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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那个时候，曼德维尔的观点遭到了社会的强烈谴责，亚当·斯密的经济学研究应被看作对这种观点的驳斥，而非认同。斯密本身并不信仰宗教，但他的世界观是道德的。人类有着自然赋予（或有人更愿意认为是上帝所赐）的本性，也就是说，当人们可以自由去跟随自己的本性时，有秩序和富裕的社会就会自然产生，而不需要太多的指导或权威约束。世界在某种程度上已有这样一种方式，即如果我们都能够适可而止、知足常乐的话，世界本身存在的秩序将会在人类经济互动中显现出来，如同天空中的实体遵循万有引力原则和运动定律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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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密的《国富论》于1776年出版，新近独立的美国人民深深地被“看不见的手”这一信念塑造，就像他们的英国堂兄。托马斯·杰斐逊的很多民主理念其实就是“看不见的手”的动力在政治领域中的改编：只由其自身利益的意识观念所控制的人类个体行为将会创造出一个有秩序的和谐社会。杰斐逊比亚里士多德更强调人是政治生物这一特性。亚里士多德的人是政治动物，因为一个人的身份只有在城邦里才能得到认同；然而，他并不认为人自身的本性必然会创造出一个幸福或者成功的城邦。杰斐逊则从更深层面肯定了人是政治动物。人的本性一直以来是通过这样的方式构建的：受过教育的多数人的自由且不勉强的选择，将会创建一个自由国度，犹如受到我们的老朋友“看不见的手”的操控。良好的秩序将又一次从发展变化的历史进程中显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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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776年《独立宣言》的杰斐逊主义理念向1789年麦迪逊宪政主义的过渡，通常被认为是美国革命的激进理念向联邦党人时代更为保守的价值观的撤退。然而，任何运动都从未背离对“看不见的手”的依赖。政府的三大分支[7]之间，州政府和联邦政府之间，以及代表不同阶级的公民和利益的众议院和参议院之间的制衡体制，都是在试图创建一种政治太阳系。它们认为，政府各机构、政治家的雄心、不同地区的愿景，以及不同的经济利益等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是不会导致混乱和冲突的。总的来说这将是和谐有序的：该体制将是稳定的，保持用我们最喜欢的那只手来运作的方式。对此，曼德维尔就做了非常恰当的表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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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乃蜂国的诡计，每个分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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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在抱怨，其整体却得以维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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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如同那音乐里面的和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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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和谐中亦存在不和谐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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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直接对立的党派实为互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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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表面上似有敌意与怨怒。[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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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尔文的生物学是“看不见的手”在另一个研究领域的延伸。从最初为生存而进行的混乱纷争，到更高形式的进化，最终演变到智慧和文明。我们赞赏的美好又有序的大自然是无政府状态下为生存而战的结果，每一株小草、每一只小蜜蜂都在为自己的生存和繁衍斗争。从南唐斯丘陵的风景到大英博物馆展出的画作，我们所看到的每一处美景、每一条规则，其实都是从混乱无序的自私争战中产生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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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至今日，在英美人的意识中，几乎任何关于社会、政治、科学或经济方面的问题，从某种角度上说都可以用“看不见的手”的理论作为答案。学术自由？让最好的想法在“思想市场”里欢庆胜利。污染问题？建立一个排污许可证和排污权的市场，让“看不见的手”去找到成本最低、最有效的方法以解决问题。公共教育的问题？允许家长有择校权，并让“看不见的手”运行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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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看不见的手”的习惯性依赖，在英美社会也造成了很多后续效应。其中大概最为重要的一点在于，它加强了英美社会对资本主义所带来的混乱不安局面的文化接受能力。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曾经说过，资本主义的发展就是一系列的创造性破坏；而“看不见的手”的信念给英美社会以更多的勇气去接受这些破坏，因而产生更大份额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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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国家对于“看不见的手”理念的接受并不是那么始终一致，这似乎也没有多大关系。用美国当代政治术语来说，“自由派”对于经济中“看不见的手”持怀疑态度，但对其在各个层面的作用却有着非同寻常的信念，比如说，在公民自由方面、宗教自由和新闻自由方面等。很多“保守派”却几乎是抱有相反的态度，对“看不见的手”在经济方面的效应更有信心，而对其在社会活动方面的作用信心较弱。很多美国基督徒完全排斥“看不见的手”在生物进化领域的应用，尽管他们像亚当·斯密一样坚定相信，自由市场才能使人类可能的最好秩序从人类欲望的混乱局面中产生。虽然美国人和其他英语国家的人在一些特定事件上展开了无休止的尖酸刻薄的争论，但总体来讲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在一定程度上都接受这一事实，即那些我们不理解却必须允许它前进的进程正在带来比我们试图控制它所能得到的更大的收益。