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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和谐中亦存在不和谐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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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直接对立的党派实为互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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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表面上似有敌意与怨怒。[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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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尔文的生物学是“看不见的手”在另一个研究领域的延伸。从最初为生存而进行的混乱纷争，到更高形式的进化，最终演变到智慧和文明。我们赞赏的美好又有序的大自然是无政府状态下为生存而战的结果，每一株小草、每一只小蜜蜂都在为自己的生存和繁衍斗争。从南唐斯丘陵的风景到大英博物馆展出的画作，我们所看到的每一处美景、每一条规则，其实都是从混乱无序的自私争战中产生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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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至今日，在英美人的意识中，几乎任何关于社会、政治、科学或经济方面的问题，从某种角度上说都可以用“看不见的手”的理论作为答案。学术自由？让最好的想法在“思想市场”里欢庆胜利。污染问题？建立一个排污许可证和排污权的市场，让“看不见的手”去找到成本最低、最有效的方法以解决问题。公共教育的问题？允许家长有择校权，并让“看不见的手”运行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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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看不见的手”的习惯性依赖，在英美社会也造成了很多后续效应。其中大概最为重要的一点在于，它加强了英美社会对资本主义所带来的混乱不安局面的文化接受能力。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曾经说过，资本主义的发展就是一系列的创造性破坏；而“看不见的手”的信念给英美社会以更多的勇气去接受这些破坏，因而产生更大份额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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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国家对于“看不见的手”理念的接受并不是那么始终一致，这似乎也没有多大关系。用美国当代政治术语来说，“自由派”对于经济中“看不见的手”持怀疑态度，但对其在各个层面的作用却有着非同寻常的信念，比如说，在公民自由方面、宗教自由和新闻自由方面等。很多“保守派”却几乎是抱有相反的态度，对“看不见的手”在经济方面的效应更有信心，而对其在社会活动方面的作用信心较弱。很多美国基督徒完全排斥“看不见的手”在生物进化领域的应用，尽管他们像亚当·斯密一样坚定相信，自由市场才能使人类可能的最好秩序从人类欲望的混乱局面中产生。虽然美国人和其他英语国家的人在一些特定事件上展开了无休止的尖酸刻薄的争论，但总体来讲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在一定程度上都接受这一事实，即那些我们不理解却必须允许它前进的进程正在带来比我们试图控制它所能得到的更大的收益。世界是良性运行的；人类适合他们赖以生存的环境和社会，反过来也同样如此。一直以来，社会信念在世界历史中都是一个重要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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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其所有范围来看，“看不见的手”的黄金模因也要归功于英美人近几个世纪以来自愿接受自由市场的无束缚运作的态度。那些富有想象力且已经接受这一理念的人，将会发现该理念可以轻易地把所有的压力和动荡都归因于这一良性运作的过程，而这个过程理应就是顺其自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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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不见的手”的黄金模因支撑着强有力的信仰。这个信仰可以说不仅仅从正统中脱离出来，而且脱离了有神论：19世纪的实证主义进化论者把合理秩序看作物质世界里内在固有的，而不是由什么超自然力量创造出来的东西。然而，毫无疑问的是，几个世纪以来无数以英语为母语的民众如今已经将“看不见的手”视作上帝的手在历史上的运作，他将良善从邪恶里带出来，让秩序从混乱中产生，使人类进步，摆脱贫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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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无法真正理解上帝（或者大自然）背后真正的意图；我们无法看穿上帝的旨意或精妙大自然运行的神秘方式，在其中善恶必须彼此相托、比肩共处。