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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时候，“看不见的手”被认为是富裕阶级意识形态的道具，一个用于说明财富不均的正当性的原则。它虽然经常被拿出来说明这一问题，但辉格叙事将这种黄金模因的理论融入历史的一般原则当中，迄今还没有影响对现状的巩固。恰恰相反，对“看不见的手”的信仰和辉格叙事已经武装了一代又一代的盎格鲁-撒克逊改革者和斗士们。反抗国王查理一世的克伦威尔、美国的开国元勋们、反对奴隶制度的勇士们，为全体男性和后来的女性参政权利抗争的人们、那些渴求上议院衰落的人们、禁酒主义者，以及呼吁禁止猎杀狐狸的人们，他们在斗争过程中都更为强大，因为他们确信自己是展现辉格叙事的英雄。如今，那些希望看到民主在第三世界国家建立的人们、为全球男女平等而努力的人们、力争摆脱贫困的人们、呼吁审判战犯和独裁者的人们，以及谴责国际武器贸易的人们，他们都能在辉格叙事里找到安慰。自以为是的当代人觉得上述人都是怪人——好吧，这就是当时人们看待威廉·威尔伯福斯（William Wilberforce）的态度，但他在大英帝国废除了奴隶制。苏珊·安东尼（Susan B. Anthony）在当年同样被人们当作怪人，但正因为她，妇女才拥有了投票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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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保守派也同样能在这个信仰中得到慰藉。变化一定会来到，必须要来，而且也应该要来，但它会踩着缓慢的、可以接受的步伐前来。它将是被驯化了的；在我们必须接受之前，那些所谓的怪异已变得熟悉。埃德蒙·伯克和英语国家大多数伟大的保守派人士一样，并非极端保守；他是缓慢的辉格党人；他认为进步发展就是历史缓慢运作的结果；他只是认为这个进程相比那些勤奋过头、过于卖力的空想社会改良家和宪法改革者来说，要慢得多，也更难推动。并且英国保守主义，即使在伯克这样的人的掌握之中，也从未假设所有变化都是不好的。英美保守主义的心脏和灵魂坚信发展是一个有机的过程，尽管有时短期看来很缓慢，但从长远角度来说，这是促进提高和改革的最为有效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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辉格叙事如同英美社会一样，集进步和保守于一身。说它是进步的，是因为它确定了进步和改变最终是上帝的旨意或自然规律；说它又是保守的，是因为它认为进步的过程应该是缓慢和平的。辉格叙事有如维多利亚时期的地质学一般，是均变的。这就是说，历史是在逐步展开的；就像大峡谷的形成，是千百年一笔笔雕琢的结果。它从光秃秃的树桠到绿叶吐芽、花朵含苞，到最后百花绽放，是一个逐步推进的过程；每个阶段的发展都是为结果打基础。从盎格鲁-撒克逊七国时代的原始习俗，到维多利亚时代英格兰那完全成熟的普通法的细腻微妙的平衡原则，这中间是一个漫长的，有时似乎是高深莫测的，但最终无法阻挡的成长发展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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辉格叙事并非仅仅塑造了英美世界向世界历史的接近方式，它同时也是盎格鲁-撒克逊取得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对政党合法性的接受度（相对）较早也较为容易，对异见也是如此。保守辉格党（亦称托利党），比如威廉·F.巴克利（William F.Buckley）可能就非常厌恶并反对激进辉格党人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John Kenneth Galbraith），并且党性可能非常高，但比起其他地方来说，英语国家中的这些竞争很难引发血腥冲突和内战。近三百年来，英语世界内部的重大政治和文化斗争基本上控制在双方都可接受的框架当中，而不是跳出这个框架。其中也有美国南北战争这样的例外，然而，它只是显示了英语国家通过在关键问题上达成广泛共识可以获得的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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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政党合法性进行的斗争和为宗教宽容进行的斗争是紧密联系的，并且在开始阶段，国家的政党和教会的派别就有密切联系。辉格党派通常都是持有异议的教派，或者最多是安立甘宗低教派信徒；托利党是高教派会宗高教派信徒和天主教信徒，反对英国内战是引发他们激情的最初诱因。几代人以来，政治作家通常认为国家政党是不合法的，教会的宗派（高教会和低教会）也一样。现代英国和美国的理念是，至少要保证有两个党派，这样才可以互相监督、限制腐败，避免造成执政当局过于傲慢自大和顽固守旧的局面，当然，这是“看不见的手”的基本逻辑。政党之间随意的冲突和争议，最终为国家产生出最佳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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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相对较早地接受异见和国家政党的合法性，可以说是英美社会取得成功的重要秘诀之一。其他文化接受这种观念极其困难，有些甚至至今也没有完全接受。承认政党和有组织的反对派的合法性是具有巨大的实际后续效应的。政治平衡的变化不再具有引发革命或暴力的威胁；有竞争力的宪政大党将希望推翻社会秩序的少数派边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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仙境里也有一个共识的。