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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山的世界在世俗形式的上帝之城达到高潮，全人类幸福生活在同一套单一法律下。而在亨廷顿的世界，我们拥有了一座巴别塔：上帝“变乱了人们的语言”，永远也不可能出现治理全人类的单一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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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近期的辩论再现了19世纪欧洲政治的冲突，此类冲突发生在那些信仰普世性革命的人（无论是受到鼓舞的资本主义者还是社会主义者）和关心本国解放与发展的民族主义者之间。福山站在了康德、黑格尔、马克思和英国曼彻斯特经济学派著名学者理查德·科布登（Richard Cobden）、约翰·布莱特（John Bright）等人一侧；亨廷顿则是詹巴蒂斯塔·维柯（Giambattista Vico）、约翰·哥特弗雷德·赫尔德（Johann Gottfried Herder）、19世纪的浪漫主义作家，以及以赛亚·伯林（Isaiah Berlin）等人的继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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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普遍理性和文化特殊性之间的辩论极大地丰富了西方知识分子的学术生活。两方的论点都有道理。一方面，一种普遍逻辑昭示着全球化的进程，而且在全世界的很多国家已经发生了显著的交融现象，因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迫使体制发生变化和改革。另一方面，很多事实证明文化范式的涵盖范畴要比普遍理性已经胜利带领历史进程走向终点的理念要广得多。我们并不需要“9·11”事件来警醒我们，根深蒂固的文化冲突是不可能从我们的世界里消失殆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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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提出文明冲突的前景时，亨廷顿既不认为这种冲突是人类无法避免的，也不主张我们确实有文化冲突。他希望关于引领世界朝这个方向发展的动力的分析报告有助于在某些方面指导我们的行动，从而使冲突尽可能减少。为了完成这个问题的分析报告，他发现自己运用的历史和文化理念在很大程度上是源自赫尔德的理论，并受到一系列欧洲18～19世纪浪漫主义和民族主义作家的深刻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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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赫尔德攻击了康德及其所持有的后爱国主义的普世观，但从很多方面来看，赫尔德仍不失为启蒙运动的重要人物。他是自由主义者、共和主义者，甚至是个平等主义者——在18世纪的德国，世事远比今天要困难得多。他也是亚伯拉罕式的：他相信历史进程是一个引领人类从较低的水平到辉煌的顶峰的发展之路。但是，赫尔德对这条朝向顶峰的路径的理解却迥异于现代主义者所持有并一直在这一群体中最为流行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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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康德到亚历山大·科耶夫（Alexandre Kojève），黑格尔派的哲学家们成为对“历史的终结”这一概念的直接负责者，该概念也出现在福山的论著中，进步现代主义的解读者已经是国际主义者。也就是说，他们认定人类社会中的文化差异最多只有短暂的重要性。历史前进的动力，真正推动历史事件发生的伟大力量都是普世性的，如共同的价值观、经济规律和人性本身的结构等。这是普遍的历史，其观点集中在超越了地理、文化和文明界限的力量当中。这是一个国际主义的世界观：最重要的事情是我们有共同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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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赫尔德本人在很大程度上是同情法国大革命的，他写作的时候，许多德国爱国者反对革命，认为那是傲慢的普世主义。如同那个时代的大部分德国人一样，赫尔德设想的迈向历史终结的路径是不一样的，淡化了国际主义色彩，也更少注重理性。无论是谈到民间传统、习俗还是宗教这些涉及人们灵魂、潜意识深处的元素，在赫尔德的心目中，文化都是人性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这意味着即使所有人都是平等的，他们也不会是相同的。德国人和法国人是不同的，巴黎人认定正确的事情可能在巴伐利亚人那儿就未必真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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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尔德对古文和现代语言都颇有研究，他非常强调语言对思想和观念的塑造能力。说不同语言的人们，并非仅仅是遣词造句的不同，他们所看到的事情也同样不尽相同。人们产生的不同观念和文化，并不是国际主义者所谓微不足道的附属现象。它们是人类本性的组成和实质；对人类而言，多样性是基本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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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尔德并不认为人们能够、应该或将要随着时间的推移去“克服”文化差异：当历史终结之时，我们不会都是讲世界语的。