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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过现象看本质，马克思的伟大成就再一次体现了古老的亚伯拉罕历史。那是采集者和狩猎者的早期无阶级社会；接着是落入压迫的世界，然后向着光明长期艰难爬行；最后，伴随着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胜利，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在自己的新耶路撒冷的世俗版本中画上了句号。当无产阶级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并把效率提升到新的高度时，经济发展在普遍富裕的社会达到顶点，同时社会和精神发展也达到了顶峰，且比任何阶级社会都更深刻地承认并保障人权平等。和亚当·斯密一样，马克思的历史也不需要超自然的至高权力；人性自身的习性产生并创造了以上两种模式的动力，尽管这动力把二者带去了不同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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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他们是在斯密、黑格尔、马克思，或是在前黑格尔派人物身上寻找灵感，历史进步主义理论家们都以亚伯拉罕为基础框架。他们同样认为历史进程是追随一系列规律的，而这些规律可以为人类心智所掌握。至少从其大致轮廓来说，人类历史是可以预见的。如果一个人知晓所有的事实并了解历史的规律，还有一个可以飞快运算数字的电脑，那么从理论上来说，这个人就能够预测重大事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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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其他亚伯拉罕信徒一样，进步主义者在自由意志和预定论方面展开辩论。历史规律是不可抗拒且无法改变的，所以人们只能认命了吗？或者有没有什么可以“给予”，人们可以自己选择去采取行动，从而推进或推迟伟大人类运动迈向更好的未来？进步主义逻辑往往会导致某种形式的历史决定论，其伦理学则导致唯意志论。张力从未真正得到全面解决。列宁和斯大林强调历史唯物主义的铁律，即使他们领导下的苏联在严格的马克思主义决定论看来是徒劳无功的：他们试图建立一个国际上最发达的社会，但它的工业远远落后于德英美等国家。毛泽东也试图通过“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以达到同样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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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历史是由规律驱动，而这些规律又可以被人类了解，那么应该说我们可以为历史做计划——我们可以积极去塑造历史。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人们可以组织政治团体以加快前进步伐。我们可以构建未来。进步主义者普遍认为，这意味着国家能够并应该在人类社会发展中扮演一个决定性的角色。这是社会最强有力的媒介，如果我们可以预测未来的走向，我们应该调动国家的所有力量去为之打好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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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步主义政府是世界历史中的主要动力之一。在让-巴普蒂斯特·柯尔贝尔（Jean-Baptiste Colbert）和路易十四时代遗产的基础上，雅各宾派和拿破仑时代首次给予法国真正的现代化国家形态。政府重新改造了法国的财产权，遏制了教会的权力，清算了封建主义，奠定国民经济发展的主要渠道，将法典现代化，确立了全民普及教育和普遍兵役制这两大现代欧洲发展中最为重要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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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拿破仑最后以战败收场，但无论是对民主派还是暴君来说，他所建立的法国政府仍是国际进步主义政府的主要模式。奥托·冯·俾斯麦在拿破仑模式的基础上，将德意志帝国建设得更为强大和现代化。对于欧洲内外的民族主义现代派而言，德国和法国无疑是主要的灵感来源。维托里奥·埃马努埃莱（Victor Emmanuel）时代的意大利，巴西共和国的实证主义创始人，日本明治维新时代的社会工程师们，有着“土耳其之父”称号的凯末尔（Kemal Atatürk），以及在特有的布尔什维克理念基础上做了一些修改的列宁和他的同事们，他们都看到各自的进步主义国家出自同样的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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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伯国家的领导者，像纳赛尔（Gamal Abdel Nasser）、哈菲兹·阿萨德（Hafez Assad）和萨达姆·侯赛因等，他们都是透过凯末尔统治下的土耳其以及苏联布尔什维克的实践来看法国。几乎所有的拉美国家，从革命的墨西哥到革命的古巴，在它们的政治架构中都曾有进步主义的雅各宾派；后殖民时代的非洲以及以色列政府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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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很难认识到这一点，不过他们必须去认识。近代历史中的两次主要革命将世界放在两条相互竞争的跑道上。光荣革命为众多英语国家确立了政治发展路线，法国大革命则在政府组成方面起到了更大、更广泛的作用。英美人赢得了与法国开展的军事和经济竞争，成为世界强国；然而，在输出现代性的政治架构方面，法国时常占据上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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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历史的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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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传统形式皆强烈要求信徒去配合上帝的计划，希望这样能够加速实现对世界的计划。但从更古老的有神论立场来看，历史进程的最终责任几乎都掌握在上帝而并非我们人类的手中。然而，现代主义者感到自己受召前来解决历史问题，并使得历史进程胜利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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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致力于研究无产阶级崛起的共产党人来说，这些显然不够；他们期冀加速无产阶级的胜利，并建立史后乌托邦。非马克思主义现代主义者同样希望能够在了解历史的基础上更加有所作为。科学方法的应用为共同致富与和平赋予了技术能力；进步主义政治意在运用这些新技能去创造人间天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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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现代主义者的观点来看，亚伯拉罕历史中资本主义革命最重要的事情，莫过于人类在现代资本主义中通过对自然力量和社会力量的掌控而获得的科技、能力和洞察力，借助这些能力，人们又有机会和义务去解决人类生存条件的种种问题——从亚伯拉罕的观点来看，即把历史带到终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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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启蒙和人道主义原则的广泛传播，亿万人民不再相信那些古老的邪恶可以无限期地存在，直到遥远的未来。