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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朗西斯·培根爵士（Sir Francis Bacon）是伊丽莎白女王和詹姆斯一世时期的学者和朝臣。他和詹姆斯一世之间的关系一直较为紧张；当年詹姆斯一世的母亲[1]被处决，培根在审判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一些学者坚称莎士比亚的戏剧其实出自培根之手，他们人数虽少却声音洪亮；无论如何，培根的科学方法观反映了普通法的进程，并将它们上升为推理原则。法律不是由宏伟而广泛的抽象概念所塑造的，而是在研究个体实例的基础上所发现和阐明的。培根认为，科学在这里或多或少地发挥了作用。理论应该出现在实践之后，而不是之前，通过这种方法得出的原理最终肯定比仅凭三段论推理所得到的更实用、更确切也更精准。有智之人必须放低身段、忍辱取胜；对事实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将会逐渐产生一个清晰宏大、这个世界依之运行的自然法观点。物质世界表面看起来杂乱无序，但如果仔细研究细微又特殊的事物，就会发现其背后隐藏着的是伟大庄严的真理。培根的方法已成为现代科学的基础，对隐形秩序的信心也成为英美科学和社会思想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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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英美文化中其他很多方面，“看不见的手”设定了终点，“无论我们怎样猛力砍劈”，这一理念在宗教混乱的16世纪和17世纪都获得了强劲动力。走过充斥着战争、丑闻、异端邪说和错误的宗教历史，看透了国王对王朝的野心和凡夫俗子的贪婪，一个有秩序的光荣而正统的教会已经慢慢呈现。亨利八世的婚姻冒险、塞西尔家族的雄心壮志、维利尔斯家族骇人听闻的越轨行为，以及斯图亚特王朝的兴衰起落，这都是天命拣选的工具，用以建立受这些特殊朋友打击的安立甘教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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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安立甘教会发展的卡罗琳神学家们[2]受到驱动，重点强调上帝展现神迹的一些神秘方式。亨利八世，尽管没人想把他当作圣徒尊崇，却被上帝用来建造教会，他襄助历史的方式显然与公认的圣徒托马斯·莫尔（Thomas More）和约翰·费舍尔（John Fisher）不同。受到中伤的高圣公会著述者如同猪圈里的猫一样蹑手蹑脚地穿过加尔文主义神学的泥潭，后者曾被众多早期英国宗教改革者们称作发现了心灵的慰藉。《公祷书》（The Prayer Book）[3]是非常正统的，尽管将其汇编成册的人都是异教徒！上帝写得很直接，但经文易引人曲解。这一观点已经非常接近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的概念：对于斯密而言，真正的宗教是从混乱无序的政治争夺和欲望中逐渐浮现的，如同秩序和繁荣产生于人类野心与贪婪带来的竞争和混乱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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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宗教和规律里有效的，似乎也可应用于天空。艾萨克·牛顿是非凡的占星家，也是《启示录》中末日预言最为坚定的解码人。他仰望上天看到一些与安立甘教会和普通法非常相似的东西。从宇宙的混沌当中，他看到了细小的微粒，遵循自身的规律和本性，发展成为一个具有极度复杂性和可预测性的太阳系。土星富丽堂皇的土星环来自卫星无规则的撞击和瓦解。牛顿并没有使用后来斯密的名句，“仿佛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运作”，但他认为是万有引力和运动定律在原始混杂的物质中创造出秩序。牛顿认为粒子产生后便被赋予了不可剥夺的倾向；粒子自身自由活动且不互相干预，由此组成了我们可以在天空中看到的辉煌复杂的结构和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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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人开始相信，上帝的秩序在不断变化的过程中随着时间的流逝显示出来。这是一场价值观革命，可以和早年哥白尼及伽利略的发现所引发的震动相提并论。中世纪的宇宙画面——在但丁的《神曲》中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把变化看作自卑的标志。地球在中世纪被放置于宇宙的最底层，从道德到物质都低于天体，因为地球上的一切都是变化无常的。位于天体圈最底层的是不断变化的月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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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顿的宇宙论让我们看到了自然秩序的概念：变化并非缺陷，而是上帝实现计划的过程的一部分。上帝成为初始原因；他的秩序以能量和粒子的自然组成而体现出来，那些混乱无序和冲突纷争是上帝计划中固有的一部分，最终也是归属于他的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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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疑，产生这种观点的时代背景和在牛顿生活的时代所发生的变革有关，这一变革导向了建立在动态而非静态宗教基础上的英美宗教意识。相信物质和社会宇宙中自然发生的秩序，我们通过容许历史进程持续发展来配合上帝（或大自然）的工作，这也有力地强化了改变意味着进步而非衰退这一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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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家继续追随牛顿的脚步。令人反感的出生于荷兰的作家伯纳德·曼德维尔（Bernard de Mandeville）出版了《蜜蜂的寓言》，主张是因为（而不是虽然）人性中的弱点和不完美（而不是其对立面），使得人类社会作为一个整体而进步，并变得更加有序和谐。每个人身上的自私野心和邪恶欲望制造出现代经济的秩序和错综复杂。[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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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德维尔把整个英国比喻成一个大蜂巢，并依次讽刺了那些专业人士。律师诈骗；医生花在钻研医学上的时间少得可怜，这样就有大把时间去完善把患者的钱骗进腰包里的技术；神职人员都是懒惰的伪君子；将军受贿成风；内阁部长们欺骗本该效忠的国王：从道德的角度来看，这个大蜂国可谓一个腐朽的烂摊子。然而，蜂巢却很有钱，也很强大。这是世界上最富有、最重要也是最生机勃勃的蜂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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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每个部分虽都被恶充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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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整个蜂国却是一个乐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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蜂群爱好和平，同时惧怕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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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蜂群受到异邦群蜂的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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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受挥霍财富及生命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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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受于其他蜂巢的贸易差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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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这已成了这个蜂国的福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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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共有的罪恶使其壮大昌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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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美德则已经从政客们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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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得了上千狡猾多端的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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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客们那些美妙的影响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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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德和恶德结为朋友，从此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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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多蜜蜂当中的那些最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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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公众的共同福祉贡献良多。[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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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德维尔坚持认为恶习才是导致蜂巢欣欣向荣的原因。富人们的奢华、虚荣和骄傲，使得数以百万的穷人和中产阶级有工作可做。因为要紧跟时尚，一旦有新的风潮出现，就立刻把家里家外重新装修以迎合时尚，让邻居投来艳羡的目光。这就是富人花钱的方式，从而也让社会上其他人群可以谋生。随着时间的推移，混乱的犯罪行为以及私人利益使人们的生活变得更好，穷人的生活水平也提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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