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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而言之，亚洲似乎正朝着一个复杂的均势方向发展，有点像当年维也纳会议之后出现的欧洲体系。在这个体系中，1815年的英国和当今的美国这样的离岸平衡力量可以发挥极为重要的影响，并以相对较低的成本保护自身的重大利益，即使这个体系中的其他国家有更多的人口或经济规模，甚至从某种程度上看有更强大的军事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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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英国和美国这类海洋制衡强权的经典观点来看，这种形势的第一个关键特征是，任何单一国家都不可能切实地渴求亚洲霸权。不仅美国在离岸准备构建联盟来反对任何对其构成威胁的国家，亚洲大国看上去也日益能够保持自身的基本平衡。即使印度和中国的长期崛起威胁到了作为亚洲从科技到经济最为杰出的日本的地位，但在可预见的未来，这三个亚洲大国仍会形成潜在稳定的三角关系。无论印度还是中国，加上日本，都有可能强大到足以使得第三个国家不可能主宰另外两个国家。美国作为第二制衡权力，可应对任何一个有志成为霸主的国家，印度、中国或日本通向亚洲霸主的道路即使并非不可能，也会是相当困难的。它们总是假设包括美国在内的其他国家认识到它们的国家利益，并照此行事。（不能总是指望这一点：法国和英国在20世纪30年代早期本可以很容易地阻止希特勒的行动；到1939年时则已经太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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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美国的亚洲政策一直饱受地区均势不稳定性的困扰。在日本崛起之前，亚洲没有一个国家可以抵御英国和（或）其他欧洲列强的侵占和瓜分。当日本开始其非凡的现代化进程时，中国跟风失败（英国实力此时已经削弱）造成了内部不平衡的危险形势，最终导致了太平洋战争的爆发。今天的亚洲具有形成可能稳定的均势的一切元素，这在近现代历史上还是第一次。中国正在不断发展和更加现代化，印度也是，其他很多（相对）中等规模的地区性大国也都如此，而且日本的光芒也并没有淡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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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美国在亚洲最大的威胁并非来自印度和中国持续现代化发展的前景，而在于其中一个或者两个国家可能会失败。这两个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变革都让人惊叹，世界历史上还从未有这么多人经历了这么大的变化。尽管大小问题从不间断，迄今为止，印度和中国都在这一进程中取得了非凡的成功。目前尚不那么清晰的是，它们的政治制度在压力和变化持续升级的情况下，是否能保持连贯性和有效性。环境问题和社会压力可能会极大地影响印度、中国或者两国的前景。从美国的角度来看，任何中断它们进步的因素都是个问题。如果其中一个国家步履蹒跚，而其他国家继续突飞猛进的话，保卫亚洲均势就需要美国的政策更为活跃，可能也更冒险。如果这两个国家都步履蹒跚，这一地区可能会被政治、军事和经济的大混乱吞没，在全球和地方层面出现不可预料的后果。美国的战略利益使其希望所有亚洲国家都保持良好态势，也使其支持该地区的主要和次要国家发展，并促进主要亚洲大国之间的整合与合作。理查德·哈斯（Richard Haass）认为即将到来的时代对于美国也是机遇，这无疑是正确的。美国以其独特地位，在21世纪的亚洲政治中发挥着非同寻常的积极作用；如果我们能充分利用这个大好机会，其结果对于亚洲、世界政治和美国自身来说，都有着重大的历史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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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长远眼光来看英美历史，美国面临必然衰落的可能性很小，然而，这一视角也不支持一些评论家所认为的美国会继续成为世界政治“单极”中心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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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海洋体系的历史上曾有单极和双极的时代。英国在1763年赢得了七年战争之后，成为在地中海、美洲和亚洲的主要霸权国家，其地位得到公认。拿破仑倒台后，只有俄国的影响力能够和英国相提并论，即使在那个时候，俄国在很大程度上还是一个欧洲强国，而英国则是无可争辩的世界强国。在19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英国的威望、财富和全球影响力都独树一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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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也有一些时候，英国更应该被比喻成在更为平衡的竞争和权力的世界中的“首席”——比如在它能够坚持对抗西班牙或法国这样的强权，仅仅是因为它加入了它不能一直操控的联盟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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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结束后美国充当领导的短暂时期里，美国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经历了不同的阶段。