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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和美国的最大财富并不是有多少矿藏或者多么广大的农业用地，也不是说在银行有多少储备，而是整个民族的心态和习惯，是人们习惯于自我管理，能够自发推动商业发展，随时准备参加各种形式的自发的和私人的活动，但同时也习惯于历史悠久的有序自由。这种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是迄今最有价值的，也是最难以得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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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当今的大部分地方来说，强大的政府往往代表它们在试图弥补这种活力和秩序的缺失。中央政府必须强势，因为地方政府既软弱又腐败。国家政府必须在经济发展中发挥主导作用，因为社会普遍缺乏对于大规模经济活动的基本教育、生活经验或是方向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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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很多国家，经济诀窍一直集中在一个小群体当中：如和前殖民权势有着密切关系的家族；或是在少数族裔当中，如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泰国的华人，东非的印度人，巴尔干地区的德意志人，包括埃及在内的老奥斯曼帝国大部分地区的希腊人、犹太人和亚美尼亚人，东欧的德意志人和犹太人等。20世纪的民族主义斗争往往导致对富有又不受欢迎的少数族裔的驱逐和迫害。主流人群确实掌握着政治权势，但他们对经济的理解却往往有限。仓促上阵且教育水平不足的政府官僚企图填补这个空白，他们用政府计划行动来代替之前充满活力的私营经济。结果往往是非常糟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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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憾的是，仅仅是因为需要一个强势政府并不能使其变得有益。两害相权取其轻，但害终归还是害。为帮助它们向资本主义过渡，许多国家采纳的这种强势政府在开始时是怀着崇高理想的。在某些情况下，它们甚至能够多年保持高远的志向。大部分发展中国家都为自己的选择付出了全部的代价，强势国家的一些缺点是非常严重的，正是这些缺点导致英美青睐相对小的政府，这类政府在计划经济中仅发挥非常有限的作用。在大部分情况下，政府的经济大权都被那些“寻租精英”垄断并滥用，这些还不够，他们运用自己手里的经济大权去建立持久的一党专制。在许多国家，那些官员往往会做出毁灭性的、悲剧性的发展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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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中国家到处都散落着无用累赘却又耗资巨大的东西，雄心勃勃的开发项目最终以烂尾收场。菲德尔·卡斯特罗领导下的古巴简直就是一个装满了不切实际的计划的墓地：用根本不可行的错误方法把食糖产量提高到创纪录水平，培育具有超强繁殖能力的奶牛群，打造世界一流的生物技术产业等。位于朝鲜首都平壤的柳京饭店，高达105层且拥有3000间房间，却从未营业。那里不仅从来就没有游客前往，据报道整栋建筑已经开始下陷，电梯也已无法使用。废旧生锈、油漆斑驳的工业设备在非洲比比皆是，那也曾让非洲人一度满怀希望。[16]中国长江的葛洲坝水坝建于“文化大革命”时期，在建设期间有一半的中国投资都投进了这个项目。但现已完工的葛洲坝工程却由于规划不良以及不合格的船闸系统而使得水运颇受阻碍，在一年中大多数时间根本无法产生足够的电力，此外水库水源遭到了严重污染，足以使很多重要的物种濒临灭绝。[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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盎格鲁-撒克逊经济学家们常常抵制不了诱惑，去发表一些关于计划经济必败的冗长说教。更为重要的是，这反映了大多数国家在关键历史阶段所拥有的选择比起英美人来显得毫无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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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糟糕的是，地缘政治是迥异的。对于英美人来说，资本主义发展的进程符合并巩固了全球政治和安全趋势的重大变革，所采取的方式也是英美人从根本上喜欢并能够理解的。它使得英美两国达到了权力和声望的巅峰。海洋体系确实是好东西。但对其他国家来说，从法国开始，可谓困难重重。俄罗斯、德国、中国、日本以及阿拉伯世界：世界上这么多地方都已经看到它们为秩序和统治所做的计划被推到一旁，甚至在它们自己的领土之内也发生了极不受欢迎的变化，因为人们的价值观和行事方式都被英语国家和那些在自身体系中已经成功的外国人大大影响了。对世界上大部分地方而言，英美秩序和自由资本主义所带来的是失利、边缘化、失败和失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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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海狸一样，英语国家也已经修建大坝；随着大坝的升高和池塘的上涨，海狸们感觉到世界真是越来越好。它们看到充足的食物和坚不可摧的安全堡垒。但并非所有的动物都因此而高兴。有些动物可能还能设法应对，比如说鱼类、蝾螈或者浣熊等，但是红松鼠或黑松鼠是肯定不乐意让它们的树林被毁的；兔子失去了它们的窝巢，狐狸的洞穴也不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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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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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试图努力解决冷战后世界正朝着矛盾又古怪的方向前进的困惑，两大主要学派在这个时间段内浮现出来。