世界是良性运行的；人类适合他们赖以生存的环境和社会，反过来也同样如此。一直以来，社会信念在世界历史中都是一个重要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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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其所有范围来看，“看不见的手”的黄金模因也要归功于英美人近几个世纪以来自愿接受自由市场的无束缚运作的态度。那些富有想象力且已经接受这一理念的人，将会发现该理念可以轻易地把所有的压力和动荡都归因于这一良性运作的过程，而这个过程理应就是顺其自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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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不见的手”的黄金模因支撑着强有力的信仰。这个信仰可以说不仅仅从正统中脱离出来，而且脱离了有神论：19世纪的实证主义进化论者把合理秩序看作物质世界里内在固有的，而不是由什么超自然力量创造出来的东西。然而，毫无疑问的是，几个世纪以来无数以英语为母语的民众如今已经将“看不见的手”视作上帝的手在历史上的运作，他将良善从邪恶里带出来，让秩序从混乱中产生，使人类进步，摆脱贫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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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无法真正理解上帝（或者大自然）背后真正的意图；我们无法看穿上帝的旨意或精妙大自然运行的神秘方式，在其中善恶必须彼此相托、比肩共处。然而，“看不见的手”的信众们坚信历史进程是为了实现某种伟大的目标，即便其目前还不为人所知。我们无须为此争论；我们相信，必须让资本主义及其革命性的潜力在全世界发扬。反对它就是对抗上帝的旨意和违背大自然的本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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辉格史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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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信念的影响之下，一种自然秩序在“看不见的手”的辅佐下出现，英语国家已经创建了自己特有的宏大历史叙事，它颂扬并展示了英语世界势力的崛起，以及这一崛起的道德教训对世界其他地方的意义。“辉格叙事”（whig narrative）[9]这个名词，最初是指18世纪辉格派关于光荣革命的叙事，现在则指一种与众不同的英美历史概念，即在“看不见的手”的引导下缓慢、坚定且无可抗拒的资本主义发展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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撒克逊森林里未开化的野蛮人逐渐形成了部落。传统、律法和宗教的雏形开始在部落里产生。它们形成了一个原始而充满暴力的社会，但内里已形成了成长和发展的一些原则。在惯常力量的作用下，部落扩展为更为广阔的社会——从8世纪英国的七大王国到阿尔弗雷德（Alfred）和忏悔者爱德华（Edward the Confessor）统一的君主国。社会逐渐演变成为一个更明智的、更温和，同时更开化、更文明的社会。有时会有一些倒退和挫折——紧跟都铎王朝之后的是斯图亚特王朝，直到议会能够排除困难。但归根结底，历史是在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配合历史走向是我们的责任和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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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来说，历史并非仅是趋于构建更好的世界。当年英国处于世界权力的巅峰之时，历史就是英国崛起成为霸权国家的故事，记叙的是英格兰如何一跃成为顶尖强国，W.C.塞勒（W.C. Sellar）和R.J.耶特曼（R.J.Yeatman）在著作《1066年和所有一切》中就曾这样写道。[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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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最伟大的辉格派历史学家之一，托马斯·巴宾顿·麦考莱直言不讳地表达了自己的意图。他的著作《英国史》开头就描述了自己的一些疑惑，包括像“繁荣昌盛是怎样从秩序和自由的兴盛联盟中突然产生的，这在人类历史上并无实例可寻；我们的国家是如何迅速崛起为欧洲列强中具有仲裁权力的大国？她的财富和战事荣耀是如何相辅相成……一个由庞大的商业贸易生发出来的足以与任何其他海权力量相提并论的海权力量，是如何陷入无足轻重的命运的”。[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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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的崛起并非仅是关于蛮力或者经济上成功的问题。它首先是一个道德成就。麦考莱在书中谈及灾难、愚昧和罪行，这些都是故事的组成部分，但总体而言，该书仍是很适合读者阅读的。“然而，除非我在很大程度上蒙蔽自己，这曲折叙事产生的普遍影响将会激发出所有宗教思想中的感恩，并唤起所有爱国者心中的希望。我们国家过去的一百六十年就是一部在物质、道德和知识发展方面取得显著进步的历史。”[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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辉格叙事是愉悦的。一个更好的世界逐渐从过去的混乱纷争中显现出来：英语世界的势力占主导地位。人类无法去设计这个过程，是上帝的奇妙做工才使之成为现实。辉格叙事如同历史的法医研究一般来仔细探索着“看不见的手”的指纹，并且因为“看不见的手”在英语国家的文化中保有非常强势的影响力，对于众多英语国家的人来说，辉格叙事仍旧是历史应该采取的明确且不容置疑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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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并非仅是英国的产物。温斯顿·丘吉尔的著作《英语民族史》是一个杰出的例子，同样还有史蒂芬·安布洛斯（Stephen Ambrose）和道格拉斯·布林克利（Douglas Brinkley）对现代美国的世界参与所做的经典研究文章《直面全球化：1938年以来的美国外交政策》，以及塞缪尔·埃利奥特·莫里森（Samuel E. Morison）和亨利·斯蒂尔·柯梅杰（Henry Steele Commager）合作出版的权威著作《美利坚合众国的成长》。这些著作和其他一些类似的著作都认为美国历史是“物质、道德和知识的全面提高的历史”，并渗入特有的美国式纠结而强调了自由平等的崛起。即便是一些偏激的历史学家通常也赞同辉格派关于美国经验的基本观点：投票人从原本只有白色人种男性扩展到女性和少数族裔；工人运动的胜利、进步主义的兴起、罗斯福新政的成功，以及美国民权运动，等等。这些激进的辉格派人士认为，尽管尚未取得全面胜利，尽管还有来自保守势力和其他倒退势力的不合情理的阻力，发展进步仍是主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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