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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布尔认为个人夸大自己在事件中的重要性是一种自然倾向，他们觉得自己是他们世界的道德中心。个人努力来克服这种倾向，从而以更为平衡、更少孤芳自赏的方式对待世界，也许他们不会完全胜利，但确实有所进步。（这和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对人的本性的描述有惊人相似。）不过，孤立的个体仅仅是历史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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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赫尔德和伯林一样，尼布尔注意到个人身份认同中的重要部分源于他们所属的社会群体。然而，尼布尔指出，学习质疑和制约我们自身的自大的过程适用于个人生活层面，并不适用于我们身份认同的集体维度。集体自我提出的诉求比我们给自己提出的诉求更宽广、更好大喜功。我们会为自己提出的代表我们个人利益的一些不现实要求而尴尬窘迫，但如果是代表我们所属的不同集体提出这些要求，似乎就变得顺理成章了。尼布尔在其著作《道德的人与不道德的社会》中写道，大多数人是通过群体身份而不是以个人的名义来要求绝对权力和重要性的。人们的自大和自我中心主义通过为我们所属群体的利益进行集体诉求而表现出来，“部落、家庭、宗教、民族、种族、性别、职业或教会等，都是我们所属的群体”。[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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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重罪行大多是共同罪行”，尼布尔指出，这是因为“我们将自身全部的忠诚和力量都献给我们的群体，献给它的安全和成功，以及征服和统治其他与我们利益相抵触的群体”。[3]像工会和企业这样的组织对自己的诉求会尽快努力争取，却很少从对手的角度关心是否公正，而且在战术技巧上也不是像个人处理私人事务时那样小心谨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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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有许多优良品质，无论是通用汽车还是全美汽车工人协会都不具备灵魂和道德上的觉悟。公司股东和工会投票员工都从纯粹务实的角度来看待他们之间的关系。谁也不指望对方会伸张公义或大发慈悲，也没有任何一方会主动这么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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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际层面，形势则变得更为严峻。抽象原则更为广大宏伟，我们对诉求更缺乏批评，更不需要承认敌对阵营的正义诉求。为我们的国家诉求巨大权益是爱国行为，为我们的信仰诉求巨大权益是虔敬。大国因国力强大而展现出傲慢自大，践踏着更小民族和更弱国家的权益和关切之事，却对它们自己的所作所为麻木不仁。但同样也有无能的傲慢；蒙冤受屈的人们把他们的冤屈看得比天还大，提出不可能的要求，对于实际可行而不浪漫追逐“理想”的折中方案根本不予考虑，因为他们认为这些事情是没有商量的余地的。这里面混杂着愤怒、怨恨、盲目和偏执的情绪及态度，赫尔德和伯林发现那些受害（或自认为是受害者）的国家，往往会把自身的怨恨和局限与强烈的盲目、傲慢、自我中心以及自以为是交织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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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大更抽象的实体是更难平衡的。在尼布尔所属的那个年代，社会阶级是集体认同的最突出实例，在它的名义下滔天罪行和专横暴政具有正当性。如今，对某些人来说，宗教似乎已经扮演了这个角色。宗教可能会是所有集体当中最具危险性的。它的诉求至为庄严宏伟：还有什么比去捍卫荣耀和推进一个真正的宗教更重要的呢？与此同时，所有失落在我的日常生活中的自负和骄傲，屈辱带来的所有愤怒，不得不适应他人愿望造成的所有不耐烦，还有我所有的宏伟愿望，都集中投射在我的信仰当中。当我想要我的信仰主宰世界时，我实际上并不恨异教徒：我寻求最高的祝福来为他们争取利益，通过引领他们成为上帝的真正信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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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的冲突和罪行往往源于最宏伟的抱负，同样的群体在赋予生命意义和为团结一心创造机会的同时，也是滋长冲突矛盾的温床。这是一个既悲剧又具有讽刺意味的世界观。说它是悲剧的，是因为人类最宏伟的抱负被人类本性深处的缺陷破坏了。说它具有讽刺意味，是因为在我们最为确信我们的行动正义、最为肯定我们脚下的道德基础的时候，其实最大的危险就已向我们袭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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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英美思想中的经典要素而达成如此丰富而矛盾的世界观是了不起的事情，尼布尔确实可以当之无愧地跻身于20世纪美国最伟大、最深刻的思想家之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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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布尔最早是在大萧条时期提出了自己的见解，随着二战和冷战的爆发，他把自己的主要精力放在了国际事务上。从某些方面来看，尼布尔对冷战的分析和当年克伦威尔对与西班牙的较量的描述相去不远。