“我们都疯了”，帽匠跟爱丽丝说；在英语国家中，我们都是（或者基本上都是）辉格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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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需要有共识。资本主义社会总是在不断变化的。老旧产业和利益变得越来越疲软，新兴产业开始一展身手。地域兴衰沉浮：19世纪时，英格兰北部成为世界工厂，它们也因此确立了自己的政治地位。而如今，从前的工业繁盛已然衰落，锈迹斑斑的工业和废弃的煤矿见证了它们在政治和经济方面的没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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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变化意味着政治总是处于紧张态势。地主们要求对进口谷物征税，这样才能维持他们自产农作物的价格。制造业从利益出发就要求废除这些关税，这样工人们才能买到便宜的食物，从而满足于自己的低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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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移民会铆足了劲儿侵占老居民的地盘，老居民只能迁到郊区生活；西班牙裔将渐渐取代犹太人，成为下东区的主要居民；爱尔兰人得屈从于意大利人，而另一方面，小意大利区将会被唐人街逐渐吞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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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社会需要一个政治体系和一套政治观念，可以容纳敌对利益的冲突，却保持自身系统不被破坏。这是政党体系应该具备的。如果爱尔兰人在民主党旗帜之下统治这个城市，那么意大利人就能通过共和党组织起来并开创一片新天地。那些从保护领域中受益的行业会和那些依赖于自由贸易的行业展开和平对决。阶级紧张局势可以公开讨论并不断调整；在强盗大亨们雄起的镀金时代之后，如果大多数人都愿意的话，累进税是能够纠正社会平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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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不具备可行性政党体制的资本主义社会必将危机四伏，如同一只螃蟹必须经历一次又一次的蜕壳才能够生长一样。社会条件和权力关系在不断发生变化，但没有办法使得这些变化慢慢转变成立法和改革。需要改变的压力不断上涨直至无可阻挡，变化到来的时候可能会是很突然的，而且充满不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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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党制度的兴起帮助英语国家成功实现了惊人的政治延续，同时伴随着快速的社会经济发展。自1689年以来，英语国家见证了比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更为激进和彻底的变革，因为资本主义“看不见的手”在那里更为自由。然而在政治上，它们还是一如既往——是现代世界当中最为稳定的政权之一。如果说英语国家的历史比世界其他地方的历史看起来更像均变的辉格叙事通向极乐世界的画面，那么“看不见的手”里的“黄金模因”功不可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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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这一切都证明了英美社会中辉格叙事的重要性。它也同样增强了英美人的信心。三百年来持续的国内和平与繁荣，结合三百年来在重塑国际环境方面的不断成功，使得辉格历史成为大多数当代美国人心目中默认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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辉格叙事是亚伯拉罕叙事和资本主义故事的强有力且包罗万象的综合体。它将资本主义发展和上帝意志的显露联系在一起，使那些接纳了它的人甘心接受资本主义生活所带来的变化和动荡，它甚至推动了能够促使资本主义成功的一些理念和实践。但先后推动英美成为世界大国的意识形态动力还有另一个方面。无论是否信奉保罗·田立克（Paul Tillich）[13]的新教主义，美国人都已超越对于人格化的上帝的信仰，普遍相信他们的国家和引领历史进程的国家或人物之间有着契约关系。美国肩负上帝使命，美国的安康福祉取决于美国人民对他们使命的忠诚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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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的选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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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有契约关系的理念很早就进入了美国历史。清教徒带着这种理念搭乘“五月花”号抵达普利茅斯。它是加尔文神学里重要的启发性理念之一，在17世纪深刻影响了英美人的思想。契约是建立于双方之间的协议，一方强大、一方软弱。