一种观点看到了美国的自由政治、资本主义经济和国家权力等方面取得的胜利，并预测了海洋体系将不可避免地持续上升。这种看法有助于使人们满腔热情地接受福山的观点，即他推测世界已经达到了“历史的终点”。其他人则指出，当今世界上大部分地区对美国核心价值观和政策的反对持续不断，学者如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则推测，世界可能会遭遇“文明的冲突”。福山和亨廷顿论点的支持者之间发生的辩论，其实是西方历史上非常古老的话题的现代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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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福山被问到冷战的结束是否就是历史的终结时，他有意识地把他的观点融入西方启蒙运动的悠久传统，认为大事件最终都是受普遍理性指引的。在法国真实准确或者即将真实准确的东西，在德国和中国也会是真实准确的。展望世界，人性都是一样的；我们所见的文化差异是偶然且必不可少的；在人类社会按照普遍的自然规律发展的时候，人们将倾向于在政治、经济的布局以及意识信仰上向同一个方向会合。文化差异将继续存在，但它们将会是微不足道的，只是意大利人喜欢通心粉，瑞典人爱吃鲱鱼，新加坡人钟爱咖喱鱼头而已。然而在重大问题上，他们将会是一致的，都是后宗教的、民主的、自由的和资本主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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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廷顿的世界则是一个处处充满着无法抑制的冲突和不可调和的逻辑的世界。宗教和文化使人们响应不同的动力和理念。穆斯林并不愿意像西方人一样生活；印度教也不想和儒教一样生活。塞尔维亚人不希望自己的国家更像是法国。什么东西在巴格达是真的，到了德里就被认定是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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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山的世界在世俗形式的上帝之城达到高潮，全人类幸福生活在同一套单一法律下。而在亨廷顿的世界，我们拥有了一座巴别塔：上帝“变乱了人们的语言”，永远也不可能出现治理全人类的单一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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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近期的辩论再现了19世纪欧洲政治的冲突，此类冲突发生在那些信仰普世性革命的人（无论是受到鼓舞的资本主义者还是社会主义者）和关心本国解放与发展的民族主义者之间。福山站在了康德、黑格尔、马克思和英国曼彻斯特经济学派著名学者理查德·科布登（Richard Cobden）、约翰·布莱特（John Bright）等人一侧；亨廷顿则是詹巴蒂斯塔·维柯（Giambattista Vico）、约翰·哥特弗雷德·赫尔德（Johann Gottfried Herder）、19世纪的浪漫主义作家，以及以赛亚·伯林（Isaiah Berlin）等人的继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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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普遍理性和文化特殊性之间的辩论极大地丰富了西方知识分子的学术生活。两方的论点都有道理。一方面，一种普遍逻辑昭示着全球化的进程，而且在全世界的很多国家已经发生了显著的交融现象，因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迫使体制发生变化和改革。另一方面，很多事实证明文化范式的涵盖范畴要比普遍理性已经胜利带领历史进程走向终点的理念要广得多。我们并不需要“9·11”事件来警醒我们，根深蒂固的文化冲突是不可能从我们的世界里消失殆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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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提出文明冲突的前景时，亨廷顿既不认为这种冲突是人类无法避免的，也不主张我们确实有文化冲突。他希望关于引领世界朝这个方向发展的动力的分析报告有助于在某些方面指导我们的行动，从而使冲突尽可能减少。为了完成这个问题的分析报告，他发现自己运用的历史和文化理念在很大程度上是源自赫尔德的理论，并受到一系列欧洲18～19世纪浪漫主义和民族主义作家的深刻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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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赫尔德攻击了康德及其所持有的后爱国主义的普世观，但从很多方面来看，赫尔德仍不失为启蒙运动的重要人物。他是自由主义者、共和主义者，甚至是个平等主义者——在18世纪的德国，世事远比今天要困难得多。他也是亚伯拉罕式的：他相信历史进程是一个引领人类从较低的水平到辉煌的顶峰的发展之路。但是，赫尔德对这条朝向顶峰的路径的理解却迥异于现代主义者所持有并一直在这一群体中最为流行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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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康德到亚历山大·科耶夫（Alexandre Kojève），黑格尔派的哲学家们成为对“历史的终结”这一概念的直接负责者，该概念也出现在福山的论著中，进步现代主义的解读者已经是国际主义者。也就是说，他们认定人类社会中的文化差异最多只有短暂的重要性。历史前进的动力，真正推动历史事件发生的伟大力量都是普世性的，如共同的价值观、经济规律和人性本身的结构等。