“我们正与浑身附满邪恶的魔鬼宗教的敌人作战……我们可能世世代代都会在这个敌人的暴力威胁下……”像克伦威尔一样，尼布尔对国家内部颠覆的危险发出警告，谴责专制独裁和背信弃义的敌人，支持在大战中与可疑的甚至是不道德的搭档结成联盟，坚持美国是为超越自身利益的大局而战，并主张斗争必须坚持到最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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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他所做的远不止这些。邪恶不仅存在于敌人那里，我们中间同样也有，并非只是像国内第五纵队那样潜在的叛国者。美国本身就受制于邪恶，美国人有时也是有罪的。“我们将真正实现民主事业，”尼布尔写道，“我们越真诚，越可以完全克服我们身上的狂妄自负。”[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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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抗两大劲敌都很有必要，需要我们全副武装去应对，但最终内部斗争产生的后果是最大的。尼布尔认为，“我们国家命运中最关键的问题”是，美国能否在上帝和人类面前保持适当的谦卑，即使那时美国已和苏联展开了生死攸关的争斗。[5]“我们知道如今我们在国际社会中所拥有的地位，部分是由于存在于历史复杂模式中的因素和力量，而我们并没有参与创造这一模式，故不应该受益。如果我们从宗教的角度来理解这个问题，那么命运就不再是一个骄傲的工具，而成为承担一种新的责任感的场域。”[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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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战时期，尼布尔主张，美国需要在遏制共产主义和苏联在全球的影响力的同时，对自己的道德和政治诉求保持一个批判的立场。这需要去理解敌人诉求之中的正义要素，不管他们的诉求是多么扭曲和变态。此外也不要将自己的志向与全人类的福祉混为一谈，不论自己的志向显得多么高尚或因多么有道德而令人陶醉。必须要承认的是，在其自身的动机和行为中，善与恶是复杂的混合体，但人们不能因为这一现实而陷入被动和无所作为。自身并不完美的美国人在一个不完美的世界中和一个邪恶的（尽管不是绝对邪恶的）敌人开战。美国在战争中采取的手段并非都是清白的，冷战取得的胜利不会带领人们开创辉格式乌托邦世界或是进入上帝的国度。但即使是部分和不完美的胜利，也同样很有意义：我们并不打算在国际生活中建立完美的公平正义，或是废除高压政治或权力关系。但也许我们能够拥有“足够的正义”，为防止人类文明的彻底崩塌和灾难降临的高压政治也可以是“充分非暴力的”。为达到这一有限的目标，尼布尔不仅支持发展核武器；他还认为，在某些情况下，核武器可以在正义战争中适当运用。[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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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美国人还在努力地理解“9·11”恐怖袭击所揭示出的威胁本质，想要发展出一个外交政策立场用以指导他们度过这一对海洋秩序的最新挑战时，尼布尔的观点就显得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有说服力且至关重要。美国不得不将行动和主张能力与反思和自我批评能力结合起来，比冷战时期更甚。对于大多数美国人来说，深受宗教激励的中东恐怖分子与之格格不入，远胜当年的共产主义。毕竟马克思主义和美国同样是西方文明的产物，苏联追随者的世界观尽管对于美国人来说有些令人生厌，但还是可以承认和理解的。尼布尔自己就曾是社会主义者，他深入研究了马克思主义和思想文化史，从而形成了自己的世界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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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了解恐怖分子，理解关于运动的各种不同意见，更不用提去学会如何在如今中东地区的政治和文化环境中有效运作这些问题，美国必须比冷战时期付出更多的努力，在思想和文化层面上要有更大的飞跃。必须要做出一些妥协，愤怒和失败情绪在所难免，这比冷战时期为苏联提供了动力的反资本主义、西方主义和俄罗斯民族主义混杂在一起的局势要更顽固、更广泛，也更难去调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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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任务显得越发棘手，恐怖威胁的宗教寓意和暗示调动了以穆斯林为主体的中东地区和大多数人信奉基督教的美国的深刻集体认同。对双方而言，可能发生的最大灾难将是把彼此视作劲敌，形成一个误解、挑衅、暴力和报复不断升级的旋涡。鉴于历史、宗教和文化方面的差异，在任何情况下危险都有可能爆发；纪律严明、训练有素的恐怖分子努力让最糟糕的局面出现，时刻让人感到不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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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尽管尼布尔极力主张双方都进行自我反省，从而认识到历史的嘲讽性以及己方的不完善，他也要求在不完美的世界开展行动。身为在冷战时期坚持主张继续发展核武器的神学家，对于那些动机远不如违背历史的战争崇高的武力和控制需要，尼布尔不抱幻想。很多美国人只能说服自己支持运用武力，因为选择很明显——是天堂还是地狱，是乌托邦还是世界文明价值的悉数毁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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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布尔不会允许我们沉湎于幻觉当中。我们可能不得不去抗争，即使世界是从特定的战争中出现，但势必漏洞百出。回顾老布什总统执政时期的第一次海湾战争，一个尼布尔式顾问可能会要求明确性和决议。