然而，“看不见的手”的信众们坚信历史进程是为了实现某种伟大的目标，即便其目前还不为人所知。我们无须为此争论；我们相信，必须让资本主义及其革命性的潜力在全世界发扬。反对它就是对抗上帝的旨意和违背大自然的本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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辉格史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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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信念的影响之下，一种自然秩序在“看不见的手”的辅佐下出现，英语国家已经创建了自己特有的宏大历史叙事，它颂扬并展示了英语世界势力的崛起，以及这一崛起的道德教训对世界其他地方的意义。“辉格叙事”（whig narrative）[9]这个名词，最初是指18世纪辉格派关于光荣革命的叙事，现在则指一种与众不同的英美历史概念，即在“看不见的手”的引导下缓慢、坚定且无可抗拒的资本主义发展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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撒克逊森林里未开化的野蛮人逐渐形成了部落。传统、律法和宗教的雏形开始在部落里产生。它们形成了一个原始而充满暴力的社会，但内里已形成了成长和发展的一些原则。在惯常力量的作用下，部落扩展为更为广阔的社会——从8世纪英国的七大王国到阿尔弗雷德（Alfred）和忏悔者爱德华（Edward the Confessor）统一的君主国。社会逐渐演变成为一个更明智的、更温和，同时更开化、更文明的社会。有时会有一些倒退和挫折——紧跟都铎王朝之后的是斯图亚特王朝，直到议会能够排除困难。但归根结底，历史是在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配合历史走向是我们的责任和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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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来说，历史并非仅是趋于构建更好的世界。当年英国处于世界权力的巅峰之时，历史就是英国崛起成为霸权国家的故事，记叙的是英格兰如何一跃成为顶尖强国，W.C.塞勒（W.C. Sellar）和R.J.耶特曼（R.J.Yeatman）在著作《1066年和所有一切》中就曾这样写道。[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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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最伟大的辉格派历史学家之一，托马斯·巴宾顿·麦考莱直言不讳地表达了自己的意图。他的著作《英国史》开头就描述了自己的一些疑惑，包括像“繁荣昌盛是怎样从秩序和自由的兴盛联盟中突然产生的，这在人类历史上并无实例可寻；我们的国家是如何迅速崛起为欧洲列强中具有仲裁权力的大国？她的财富和战事荣耀是如何相辅相成……一个由庞大的商业贸易生发出来的足以与任何其他海权力量相提并论的海权力量，是如何陷入无足轻重的命运的”。[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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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的崛起并非仅是关于蛮力或者经济上成功的问题。它首先是一个道德成就。麦考莱在书中谈及灾难、愚昧和罪行，这些都是故事的组成部分，但总体而言，该书仍是很适合读者阅读的。“然而，除非我在很大程度上蒙蔽自己，这曲折叙事产生的普遍影响将会激发出所有宗教思想中的感恩，并唤起所有爱国者心中的希望。我们国家过去的一百六十年就是一部在物质、道德和知识发展方面取得显著进步的历史。”[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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辉格叙事是愉悦的。一个更好的世界逐渐从过去的混乱纷争中显现出来：英语世界的势力占主导地位。人类无法去设计这个过程，是上帝的奇妙做工才使之成为现实。辉格叙事如同历史的法医研究一般来仔细探索着“看不见的手”的指纹，并且因为“看不见的手”在英语国家的文化中保有非常强势的影响力，对于众多英语国家的人来说，辉格叙事仍旧是历史应该采取的明确且不容置疑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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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并非仅是英国的产物。温斯顿·丘吉尔的著作《英语民族史》是一个杰出的例子，同样还有史蒂芬·安布洛斯（Stephen Ambrose）和道格拉斯·布林克利（Douglas Brinkley）对现代美国的世界参与所做的经典研究文章《直面全球化：1938年以来的美国外交政策》，以及塞缪尔·埃利奥特·莫里森（Samuel E. Morison）和亨利·斯蒂尔·柯梅杰（Henry Steele Commager）合作出版的权威著作《美利坚合众国的成长》。这些著作和其他一些类似的著作都认为美国历史是“物质、道德和知识的全面提高的历史”，并渗入特有的美国式纠结而强调了自由平等的崛起。即便是一些偏激的历史学家通常也赞同辉格派关于美国经验的基本观点：投票人从原本只有白色人种男性扩展到女性和少数族裔；工人运动的胜利、进步主义的兴起、罗斯福新政的成功，以及美国民权运动，等等。