紧随二战结束，美国获得了压倒性的经济优势：在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面临饥荒的时候，美国是世界上最大、最先进的石油及大多数农产品的生产和输出国，同时无论是从数量还是技术复杂性来看，它也都是世界领先的制造大国；它自身的通信技术和金融能力超过了所有可能的对手。在军事领域，美国是世界上唯一拥有核武器的国家，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像美国一样把常规部队派到世界的各个角落并保证给养。事实上，在二战结束后的很长时间里，几乎没有任何国家能够在缺乏美国准许甚至是支持的情况下，有能力去维持海外军事冒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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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在冷战结束以前，美国就已经享有了这种全球霸主的地位，但“衰退”真的是用来形容1945～1989年美国的最好词语吗？那些年见证了很多重大挫折：共产主义在很多发展中国家如潮水般涌起，最悲惨的就是中国；一场没有结果的朝鲜战争；在越南战争中挫败；英国持续衰退；苏联成功推动了战略平等和核平等；美国石油生产到达顶峰后，开始逐年下降；伊朗革命；拉美、非洲和中东地区日益高涨的反美情绪；美国公司在科技和经济方面都开始出现强大的对手，起先是欧洲和日本，然后扩展到发展中国家。还可以举出更多的例子，但冷战后的美国确实更为富裕，其核心利益也更有保障。这是和1945年时相比，那个时期的欧洲满目疮痍，人们濒临饥饿和共产党接管的边缘，全球经济崩溃，无论是美国人还是其他任何人都并不清楚该如何对抗共产主义，以及前路在何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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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美国权力的未来前景，真正的问题不在于这个世界在2015年或2050年是否会比1946年或1989年更单极化或更不单极化，而在于美国是否能够随着时光的流逝确保并提升海洋体系。对有些人来说，这个命题似乎违背直觉，但确实在很多情况下，美国单极地位的削弱会在实际上促进海洋秩序的发展，而不是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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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在拿破仑战争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发展都阐明了这一点。拿破仑倒台后，只有俄国在声望和影响力方面能够和英国相提并论。法国战败了，奥地利被彻底动摇，普鲁士还未从战争带来的巨大冲击和创伤当中恢复过来。放眼整个欧洲，坐在摇摇欲坠宝座上、吓得瑟瑟发抖的君主们甚至连大气都不敢出，生怕法国革命的力量会再次爆发，从而使欧洲陷入另一个世代的毁灭性冲突当中。当法国、普鲁士、奥地利和其他一些小国在维也纳会议之后渐渐趋于稳定，大陆经济也慢慢从战争中复苏并开始掌握工业革命的技术，英国在欧洲大陆的影响能力则开始趋于减弱。然而英国显然更为安全和富强，在欧洲战后终于“正常化”后，英国在全球的地位也显然更稳固和惬意。1815年之后几十年，崛起的欧洲列强才对英国构成了严重的威胁，并且即使在那时，美国的活力和实力也意味着海洋体系变得更加根深蒂固，19世纪早期的单极和双极时代朝着更为多极的世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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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后拿破仑时期的欧洲日益多极化，这也强化了英国在国际社会的地位。均势体系在欧洲的回归，特别受到几乎所有欧洲列强包括最强大国家的接受，甚至认为它是合法性所在，至少直到俾斯麦的战争时期都是如此，这是英国国际角色的伟大战略资产。英国舰队已经可以在战争期间封锁欧洲大陆，威灵顿公爵领导下的军队能够在激战中击败拿破仑，这些都是好事。然而，更好的情况是，无须发动封锁或战事而从维护了英国利益的欧洲秩序当中受惠，同时又不需要英国的持续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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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之后的欧洲所发生的事件都遵循着某种程度上类似的路线。美国政策的战略目标（阻止一个强国对其他国家的掌控，结束数代之久的战争，促进自由的政治和经济模式，美国制造商和投资商获得市场准入，在面临地区安全挑战时的合作）已经大大迈进，即便美国的直接政治权力已经在减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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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类似的平衡会加强而非削弱海洋体系的基础，并在稳步减少成本的情况下保障至关重要的美国利益。长远眼光告知我们，单极化既不是英美权力在海洋体系历史中最令人满意的形式，也不是最典型的形式；过去，从单极化世界转变到一个与海洋体系兼容的国际秩序，其中很多大国拥有了发言权，这并不代表着英美实力的衰退。相反，它是世界事务中外交的成功和幸运的趋势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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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为什么一个多极化的国际体系在亚洲出现，对于美国和它的海洋体系来说都是一个绝好的机会。主要亚洲大国的利益似乎都与美国和自由资本主义秩序保持一致；当这个体系有多个支柱支撑的时候，美国利益便得到了前所未有的保障。将战略和经济利益与那些世界上重要大国的经济利益相匹配的能力，是海权战略的核心优势之一。