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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抗两大劲敌都很有必要，需要我们全副武装去应对，但最终内部斗争产生的后果是最大的。尼布尔认为，“我们国家命运中最关键的问题”是，美国能否在上帝和人类面前保持适当的谦卑，即使那时美国已和苏联展开了生死攸关的争斗。[5]“我们知道如今我们在国际社会中所拥有的地位，部分是由于存在于历史复杂模式中的因素和力量，而我们并没有参与创造这一模式，故不应该受益。如果我们从宗教的角度来理解这个问题，那么命运就不再是一个骄傲的工具，而成为承担一种新的责任感的场域。”[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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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战时期，尼布尔主张，美国需要在遏制共产主义和苏联在全球的影响力的同时，对自己的道德和政治诉求保持一个批判的立场。这需要去理解敌人诉求之中的正义要素，不管他们的诉求是多么扭曲和变态。此外也不要将自己的志向与全人类的福祉混为一谈，不论自己的志向显得多么高尚或因多么有道德而令人陶醉。必须要承认的是，在其自身的动机和行为中，善与恶是复杂的混合体，但人们不能因为这一现实而陷入被动和无所作为。自身并不完美的美国人在一个不完美的世界中和一个邪恶的（尽管不是绝对邪恶的）敌人开战。美国在战争中采取的手段并非都是清白的，冷战取得的胜利不会带领人们开创辉格式乌托邦世界或是进入上帝的国度。但即使是部分和不完美的胜利，也同样很有意义：我们并不打算在国际生活中建立完美的公平正义，或是废除高压政治或权力关系。但也许我们能够拥有“足够的正义”，为防止人类文明的彻底崩塌和灾难降临的高压政治也可以是“充分非暴力的”。为达到这一有限的目标，尼布尔不仅支持发展核武器；他还认为，在某些情况下，核武器可以在正义战争中适当运用。[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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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美国人还在努力地理解“9·11”恐怖袭击所揭示出的威胁本质，想要发展出一个外交政策立场用以指导他们度过这一对海洋秩序的最新挑战时，尼布尔的观点就显得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有说服力且至关重要。美国不得不将行动和主张能力与反思和自我批评能力结合起来，比冷战时期更甚。对于大多数美国人来说，深受宗教激励的中东恐怖分子与之格格不入，远胜当年的共产主义。毕竟马克思主义和美国同样是西方文明的产物，苏联追随者的世界观尽管对于美国人来说有些令人生厌，但还是可以承认和理解的。尼布尔自己就曾是社会主义者，他深入研究了马克思主义和思想文化史，从而形成了自己的世界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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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了解恐怖分子，理解关于运动的各种不同意见，更不用提去学会如何在如今中东地区的政治和文化环境中有效运作这些问题，美国必须比冷战时期付出更多的努力，在思想和文化层面上要有更大的飞跃。必须要做出一些妥协，愤怒和失败情绪在所难免，这比冷战时期为苏联提供了动力的反资本主义、西方主义和俄罗斯民族主义混杂在一起的局势要更顽固、更广泛，也更难去调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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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任务显得越发棘手，恐怖威胁的宗教寓意和暗示调动了以穆斯林为主体的中东地区和大多数人信奉基督教的美国的深刻集体认同。对双方而言，可能发生的最大灾难将是把彼此视作劲敌，形成一个误解、挑衅、暴力和报复不断升级的旋涡。鉴于历史、宗教和文化方面的差异，在任何情况下危险都有可能爆发；纪律严明、训练有素的恐怖分子努力让最糟糕的局面出现，时刻让人感到不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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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尽管尼布尔极力主张双方都进行自我反省，从而认识到历史的嘲讽性以及己方的不完善，他也要求在不完美的世界开展行动。身为在冷战时期坚持主张继续发展核武器的神学家，对于那些动机远不如违背历史的战争崇高的武力和控制需要，尼布尔不抱幻想。很多美国人只能说服自己支持运用武力，因为选择很明显——是天堂还是地狱，是乌托邦还是世界文明价值的悉数毁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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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布尔不会允许我们沉湎于幻觉当中。我们可能不得不去抗争，即使世界是从特定的战争中出现，但势必漏洞百出。回顾老布什总统执政时期的第一次海湾战争，一个尼布尔式顾问可能会要求明确性和决议。他可能会说，把萨达姆·侯赛因赶出科威特，这并不可能开启一个建立在安理会主持下的和平与合作安全协议基础上的新型国际秩序，但无论如何，我们还是要把他赶出去。我们自己也不得不承认，国际秩序的原则是我们要解放科威特的部分动机，我们决心要阻止萨达姆对国际石油供应的束缚也是如此。如果更进一步来看这个问题，我们甚至不得不承认这样一个事实，即对很多阿拉伯人来说，美国对海湾地区酋长国的独立事业的支持反而挫伤了阿拉伯民族主义——无论是世俗的还是宗教的；二十余年来，美国不只是反对萨达姆·侯赛因，还反对想把阿拉伯国家团结在一起的每一个领导人和每一次运动。我们必须接受，美国对以色列方式非常复杂的支持，影响到了阿拉伯人对美国人动机和行为的理解。然而，就算我们很清楚所有这些，我们可能还是要把萨达姆赶出科威特，并且捍卫并不完美的以色列，同时支持海湾国家的独立，即使它们并未显示出向世俗民主政治演变的迹象。