这些激进的辉格派人士认为，尽管尚未取得全面胜利，尽管还有来自保守势力和其他倒退势力的不合情理的阻力，发展进步仍是主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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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时候，“看不见的手”被认为是富裕阶级意识形态的道具，一个用于说明财富不均的正当性的原则。它虽然经常被拿出来说明这一问题，但辉格叙事将这种黄金模因的理论融入历史的一般原则当中，迄今还没有影响对现状的巩固。恰恰相反，对“看不见的手”的信仰和辉格叙事已经武装了一代又一代的盎格鲁-撒克逊改革者和斗士们。反抗国王查理一世的克伦威尔、美国的开国元勋们、反对奴隶制度的勇士们，为全体男性和后来的女性参政权利抗争的人们、那些渴求上议院衰落的人们、禁酒主义者，以及呼吁禁止猎杀狐狸的人们，他们在斗争过程中都更为强大，因为他们确信自己是展现辉格叙事的英雄。如今，那些希望看到民主在第三世界国家建立的人们、为全球男女平等而努力的人们、力争摆脱贫困的人们、呼吁审判战犯和独裁者的人们，以及谴责国际武器贸易的人们，他们都能在辉格叙事里找到安慰。自以为是的当代人觉得上述人都是怪人——好吧，这就是当时人们看待威廉·威尔伯福斯（William Wilberforce）的态度，但他在大英帝国废除了奴隶制。苏珊·安东尼（Susan B. Anthony）在当年同样被人们当作怪人，但正因为她，妇女才拥有了投票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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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保守派也同样能在这个信仰中得到慰藉。变化一定会来到，必须要来，而且也应该要来，但它会踩着缓慢的、可以接受的步伐前来。它将是被驯化了的；在我们必须接受之前，那些所谓的怪异已变得熟悉。埃德蒙·伯克和英语国家大多数伟大的保守派人士一样，并非极端保守；他是缓慢的辉格党人；他认为进步发展就是历史缓慢运作的结果；他只是认为这个进程相比那些勤奋过头、过于卖力的空想社会改良家和宪法改革者来说，要慢得多，也更难推动。并且英国保守主义，即使在伯克这样的人的掌握之中，也从未假设所有变化都是不好的。英美保守主义的心脏和灵魂坚信发展是一个有机的过程，尽管有时短期看来很缓慢，但从长远角度来说，这是促进提高和改革的最为有效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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辉格叙事如同英美社会一样，集进步和保守于一身。说它是进步的，是因为它确定了进步和改变最终是上帝的旨意或自然规律；说它又是保守的，是因为它认为进步的过程应该是缓慢和平的。辉格叙事有如维多利亚时期的地质学一般，是均变的。这就是说，历史是在逐步展开的；就像大峡谷的形成，是千百年一笔笔雕琢的结果。它从光秃秃的树桠到绿叶吐芽、花朵含苞，到最后百花绽放，是一个逐步推进的过程；每个阶段的发展都是为结果打基础。从盎格鲁-撒克逊七国时代的原始习俗，到维多利亚时代英格兰那完全成熟的普通法的细腻微妙的平衡原则，这中间是一个漫长的，有时似乎是高深莫测的，但最终无法阻挡的成长发展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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辉格叙事并非仅仅塑造了英美世界向世界历史的接近方式，它同时也是盎格鲁-撒克逊取得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对政党合法性的接受度（相对）较早也较为容易，对异见也是如此。保守辉格党（亦称托利党），比如威廉·F.巴克利（William F.Buckley）可能就非常厌恶并反对激进辉格党人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John Kenneth Galbraith），并且党性可能非常高，但比起其他地方来说，英语国家中的这些竞争很难引发血腥冲突和内战。近三百年来，英语世界内部的重大政治和文化斗争基本上控制在双方都可接受的框架当中，而不是跳出这个框架。其中也有美国南北战争这样的例外，然而，它只是显示了英语国家通过在关键问题上达成广泛共识可以获得的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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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政党合法性进行的斗争和为宗教宽容进行的斗争是紧密联系的，并且在开始阶段，国家的政党和教会的派别就有密切联系。辉格党派通常都是持有异议的教派，或者最多是安立甘宗低教派信徒；托利党是高教派会宗高教派信徒和天主教信徒，反对英国内战是引发他们激情的最初诱因。几代人以来，政治作家通常认为国家政党是不合法的，教会的宗派（高教会和低教会）也一样。现代英国和美国的理念是，至少要保证有两个党派，这样才可以互相监督、限制腐败，避免造成执政当局过于傲慢自大和顽固守旧的局面，当然，这是“看不见的手”的基本逻辑。政党之间随意的冲突和争议，最终为国家产生出最佳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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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相对较早地接受异见和国家政党的合法性，可以说是英美社会取得成功的重要秘诀之一。其他文化接受这种观念极其困难，有些甚至至今也没有完全接受。承认政党和有组织的反对派的合法性是具有巨大的实际后续效应的。政治平衡的变化不再具有引发革命或暴力的威胁；有竞争力的宪政大党将希望推翻社会秩序的少数派边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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