那些存在已久的假设和机构受到质疑。现代化席卷全球，出现人道主义革命反抗酷刑和其他施虐行为。18世纪的法国仍使用残酷的轮刑处置重刑犯。近代废奴运动也是从18世纪开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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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同时代人的眼中，那些为数不多的改革者简直就是疯子和怪物，并在整个19世纪和20世纪崛起。无论是在西方世界还是在别的地方，现代主义的兴起导致了社会改良运动的爆发。在西欧一些改革最为彻底的国家，生命有了尊严和安全的保障，这说明现代主义启蒙的众多期盼具有正当性。劳动者得到保护，妇女得到解放，死刑得以废除。如今欧洲监狱的生活条件比中世纪的贵族还好。天花已经被消灭；人类寿命几乎翻了一番，而且还在上升。动物已被社会列入仁慈保护的范围，在英国，狩猎者不能将狐狸猎杀至死。我们有时似乎已经很接近当年著名诗人威斯坦·休·奥登（W. H. Auden）在诗中阴郁的预言，即世界将会由“防止虐待植物的姑姑阿姨协会”来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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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人类生存条件的尝试性改变并非只由愿望来推动，恐惧同样也发挥了作用。尽管出现所有这些进步，仍有很多人认为世界就是这样而不用作为。到20世纪时，恐怖的武器得到极大发展，战争使得文明标准大规模崩溃，这改变了世界。从历史角度来看，战争一直是令人遗憾的，却也是无法避免的。战争是国家解决它们之间分歧的方式。在当今拥有核武器的世界，这是无法承受的事情。战争不再是令人遗憾的悲剧，它是生存的威胁。约翰·肯尼迪曾说：“人类必须停止战争，否则战争将毁灭人类。”[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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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战争和世界历史紧紧交织在一起，所以要想消灭战争就需要进行非常彻底的社会和政治革命。就实际情况而言，战争的结束也是历史的终结；假设人类发展达到一个层面，即大规模、有组织的武装暴力已经不再是解决人类事务的最高仲裁，那就可以说我们已经明确解决了人类社会的根本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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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并非唯一已经去而不返的古老邪恶。消灭战争需要很多其他任务。要想消灭战争，我们必须坚定地消灭导致战争的原因。如果战争被消灭了，大规模贫困将不再被接受。穷困会大大刺激穷人向富人开战；我们必须有一套全球经济体系，从而使得债务缠身的南亚稻农能够摆脱贫困，否则我们将人人自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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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美国人相信民主国家通常很少愿意卷入战事，所以美国如今致力于在全世界建立民主制度。这一使命不仅延伸到历史悠久的国家，像中国和摩洛哥，还触及那些政权从未有过稳定状态的地方，像阿富汗和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大部分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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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没有正义和经济的发展，和平根本就是不可能的。压迫妇女的世界没有公正可言；若不充分调动人们的才华并保护她们的权益，经济发展就是一纸空文。因此，进步主义和自由的现代主义国家在对内和对外政策当中都含有反对不容置疑的邪恶的目标，比如女性割礼，以及最传统的伊斯兰法律学提出的女性权利限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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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那些可笑的堂吉诃德式壮志雄心，如今已成为西方国家外交政策的核心，并且延伸到发展中世界的现代主义国家。伍德罗·威尔逊总统要把第一次世界大战转变成战争的终结，并提出组建一个国际组织来预防未来冲突的爆发，这在当时可谓振奋人心。当今的改革者比起当年的威尔逊来说更为大胆，也走得更远，在很大程度上，他们成功地使世界领先力量至少部分成为支持他们雄心勃勃的改革的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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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国家能够并且应该采取行动去改变国际体系中一些基本要素的信念，以及认为每个国家的内政都应对付和去除人类生存环境中的一些根本邪恶的观点，以全球标准来说还都是很新的概念。无论是罗马的奥古斯都大帝、伟大的中国皇帝唐太宗，还是法国的路易十四，都没有认为改变世界本质是他们分内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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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开始成为全球大国的时代，也是这种观点粗具雏形的时期。至美国崛起成为世界霸主之时，这种观点已经成为世界政治的核心，而且关于历史终结的政治至今仍是国际生活中的一个基本要素。威尔逊总统当年并不仅是以打败德意志帝国、终结一战为目的，他要的是人类生存环境的改变。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美国致力于裁军停火和调停仲裁，并立法禁止战争，等等，这所有的努力都有类似的雄心勃勃的目标。很多人希望联合国能够在国际联盟的失败之处获得成功，废止大国间的战争。冷战使得这种愿望破灭，同样，关于意识形态之战是终结历史的最好方法的愿望也破灭了。对于苏联和至少其部分盟友来说，马克思列宁主义就为通向史后的共同富裕与和平提供了最短也最可靠的路线。而对于美国和至少其部分盟友来说，自由民主的社会为人们的丰衣足食和战争的消失提供了更可靠、更快、更好的道路。冷战过程中，双方国家都有同样的认识，那就是在历史进程中发生了一些基本变化。对于受亚伯拉罕第四种信仰影响的政策制定者和社会来说，外交政策已不再是仅仅关于“一个又一个该死的东西”了，它还意在使人类生存环境发生基本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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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to a World of Peace’—Text of the President’s Address，” Washington Post，September 25，19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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