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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的美国选举可谓混乱危险且臭名昭著的腐败。在杰克·贝蒂（Jack Beatty）所著的《背叛年代：金钱在美国的胜利，1856～1900》中，他指出上纽约州的报纸公开刊登当时选票购买价格的上涨（从14美元到27美元）；南部非洲裔选民因教育水平低而事实上失去了投票权，他们的选票就可以卖给出价最高的买家；在这期间，俄亥俄州亚当斯县85%的选民和新泽西州开普梅县42%的选民出售了选票。当选票贵到难以购买时，政治操盘手则会把假票塞进投票箱。在1868年的选举中，坦慕尼协会印制了45000张假选票以操控选举。在费城的一个选区，一个持怀疑态度的政治改革者给每个注册选民都发了一封信；63%的挂号信被退了回来，原因是收件人已经去世、搬家，或无法联系等。[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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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持续的资本主义革命令拙劣而不称职的政府暴露出一个接一个的问题时，腐化贪污还远远不是海象和木匠面临的最大问题。英美世界两个最雄伟的大都市伦敦和纽约迅速崛起，随之而来的问题远远超出了英美人可以解决的能力范围。拿纽约来说，数不清的移民从乡村或从欧洲的各个角落如潮水般涌来，人口密度的提高和城市化范围的扩大，完全压垮了当局的应付能力。在两个多世纪的时间里，这两座大城市的市区环境几乎一直都是难以名状的肮脏，治安状况也非常糟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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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帝国时代的伦敦最多有5万人，直到14世纪才又一次达到这一水平。到1600年时，伦敦是大约20万人的家园；这个数字持续上升，至光荣革命时期，伦敦人口超过50万。[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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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敦市政当局根本无法掌控这个城市。18世纪时，那里的警察局和消防部门形同虚设，那些没受过训练、教育水平低下、缺乏监管的看守和巡警简直就是莎士比亚《无事生非》里的道格勃里警长（Constable Dogberry），根本无法和现代警察相提并论。伦敦正规的专业警察机构直到1829年才成立。法律是残酷的，但法院毫无组织性，监狱更是处于管理极为不善的状况中，从小偷到杀人犯都对法律没有什么敬畏之心。检察官的职能几乎没有发生任何作用；刑事检控都由个人提起。乔纳森·斯威夫特在他的诗歌《早晨描绘》中讽刺了伦敦的监狱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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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人们晚上被狱卒放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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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正大光明地为狱卒偷钱偷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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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亮了再回到监狱里。[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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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缪尔·约翰逊觉得这个城市既迷人又让人感到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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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城市充斥着恶意、掠夺、灾祸、阴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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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合之众的怒气让城市的烈焰燃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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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情的暴徒到处出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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邪恶的律师们四处徘徊搜寻猎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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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摇欲坠的房子在你头顶轰隆作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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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无神论者谈论着你的死亡。[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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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0年时的伦敦大约有100万居民，而在19世纪有600万移民涌入这座城市。关键的民生服务，如供水和排污处理等，根本无法跟上时代的步伐。在19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他们失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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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敦人长期依靠挖污水坑来掩埋人类的污物；到19世纪中期，城市里有20多万个这样令人讨厌的洞，大部分满溢，污水横流。泰晤士河因人类污物和工业废水而臭不可闻。城市供水，无论是从泰晤士河泵出来的，还是由井水管道提供的，都被污染得如同污水坑的污水。面对日益膨胀的人口和动物产生的污物，人们把污水坑挖得越来越深，越来越大，使污物渗漏进了供水系统。泄漏的下水道和水管排在一起；水和污物经常混合在一起。[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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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年代去伦敦的旅客，对于那种味道产生的印象远比伦敦钟声深刻得多。除了臭气熏天的污水坑和泰晤士河，伦敦的街头巷尾每年大约有超过75000吨的牲畜粪便，主要来自那些拉车的马匹，以及从郊区赶去集市交易的成群牛羊猪。[9]楼上的居民把夜壶里的粪尿直接从窗口倾泻而下，对楼下行人造成了可想而知的恶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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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果是极其严重的。17世纪和18世纪的伦敦，瘟疫和鼠疫肆虐横行。1665年伦敦大瘟疫暴发，导致超过10万伦敦人死亡。尽管1666年的伦敦大火清除了瘟疫，其他疾病仍在肆虐，城市的死亡率远高于乡村。霍乱于1832年从印度蔓延到伦敦，在当时伦敦恶劣的卫生条件下大行于世。疾病的不断暴发迫使有钱人迁移到郊外，而穷人大批死亡；仅在1849年1月，伦敦就有超过14000人死于霍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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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的遭遇稍好一些，但其人口增长速度同样迅速。晚至1790年，纽约市五个行政区的人口加起来也不超过5万。1850年人口普查显示有约70万，1900年是340万。绝大多数人的生活环境是肮脏不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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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世纪的纽约，猪在泥泞、往往未铺砌的街道随意漫步；卫生条件已迅速沦为和伦敦同一水平。迟至1842年，查尔斯·狄更斯（Charles Dickens）仍经常看到成群的猪在街上游荡；大卫·雷诺兹（David Reynolds）提到过，亨利·戴维·梭罗（Henry David Thoreau）就认为猪是蓬勃发展的都市中“最值得尊敬的人口的一部分”。著名规划师弗雷德里克·劳·奥姆斯特德（Frederick Law Olmstead）早在内战前就开始设计规划纽约的中央公园；他发现59街以北的城市简直就是“浸淫在猪圈、屠宰场和熬骨车间漫溢的淤泥和污物中，恶臭让人窒息”。[10]霍乱也同样在纽约横行。大约有5000人在1849年死于这种可怕的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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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在于资本主义急速发展和变化所引发的麻烦，无论是英国还是美国都难以迅速应对。大量涌入的移民、迅速崛起的新型产业，以及健康和卫生方面新问题的出现，迅速得令当局不知所措。四处可见的贫民窟、猖獗的犯罪行为、极不安全的生活环境，以上种种在英美世界这两大都市都激增扩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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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当时出现在世界上两个最善于管理资本主义变化的国家的状态。英美两国有相对负责任的政治体制。它们的民间团体非常活跃，亦有日益壮大的慈善家队伍，以期帮助改善同胞们的生活条件。生机勃勃的宗教文化引导它们寻找解决这个世界问题的务实方案。这两个早期发展资本主义的国家，在科技和金融上取得的成就使它们得以在全球竞争中傲视群雄，享受着几乎从未间断的经济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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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怪当今有那么多的国家在面对全球发展所需的快速变化时，仍很难去调整和做出改进。当今世界的城市聚集远比盎格鲁-撒克逊城市曾经的发展快得多。从1950年至今，巴西圣保罗的人口上涨超过1500万，印度孟买的人口也上涨了大约1500万。[11]如此大量涌入城市的人口足以让伦敦和纽约的市政府陷入瘫痪，而如今发展中国家都要面临这样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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