在一个开放的全球贸易体系中，相比于传统陆权国家通常的做法，离岸平衡手感兴趣的是对更多合作伙伴形成更少威胁、提供更多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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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成为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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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美国的国际角色会带来一些东西，比如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到“反恐战争”之间的六十年的先例和经验。但是如果我们回顾一下海洋体系的整体崛起，就会发现一个更为丰富的历史记忆；比起单单看美国个体，美国实力看上去更深地扎根于国际政治的架构当中。美国是一个有着三百年历史的权力体系中的领导国家，在各种不同条件下仍保持着繁荣发展。它崛起于荷兰和英国被在人口和自然资源上占优势的对手打败的情况下，它经历了暴风骤雨并克服了种种挑战。它与不同国家联盟，参与了大小战事；在不断变化的时局下，它通过种种方式去追求自身的基本目标。美国在国际社会的角色并非如同雨后蘑菇一般在二战摧毁了潜在对手之后突然冒出，它在苏联解体时也并没有再一次惊人地复苏。这是自路易十四时代就在塑造世界历史的进程的结果。这一力量既支撑着海洋体系，又支撑着美国实力，强大而持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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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荷兰和英国的领导之下，海洋体系所要忍受的军事和政治磨难相比于任何美国人尚待承受的要更为严峻和棘手。荷兰人眼见着自己的国土受到侵略，城市夷为平地；为把敌人困在海湾，荷兰被迫开沟排水，淹没了低洼地带的农场。腓力二世一度以异端和叛逆为罪名，把所有荷兰人都定了死罪。1588年、1803年和1940年，英国严阵以待，如不能把强敌的入侵终结在海上，对手就会势如破竹，无法抵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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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历史相当沉郁地表明，与迄今所经受的磨难相比，美国人需要为更艰难、更严峻的考验做好准备。然而，如果世界更加黑暗，威胁增长到美国独自或几乎独自反抗巨大而疯狂的敌人时，英国和荷兰在那些早期冲突中取得的胜利将成为尚未来到的考验的希望之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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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重要的是，历史教导我们，在最广泛意义上，不论是美国的国内繁荣还是国际地位，海权都是极端重要的。地缘政治和经济战略相结合，加上国内长期致力于动态社会的发展，这都推动了长达百年的荷兰和英国样式的海洋体系。这种组合仍然或应该一直是今天美国政治家们关注的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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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林尼治长老们的协议[14]仍然是世界强国的关键：在国内大力发展并保持一个开放而充满活力的社会；将这个社会的经济能量投入世界贸易；保护全世界的商业贸易，并在世界主要地缘政治地区捍卫均势；开放全球体系给其他的国家，即使是和平时期潜在的竞争对手；在战争中让体系对抗对手；尽可能在各地大力促进自由主义价值观和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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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英国漫画家罗纳得·塞尔（Ronald Searle）笔下的小学生奈杰尔·莫尔斯沃斯（Nigel Molesworth）的话来说，这个海权战略依然是在全球权力竞争中“如何成为第一”。就海权一词最为完整的意义而言，美国仍然是海权国家。维护海洋秩序的健康和活力是21世纪美国领导人面临的首要任务。关于美国大战略、国际经济政策和国内政策的辩论都应当以此为背景，而且，对政策选择的评估也应看其结果是会巩固和扩展，还是削弱和消耗这个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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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某种程度上，美国的外交政策辩论要考虑到海洋秩序的健康水平，这些辩论将比它们现在通常所做的产生更大的连贯性。来自专家和非业内人士的意见都将纳入一组关于美国利益架构的共同理念当中，并且有不同政策处方的倡导者能够为他们的建议寻求更多的支持，从而令人信服地显示出他们的处方将推进一系列大家都理解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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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点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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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当今的美国人来说，过去这三百年来最主要的教训就是确立一个原则很容易，付诸实践却很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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