加尔文信徒尤其把圣经当作上帝和人类之间连续的契约，在他通过耶稣建立的新约中达到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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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约的基石就是上帝的拣选，在旧有观念中是指“选择”。上帝作为强势的一方，是不可以被迫去和人类达成协议的；他选择和谁立约，并由他决定所有条件。犹太人之所以是上帝的选民，是因为上帝因特殊关系而选择这些被拣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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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美国人来说，从一开始他们就没有怀疑过自己是被上帝拣选的子民。清教徒相信他们自己是选民中的选民。英语新教是上帝真正宗教的全面开花；清教徒为了在新世界建立一个净化的联邦而离开英格兰，认为有必要比他们可以在腐败倒退的英格兰完成的目标更进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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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证据表明上帝大量赐福于他所拣选的子民，这就进一步强化了那种被选中的原初体验。他们原本认为他们的新世界放逐之旅会充满艰难困苦，会异常贫困且伴有大量牺牲。在最初几年，他们的生活确实充满艰辛，但很快这些移居殖民地的人们就开始享受生活水平持续且非凡的提升，至今仍在继续。相比那被瘟疫和传染病折磨的旧世界，他们如今居住的城市更小、更新而且更健康，享受着宜人的气候、美丽的港湾和足够的土地（因为可怕的瘟疫适时，在新英格兰人看来，甚至是犹如神助般地让绝大多数印第安人丧生），这些清教徒移民迅速攀升到世界最高生活水准之列。他们的后裔依然如此。他们协助建立起来的国家享有了几个世纪的相对和平、日益繁荣和国力崛起。美国人经历的每件事似乎都让他们相信，自己如果不是不一般的幸运，那就是被非同寻常地护佑着；好运的持续强化了一种信念，即美国与掌权柄者有一些特殊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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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人和一些美国人常常把这个上帝计划里的特殊位置当作一个有钱恶霸的嚣张气焰。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也常令人产生同样的印象。这种感受是可以理解的，对于那些不认为这种拣选和呼召反映出（可能很不充分，通常缺乏策略）谦卑心态的人们来说，英美人的心理仍是无法看透的。恰恰是因为美国人清醒地意识到他们并不比其他地方的人更优秀，他们才认为出于神秘莫测的原因，上帝才选中美国人在历史的这个阶段引领他的旨意。克伦威尔说：“我们并非虚荣地这么说。”莎士比亚的戏剧《亨利五世》中，亨利五世在阿金库尔战役后带领士兵高唱“不是为我们，上帝”（Non Nobis，Domine）：荣耀不归于我们，永恒主啊，都要归于你的名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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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任何情况下，美国人都倾向于认为美国不仅是一个国家，而且是一个恰好比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要强大和富庶的国家。美国人不指望来自俄罗斯、中国和法国的道德领导。他们也不会等着日本变成山上的一座城市，一盏启迪外邦人的明灯。这些工作早已被美国人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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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约》的大部分内容都关乎上帝和古希伯来人的盟约。律法书的利未记和申命记[14]体现了希伯来人的义务，并记载了希伯来人在西奈半岛对盟约条款的庄严接受。《旧约》历史书的士师记和列王传[15]就记载了当希伯来人顺服上帝的时候，上帝是如何解救希伯来人脱离敌人，并让他们在战斗中获胜的。《旧约》先知书[16]里充斥着警示，人民和统治者若不履行上帝赋予的义务，就会招致灾难。他们描写上帝让亚述人、巴比伦人和其他的一些敌对势力兴盛起来，去重击背弃上帝旨意的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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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在新英格兰落脚定居开始，美国人就是通过契约神学来解读历史的。土壤很肥沃？航行很成功？那是上帝赐福于我们。天气干燥或象鼻虫令玉米枯萎？必是有人身负罪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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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不仅用《旧约》历史的契约模式来解读自身，还把立国文献转化成公民宗教的经文。《独立宣言》、宪法和《人权法案》，美国人并不是简单地认为这些都只是实用甚至是由来已久的公文，它们具有一定的功利价值，因为它们往往都很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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