的政治经济学一样实用而世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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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的确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智识成就之一，尽管马克思在他的理论模型基础上对未来实际走势的预测并不成功，而那些试图把他的哲学思想变成政治手册和经济文本的人，则犯下了一些有史以来最深重的罪行和失误。对于那些希望理解世界领先思想家们和作家们在过去两百年的关心重点的人来说，马克思对历史和社会的研究仍是不可或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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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过现象看本质，马克思的伟大成就再一次体现了古老的亚伯拉罕历史。那是采集者和狩猎者的早期无阶级社会；接着是落入压迫的世界，然后向着光明长期艰难爬行；最后，伴随着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胜利，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在自己的新耶路撒冷的世俗版本中画上了句号。当无产阶级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并把效率提升到新的高度时，经济发展在普遍富裕的社会达到顶点，同时社会和精神发展也达到了顶峰，且比任何阶级社会都更深刻地承认并保障人权平等。和亚当·斯密一样，马克思的历史也不需要超自然的至高权力；人性自身的习性产生并创造了以上两种模式的动力，尽管这动力把二者带去了不同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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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他们是在斯密、黑格尔、马克思，或是在前黑格尔派人物身上寻找灵感，历史进步主义理论家们都以亚伯拉罕为基础框架。他们同样认为历史进程是追随一系列规律的，而这些规律可以为人类心智所掌握。至少从其大致轮廓来说，人类历史是可以预见的。如果一个人知晓所有的事实并了解历史的规律，还有一个可以飞快运算数字的电脑，那么从理论上来说，这个人就能够预测重大事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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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其他亚伯拉罕信徒一样，进步主义者在自由意志和预定论方面展开辩论。历史规律是不可抗拒且无法改变的，所以人们只能认命了吗？或者有没有什么可以“给予”，人们可以自己选择去采取行动，从而推进或推迟伟大人类运动迈向更好的未来？进步主义逻辑往往会导致某种形式的历史决定论，其伦理学则导致唯意志论。张力从未真正得到全面解决。列宁和斯大林强调历史唯物主义的铁律，即使他们领导下的苏联在严格的马克思主义决定论看来是徒劳无功的：他们试图建立一个国际上最发达的社会，但它的工业远远落后于德英美等国家。毛泽东也试图通过“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以达到同样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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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历史是由规律驱动，而这些规律又可以被人类了解，那么应该说我们可以为历史做计划——我们可以积极去塑造历史。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人们可以组织政治团体以加快前进步伐。我们可以构建未来。进步主义者普遍认为，这意味着国家能够并应该在人类社会发展中扮演一个决定性的角色。这是社会最强有力的媒介，如果我们可以预测未来的走向，我们应该调动国家的所有力量去为之打好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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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步主义政府是世界历史中的主要动力之一。在让-巴普蒂斯特·柯尔贝尔（Jean-Baptiste Colbert）和路易十四时代遗产的基础上，雅各宾派和拿破仑时代首次给予法国真正的现代化国家形态。政府重新改造了法国的财产权，遏制了教会的权力，清算了封建主义，奠定国民经济发展的主要渠道，将法典现代化，确立了全民普及教育和普遍兵役制这两大现代欧洲发展中最为重要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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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拿破仑最后以战败收场，但无论是对民主派还是暴君来说，他所建立的法国政府仍是国际进步主义政府的主要模式。奥托·冯·俾斯麦在拿破仑模式的基础上，将德意志帝国建设得更为强大和现代化。对于欧洲内外的民族主义现代派而言，德国和法国无疑是主要的灵感来源。维托里奥·埃马努埃莱（Victor Emmanuel）时代的意大利，巴西共和国的实证主义创始人，日本明治维新时代的社会工程师们，有着“土耳其之父”称号的凯末尔（Kemal Atatürk），以及在特有的布尔什维克理念基础上做了一些修改的列宁和他的同事们，他们都看到各自的进步主义国家出自同样的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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