相反，他认为随着人类历史迈向巅峰，观念文化的差异化将持续下去并不断深化。他的历史终结观不是一个有着单一文化和同样制度机构的人类社会，而是一个具有多样性的、有时甚至对立观点和理念的大家庭。这是特定的历史；全人类可能会朝着相同的大方向前进，但每个民族、每种文化和文明都会以自己独特的方式，走自己的道路，不断发展。当人类历史到达后历史时代的普世和平状态时，那种和平应该是建立在世界上不同文化所呈现的不同理念、价值观、制度和优先权等基础之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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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种观点都有可能走上错误的方向。法西斯主义就曲解了赫尔德关于民族性是人类身份认同的本质的观点；马克思列宁主义又是对普世国际主义逻辑的误解。我们无法整齐地划分两个学派，哪个是左，哪个是右。当今的左派多元文化主义者站在赫尔德的立场，支持埃德蒙·伯克的保守派则属右翼。与此同时，美国的新保守派以及最为自由派的国际主义者们，又成了黑格尔和康德的普世性与国际性传统的拥护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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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英美经济和政治自由主义正席卷全世界的人明显是站在普遍历史的基础之上。在他们看来，中东的阿拉伯穆斯林和得克萨斯州的福音派基督徒之间的差异到最后其实并不那么重要。只要有机会，阿拉伯穆斯林会很快接受沃思堡[18]的核心价值观和习惯。其他人在特定历史范畴内思考，英美辉格党派试图给这个复杂多变的世界强加一个后者永远不会接受的统一思想。举例来说，许多多元文化主义者和后现代主义者认为人类本性中文化的影响是极其深远和不可避免的，根本谈不上朝自由民主的资本主义大融合方向前进，这个世界可以说将会永远被截然不同的文化以及（或者）文明区域划分开来。人们并不希望拥有同样的东西，因此，世界各地的人们是不可能对辉格派的东西照单全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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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很多思想家认为这两种历史思维模式是互相排斥的，但在试图分析资本主义世界，尤其是英美国家和世界其他国家的相互作用时，把两个方面都考虑进去会很有帮助。资本主义被认为是普遍历史道路上的社会和经济动力：它跨越所有文化和文明的疆界，并将自身的逻辑和现实强加于世界各地的人们，也不管对方怎么想或者到底要什么。也就是说，一旦一个国家或者世界的一部分当真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其他国家就得跟上处于资本主义领导地位的国家的科技、经济和社会发展，不然它们就可能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因为实力和势力都在不可避免地转移到那些有能力掌握新动力的国家手中。19世纪的日本就能掌控当时的体系并保持不败；而中国和其他很多国家一样，无法适应新的活力，经历了几十年之久的屈辱和失败。中国和日本在面对19世纪的挑战时所显现的不同能力可能深植于两个国家的文化和历史，但它们当时必须面临的挑战是客观的，不论其是否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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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令美国人特别信服的是，当然其他人也一样，冷战过后，历史本该已经走到了尽头，因为有证据显示英美模式的自由资本主义民主制度比任何现有竞争对手的经济模式都有效得多。在伦理和精神价值以及它的经济和地缘政治目标之间，辉格派的原则实现了（或者很多人认为它们实现了）一次完美的联姻。其通向世俗经济的路线被视为非常有效的，任何国家如若不想陷入落后无助的境地，除了遵循英美之路，别无他法。在大多数情况下，上帝的恩典如甘霖般倾注于那些跟着海象和木匠的人的水桶里；对那些做得少的人，上帝的恩典则要少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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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随科耶夫的脚步，福山的政治分析基础牢牢建于黑格尔所信仰的历史发展动力之上：人类需要获得承认。正统的黑格尔主义者认为，作为一个完整的人、一个平等的人，渴望得到他人的接受并受到尊重，这是历史在政治、宗教和文化方面的发展动力。我们的祖先在原始的史前时代应该都是平等的，但随着人口不断增加，人们开始争夺资源，世界被分成赢家和输家——主人统治着他们的社会，强迫输家将受他们摆布、遭受他们奴役；而奴隶则是那些在竞争中落败的情愿偷生为奴也不愿战死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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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而易见，主人当然比奴隶好多了，但不管是主是仆，都不为这种划分而感到满足。奴隶被看作低人一等，而且降低到物品的地位，显然他们的认同需求并未实现。但是，主人们也同样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只有在地位差不多的人面前，你才被看作是平等的；奴隶们是可以为你劳作，在你发号施令的时候他们会吓得胆战心惊，但他们不能给你最渴望得到的对平等人性的自由且自然的承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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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格尔眼中的人类历史时期是一个奴隶和主人逐渐超越他们最初的分界线的漫长过程。