重要的是，我们在做这一切的时候都必须保证不能失去我们对自己理想和价值观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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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我们的视野从中东地区拓宽到整个世界，文明外交涉及处理资本主义这样一个具有全球影响力、迫使每一个国家去调整并应对的制度，以及受到海洋体系影响的众多不同社会中的不同身份认同、抱负（野心）以及态度。很多国家在这个世界里已经感受到了红皇后的存在，它们都在拼尽所能地朝前快跑，而资本主义就像一个无情的工头，要求大家跑快一点、快一点、再快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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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后来人很可能会认为，即使面对当下所有的中东问题，我们现在这个时代仍是一个良好的时代。举例来说，如今亚洲革命性的巨变展现在美国人面前的主要就是，沃尔玛的那些便宜货。我们有时也会从感情上感到抱歉，对那些在危险工厂里长时间劳作、拿着可怜薪水制造这些便宜货的工人们，以及那些因外国的竞争而工作岌岌可危的美国人，不过那些工人的严重不满情绪还没有影响到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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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不可能持续下去的。第一代农民工可能会对到城市打工心存感恩——让他们逃离了农村的贫困，他们拼尽一切为生存而努力，根本没有时间和力气去参与政治。对于他们的儿孙辈来说，他们不可能有这样的容忍精神去接受同样的待遇。然而，使发展中国家工人工资低下的经济力量现象很可能继续。中国沿海地区工人工资上涨，很多工厂纷纷转战内地，或者搬去越南、印度。孟加拉国和非洲也在远处发出召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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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这些工人将他们对工资收入和工作环境的不满带到政治当中时，一种复杂且危险甚至一触即发的情绪，混杂着扎根在过去的阶级仇恨、民族和地区的冲突，以及文化、国家和种族的仇恨，很可能就会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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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印度，资本主义的广泛传播也不可能成为一种神奇的灵丹妙药，从而解决所有的纷争和结束所有的不和。资本主义增加了不平等性，提升了某些特权的价值（如高质量英语教学），典型地使一些地区和亚文化比其他地方得到更多的利益。印度的政治制度是灵活又有弹性的；当这个地球上最复杂且多样化的政治社会产生一浪高过一浪、传播越来越广的变革时，刚才提到的印度政治优势也同样会面临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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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前面曾提出，21世纪的亚洲战略几何学有助于形成一个基于大致均势的相对和平稳定的政治制度。确实如此，但要产生这样的制度，亚洲国家和它们的国际伙伴肯定会面临一些风暴。欧洲的工业革命产生了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残忍的民族主义暴力也不断在各地疯狂上演；如今亚洲地区的经济和社会革命从政治意义上讲，比欧洲任何时期都要更大、更快、更具破坏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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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布尔的遗产并非美国人捡起来用来处理与穆斯林的关系，一旦最糟糕的战争结束，就可以抛到脑后弃之不用的。随着爆炸性新世纪的展开，文明外交和尼布尔的方式将越发显出其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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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面临着一个典型的尼布尔式形势。英美辉格派热情高涨地进行他们的全球自由和发展计划，我们不能无视他们的计划对他人产生的影响，也不能无视他们的意识形态在自身文化价值观中的根源所在，当然，还有他们的利益。然而我们也要认识到，这个计划的实际和潜在的缺陷与限制不能也不应该影响他们对价值观核心的承诺——这些价值观持续推动着海洋秩序的全球活动和变革议程。只要文明外交和集体承认的问题主宰着国际政治，美国人就需要承受尼布尔思想那令人振奋却有收敛性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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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他们会吗？在一个知识分子从来都没有得到应有尊重的国家，尼布尔是一个致力于社会问题研究的卓越知识分子，一生都与深奥得令人生畏的理念以及哲学家打交道。在一个宗教版图由福音派教会主导的国家，尼布尔是个坦率坚定的自由派新教徒，众所周知，他曾拒绝和葛培理（Billy Graham）会面，因为葛培理曾在因种族隔离而座位分开的听众前布道。