这是普遍的历史，其观点集中在超越了地理、文化和文明界限的力量当中。这是一个国际主义的世界观：最重要的事情是我们有共同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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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赫尔德本人在很大程度上是同情法国大革命的，他写作的时候，许多德国爱国者反对革命，认为那是傲慢的普世主义。如同那个时代的大部分德国人一样，赫尔德设想的迈向历史终结的路径是不一样的，淡化了国际主义色彩，也更少注重理性。无论是谈到民间传统、习俗还是宗教这些涉及人们灵魂、潜意识深处的元素，在赫尔德的心目中，文化都是人性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这意味着即使所有人都是平等的，他们也不会是相同的。德国人和法国人是不同的，巴黎人认定正确的事情可能在巴伐利亚人那儿就未必真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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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尔德对古文和现代语言都颇有研究，他非常强调语言对思想和观念的塑造能力。说不同语言的人们，并非仅仅是遣词造句的不同，他们所看到的事情也同样不尽相同。人们产生的不同观念和文化，并不是国际主义者所谓微不足道的附属现象。它们是人类本性的组成和实质；对人类而言，多样性是基本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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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尔德并不认为人们能够、应该或将要随着时间的推移去“克服”文化差异：当历史终结之时，我们不会都是讲世界语的。相反，他认为随着人类历史迈向巅峰，观念文化的差异化将持续下去并不断深化。他的历史终结观不是一个有着单一文化和同样制度机构的人类社会，而是一个具有多样性的、有时甚至对立观点和理念的大家庭。这是特定的历史；全人类可能会朝着相同的大方向前进，但每个民族、每种文化和文明都会以自己独特的方式，走自己的道路，不断发展。当人类历史到达后历史时代的普世和平状态时，那种和平应该是建立在世界上不同文化所呈现的不同理念、价值观、制度和优先权等基础之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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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种观点都有可能走上错误的方向。法西斯主义就曲解了赫尔德关于民族性是人类身份认同的本质的观点；马克思列宁主义又是对普世国际主义逻辑的误解。我们无法整齐地划分两个学派，哪个是左，哪个是右。当今的左派多元文化主义者站在赫尔德的立场，支持埃德蒙·伯克的保守派则属右翼。与此同时，美国的新保守派以及最为自由派的国际主义者们，又成了黑格尔和康德的普世性与国际性传统的拥护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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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英美经济和政治自由主义正席卷全世界的人明显是站在普遍历史的基础之上。在他们看来，中东的阿拉伯穆斯林和得克萨斯州的福音派基督徒之间的差异到最后其实并不那么重要。只要有机会，阿拉伯穆斯林会很快接受沃思堡[18]的核心价值观和习惯。其他人在特定历史范畴内思考，英美辉格党派试图给这个复杂多变的世界强加一个后者永远不会接受的统一思想。举例来说，许多多元文化主义者和后现代主义者认为人类本性中文化的影响是极其深远和不可避免的，根本谈不上朝自由民主的资本主义大融合方向前进，这个世界可以说将会永远被截然不同的文化以及（或者）文明区域划分开来。人们并不希望拥有同样的东西，因此，世界各地的人们是不可能对辉格派的东西照单全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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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很多思想家认为这两种历史思维模式是互相排斥的，但在试图分析资本主义世界，尤其是英美国家和世界其他国家的相互作用时，把两个方面都考虑进去会很有帮助。资本主义被认为是普遍历史道路上的社会和经济动力：它跨越所有文化和文明的疆界，并将自身的逻辑和现实强加于世界各地的人们，也不管对方怎么想或者到底要什么。也就是说，一旦一个国家或者世界的一部分当真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其他国家就得跟上处于资本主义领导地位的国家的科技、经济和社会发展，不然它们就可能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因为实力和势力都在不可避免地转移到那些有能力掌握新动力的国家手中。19世纪的日本就能掌控当时的体系并保持不败；而中国和其他很多国家一样，无法适应新的活力，经历了几十年之久的屈辱和失败。中国和日本在面对19世纪的挑战时所显现的不同能力可能深植于两个国家的文化和历史，但它们当时必须面临的挑战是客观的，不论其是否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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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令美国人特别信服的是，当然其他人也一样，冷战过后，历史本该已经走到了尽头，因为有证据显示英美模式的自由资本主义民主制度比任何现有竞争对手的经济模式都有效得多。在伦理和精神价值以及它的经济和地缘政治目标之间，辉格派的原则实现了（或者很多人认为它们实现了）一次完美的联姻。其通向世俗经济的路线被视为非常有效的，任何国家如若不想陷入落后无助的境地，除了遵循英美之路，别无他法。在大多数情况下，上帝的恩典如甘霖般倾注于那些跟着海象和木匠的人的水桶里；对那些做得少的人，上帝的恩典则要少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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