他可能会说，把萨达姆·侯赛因赶出科威特，这并不可能开启一个建立在安理会主持下的和平与合作安全协议基础上的新型国际秩序，但无论如何，我们还是要把他赶出去。我们自己也不得不承认，国际秩序的原则是我们要解放科威特的部分动机，我们决心要阻止萨达姆对国际石油供应的束缚也是如此。如果更进一步来看这个问题，我们甚至不得不承认这样一个事实，即对很多阿拉伯人来说，美国对海湾地区酋长国的独立事业的支持反而挫伤了阿拉伯民族主义——无论是世俗的还是宗教的；二十余年来，美国不只是反对萨达姆·侯赛因，还反对想把阿拉伯国家团结在一起的每一个领导人和每一次运动。我们必须接受，美国对以色列方式非常复杂的支持，影响到了阿拉伯人对美国人动机和行为的理解。然而，就算我们很清楚所有这些，我们可能还是要把萨达姆赶出科威特，并且捍卫并不完美的以色列，同时支持海湾国家的独立，即使它们并未显示出向世俗民主政治演变的迹象。重要的是，我们在做这一切的时候都必须保证不能失去我们对自己理想和价值观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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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我们的视野从中东地区拓宽到整个世界，文明外交涉及处理资本主义这样一个具有全球影响力、迫使每一个国家去调整并应对的制度，以及受到海洋体系影响的众多不同社会中的不同身份认同、抱负（野心）以及态度。很多国家在这个世界里已经感受到了红皇后的存在，它们都在拼尽所能地朝前快跑，而资本主义就像一个无情的工头，要求大家跑快一点、快一点、再快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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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后来人很可能会认为，即使面对当下所有的中东问题，我们现在这个时代仍是一个良好的时代。举例来说，如今亚洲革命性的巨变展现在美国人面前的主要就是，沃尔玛的那些便宜货。我们有时也会从感情上感到抱歉，对那些在危险工厂里长时间劳作、拿着可怜薪水制造这些便宜货的工人们，以及那些因外国的竞争而工作岌岌可危的美国人，不过那些工人的严重不满情绪还没有影响到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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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不可能持续下去的。第一代农民工可能会对到城市打工心存感恩——让他们逃离了农村的贫困，他们拼尽一切为生存而努力，根本没有时间和力气去参与政治。对于他们的儿孙辈来说，他们不可能有这样的容忍精神去接受同样的待遇。然而，使发展中国家工人工资低下的经济力量现象很可能继续。中国沿海地区工人工资上涨，很多工厂纷纷转战内地，或者搬去越南、印度。孟加拉国和非洲也在远处发出召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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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这些工人将他们对工资收入和工作环境的不满带到政治当中时，一种复杂且危险甚至一触即发的情绪，混杂着扎根在过去的阶级仇恨、民族和地区的冲突，以及文化、国家和种族的仇恨，很可能就会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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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印度，资本主义的广泛传播也不可能成为一种神奇的灵丹妙药，从而解决所有的纷争和结束所有的不和。资本主义增加了不平等性，提升了某些特权的价值（如高质量英语教学），典型地使一些地区和亚文化比其他地方得到更多的利益。印度的政治制度是灵活又有弹性的；当这个地球上最复杂且多样化的政治社会产生一浪高过一浪、传播越来越广的变革时，刚才提到的印度政治优势也同样会面临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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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前面曾提出，21世纪的亚洲战略几何学有助于形成一个基于大致均势的相对和平稳定的政治制度。确实如此，但要产生这样的制度，亚洲国家和它们的国际伙伴肯定会面临一些风暴。欧洲的工业革命产生了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残忍的民族主义暴力也不断在各地疯狂上演；如今亚洲地区的经济和社会革命从政治意义上讲，比欧洲任何时期都要更大、更快、更具破坏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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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布尔的遗产并非美国人捡起来用来处理与穆斯林的关系，一旦最糟糕的战争结束，就可以抛到脑后弃之不用的。随着爆炸性新世纪的展开，文明外交和尼布尔的方式将越发显出其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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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面临着一个典型的尼布尔式形势。英美辉格派热情高涨地进行他们的全球自由和发展计划，我们不能无视他们的计划对他人产生的影响，也不能无视他们的意识形态在自身文化价值观中的根源所在，当然，还有他们的利益。然而我们也要认识到，这个计划的实际和潜在的缺陷与限制不能也不应该影响他们对价值观核心的承诺——这些价值观持续推动着海洋秩序的全球活动和变革议程。只要文明外交和集体承认的问题主宰着国际政治，美国人就需要承受尼布尔思想那令人振奋却有收敛性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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