例如，基督教就称颂无论是主是仆，在上帝眼中都是完整的人。他们理论上是平等的，尽管现实是滞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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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福山看来，自由民主社会最终实现了全人类千百年来一直在寻求的目标。这并不是因为它制造了极具诱惑力的消费品的聚宝盆，而是因为自由民主制度为承认问题提供了一个解决方案。自由民主制度尊重所有人的平等和尊严，这与以前的封建社会或奴隶社会有根本的不同。西方社会的人们并非只是在理论上实现了人人平等，他们在选举投票权和法律面前都是平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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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山指出，人们并不只想被承认为平等的人，他们也希望去参与竞争、去赢得和享受成功带来的回报。自由民主社会让不可能成为可能；它容许人们在政治和商业竞争中为名誉、光荣和财富而战，但失利者也并没有被彻底粉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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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民主的资本主义相比于竞争的经济和政治制度来说，更符合人性，这也是它能够胜出的原因所在。在福山看来，苏联解体代表的是强权在非自由民主资本主义基础上的最后一次尝试。苏联的溃败彻底表明了反对这种体制是徒劳无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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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论证非常有道理；到目前为止，它无法被反驳。然而作为一个满足每个人需求的社会体制，自由民主制度树敌颇多。如果说自由资本主义的民主能够完美地迎合每个人的需求，那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痛恨并抵制它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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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尔德之后，文化尤其是历史方面的学者们有了新的答案：集体承认的问题。个体并不仅仅满足于在个人基础上被认为是平等的。人们获得认同感部分来自他们所属的重要群体，如种族、部落、国家和宗教等。他们对于承认的个人动力将不会停止，直到他们的信仰或者国家得到了承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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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尔德认为，人类是需要归属于一个群体的，个体身份必然植根于他的群体归属感。从这个角度出发，在那些国际主义思想家和英美个人主义者看来，个人权利和集体权利的区别在开始时似乎都是很模糊的。如果对我所归属的群体进行侮辱，那就并非只是侮辱了这个群体，这同样是对我本人的侮辱。如果我所在的群体没有得到应有的承认，那么我的承认需求也是无法满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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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仅是一个理论上的问题。在现实世界中，并没有一个理想的“自由社会”呈现在人们面前；摆在人们面前的事情非常具体：海洋体系。人们接受自由主义社会，就不只是接受资本主义思想和价值观为理想体系，还必须接受——或者至少做好容忍的准备——已经将自由资本主义带到了目前发展阶段的国际体系。海洋体系、美国的独特地位、迅速掌握当前全球体系的技术及其他令人生厌的不同西方国家的特权地位，此时此地这些和自由社会的抽象概念是千丝万缕地纠缠在一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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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同样是赫德尔时代的德国人面对的境况，也是当时那么多著名的德国知识分子和艺术家抵制法国大革命的原因，尽管他们对其中一些价值观有所同情。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情况下，他们所面对的不仅是简单的民主价值观对王室专制的问题。法国大革命可能在有些方面是受欢迎的，但法国军队傲慢和敲诈性的占领，以及用阴谋计划来推动拿破仑·波拿巴的个人和王朝利益等行径，是绝大多数德国人无法接受的。抽象的体系可能会比较有吸引力，打包提供唯一的具体方案却并不吸引人。德国的民族主义和反启蒙价值观联系在一起，这种发展产生的灾难性后果困扰了欧洲很多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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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抵制了法国大革命，而对大革命的接受就意味着接受法国在欧洲的永久性霸权。当今有很多人抵制自由资本主义，而对自由资本主义的接受也意味着接受了美国在全世界的领导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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