而在外交政策似乎在自由主义乌托邦（不论是传统的国际主义者或是新保守主义变种）、孤立主义者和愤怒好斗的民族主义者之间不断被撕裂和徘徊着的情况下，对于以尼布尔式分析为导向的外交政策来说，前景似乎令人担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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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外交政策精英（在美国更普遍的是知识分子精英）和更广阔的社会之间的鸿沟似乎越来越大。无论左派还是右派，美国人对专家和所有机构的怀疑在不断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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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尼布尔思想的传统资源是民主党的老式自由一翼。马丁·路德·金经常仔细阅读尼布尔的著作。冷战自由主义者，像曾呼吁形成“无神论尼布尔”思想的阿瑟·施莱辛格、乔治·凯南（他称尼布尔是“我们众人之父”）、美国两届总统候选人阿德莱·史蒂文森（Adlai Stevenson）对尼布尔思想都有深入研究。[8]美国总统吉米·卡特经常谈到自己深受尼布尔的影响。当代作家像彼得·贝纳特（Peter Beinart）、利昂·维泽尔蒂尔（Leon Wieseltier）和尤金·迪昂（E.J. Dionne）都在呼吁尼布尔式复兴，参议员巴拉克·奥巴马[9]也曾告诉记者尼布尔对他思想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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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小布什执政的前六年，民主党中间派在美国政治中在很大程度上被边缘化了。在2006年12月的选举中，他们一举夺回国会参众两院，重赢重要影响力。如果民主党重掌白宫，尼布尔很可能将再一次成为那些受托制定和执行美国外交政策的人的重要基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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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某种程度上是对尼布尔需要最少的人却最喜欢他，他的位置就像牧师布道中的唱诗班。美国并不仅仅需要一个特定政党中有少数思想家或特定党派的领导人用尼布尔的方式思考，尽管这就其现状而言是件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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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外交远远大于政府政策，无论如何，像美国这样的国家，即使是短暂的社会舆情浪潮也经常会对外交政策产生很大的影响，尼布尔政策只有在广泛而坚定的支持下才有可能维持下来。保守派和自由派一样，需要内化尼布尔式立场，大众舆论和精英辩论应当反映这些价值观。美国的平民民族主义这种杰克逊学派的外交政策，尤其需要更具尼布尔特色地理解它在世界中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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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是随着小布什的外交政策令保守派幻想破灭，很多作者用尼布尔的理论解释新保守派试验的严重偏差，《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大卫·布鲁克斯（David Brooks）是其中最突出的一个。如果共和党和民主党的知识分子对外交政策的理念和情感都部分受到尼布尔思想的影响，那将会比只有一方受到尼布尔影响好得多。但是，这离在整个美国政治体中植入更为深刻的自我意识的目标还很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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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音派新教是其存在和力量创造了积极响应尼布尔理念的重要的新型大众舆论的美国社会运动之一。福音派宗教是小布什在2000年上台和2004年获得连任中最有力的支持者；在军队中，福音派宗教也显示出很强的影响力；福音派作为美国民间宗教的优势教派也已经有很长时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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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如此，美国福音派常常被认为（正如他们一直以来经常）最坚定地怀有不加批判的爱国主义，对外国人民和文化只是略知皮毛，抵制对美国面临的国际问题进行复杂细微的讨论。这是人口当中最需要得到尼布尔启示的群体，但从表面看来却是最不可能得到的一个群体。几个世纪以来，福音派因其对生活的反智传统和被定性为“廉价恩典”（强调悔改的方便，并允诺和上帝简单快乐的关系）的神学立场，一直遭到其他保守派和基督教自由派的批判。一个鲁钝且常常很倔强、强调基督教生活中持续道德斗争的思想家，似乎一直都不太可能会有大批福音派追随者。遗憾的是，如果不在这方面有所发展，美国大众和领导人很可能对文明外交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尽管进行文明外交日益符合他们的利益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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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类型的转变并不经常出现，也不会很快发生。然而有迹象明确表明，当代美国福音派对于尼布尔的世界愿景的接受程度显著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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