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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发生的是神学家所称的“生活处境”变化，这里所指的是美国福音派的生活处境已经发生了变化。20世纪20年代后，福音派已经从一个具有防御性的日益萎缩的幸存者群体——他们为寻求保护而聚在一起——逐渐变得更为强大自信和外向开放。福音派社会的本质，他们和美国社会的关系，以及和整个世界的关系都从根本上发生了变化，一种新型的美国福音派正在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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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福音派并不是世俗自由主义者祈求的结果。他们在大多数社会问题上显然更加保守，尤其是堕胎问题，其保守性超过大部分世俗自由派或宗教自由派。当绝大多数人愿意在他们认为是科学简化形式的进化论和极度缺乏想象力地逐字阅读《创世记》之间考虑折中立场的时候，他们则委身于圣经至上和上帝在历史中行事（有时是奇迹般）的理念。当他们认为基督末世预言小说《末日迷踪》系列的大众娱乐成分超过其宗教含义的同时，他们相信圣经的预言（有时会像德尔斐神谕般显现）仍是未来方向的指针，包括基督复临审判整个世界。一般来说，福音派毫不妥协地反对除基督教之外有真正宗教的观念，认为无论这些宗教包含什么样的真理和洞见，都会在它们的错误和疏漏之前黯然失色。他们相信实有的地狱，认真服从大使命，即基督要求他的门徒将真正的信仰传遍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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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尽管如此，相比时间最为接近的前辈来说，他们还是给美国政治进程带来了截然不同的态度和理念。以前，福音派的年轻人通常就读于一些小型宗教性学院，这样他们可以得到警觉的教师的保护，免受那些危险而令人不安的思潮的影响。随着越来越多的福音派年轻人从哈佛、耶鲁这样的名校毕业，或前往其他顶级专业学院就读，新一代的福音派比一战以来的任何时期都更好地融入了美国制度的方方面面。著名学者如马克·诺尔（Mark Noll）、内森·哈奇（Nathan Hatch）、乔治·马斯登（George Marsden）、毛瑞祺（Richard Mouw）和米洛斯拉夫·沃尔夫（Miroslav Volf）等赢得的尊重远远超过了福音派的范围。无论是否就读过世俗学校，年轻的福音派学生和牧师们都在热情地拥抱着当代重要思想。更重要的是，和新教自由派神学家和理念进行非争执性论战的严肃宗教神学研究，在福音派学院和神学院的校园都引发了实质性的繁荣热潮。在这种热潮当中，对新福音派领导者而言，尼布尔和他从前的学生潘霍华（Dietrich Bonhoeffer）的名字都在最著名的英雄之列。美南浸信会宗教自由委员会主席理查德·兰德（Richard Land）博士指出尼布尔和潘霍华对他的思想有主要影响，敦促美国宗教保守派学习潘霍华对希特勒时期德国民族主义盲目偶像崇拜的抵抗，避免将美国文化和价值观偶像崇拜般地等同于福音。有趣的变化显然正在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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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知识复兴之外，今天的福音派相比从前更为广泛地与非福音派和非美国机构接洽。部分原因是大家在反对堕胎问题上的共识，除去其他因素之外，还有部分原因是大家希望共同捍卫宗教在美国社会中的地位。福音派和天主教徒之间的紧密联结超过了以往任何时候。部分原因是受到尼布尔的影响，福音派信徒日益熟悉天主教对正义战争的教义。和天主教的交流，无论是在个人还是在知识层面，福音派都接触到了更丰富也更复杂的基督教思想和社会反应，大大超出了以前他们自己所知晓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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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荣兴旺的福音派和五旬节教会在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兴起，为大大拓宽美国福音派的文化视野做出了显著的贡献。日益便捷的交通为新型的“大众传教”敞开了大门，大量美国福音派信徒走向全世界去做短期义工，有的是直接传教，有的是以不同方式给予救济和援助。美国福音派团体从未像今天这样走向世界，并拥有如此之多的国际经验。特别是和非洲基督徒之间的关系，大家长式的作风已大大减少。当卢旺达和尼日利亚的圣公会主教在美国建立宣教机构，以援助那些因为同性恋权益问题和其他问题而被疏离的白人保守圣公会信徒，美国福音派失去了俯就非洲基督徒的能力和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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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美国20世纪最为重要的社会运动——民权运动——产生的后果至今都影响着美国生活的每一个方面，同样（也许稍稍有点姗姗来迟）也改造了美国的福音派。马丁·路德·金之后的两代美国黑人牧师和知识分子都在尼布尔的思想文献中找到了指导。非洲裔美国人的经验可能特别有益于对文化和认同的模棱两可性的直观理解，这也是尼布尔思想非常关注的部分。从很多方面来看，非洲裔牧师和知识分子已在白人福音派的世界拥有了显著影响力，比如说最大的黑人基督上帝教会的牧师尤金·里弗斯（Eugene Rivers）。比起上一代，如今的福音派教会的种族更为混合，教会对此也更适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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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批来自非西方、非白人的移民使福音派的种族态度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有些移民在来到美国之前就已经是福音派信徒，还有一些人是在移民后成为福音派信徒。亚洲裔、非洲裔、加勒比人、撒哈拉以南非洲和拉丁美洲地区的基督徒在美国福音派中的位置越来越重要，不仅改变了美国本土黑人和白人福音派信徒彼此交流的背景，还为原来相对同质的宗教团体带来了新的视角和文化多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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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对尼布尔思想在美国政治中复兴来说更重要的是，对民权运动和许多著名福音派团体支持种族隔离，甚至是奴隶制漫长可悲历史的神学反思，正引导福音派用全新且极其重要的方式检验文化对神学的影响。承认福音派的假设，圣经是上帝无谬误的默示，那么，谁能对上几代受过良好教育的虔诚福音派把错误教义当作上帝的旨意从而捍卫种族分离负责呢？不可避免地，人们被迫得出结论，文化习惯和假设悄悄混进并扭曲了对圣经的诠释。上帝的启示是永恒的、稳当的，人们如何接纳上帝的启示则又是另一回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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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布尔的研究和他的立场，与福音派全力应对这些问题有着很大的关联。它们实际上是不可避免的。为了找出导致我们出错的原因，必须从根上起步，并找出隐藏的假设和隐秘的瑕疵。当代福音派信徒普遍认为坚定自己的信念是十分必要的，很少有思想家能够像尼布尔那样对这些问题进行极为深刻明了的剖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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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福音派对美国的外交政策并非无动于衷。福音派在军队，包括预备役中，都占有很大比重。遍步全国各地的信徒中也包括在伊拉克轮换服役的信徒。在福音派神学以及各种学派对圣经预言的解读中，以色列的重要性都不容小觑。很多福音派信徒对中东地区的新闻都极为重视，那边局势出现的任何紧张态势都很难逃脱他们的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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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情况下，那些知名且备受尊敬的福音派领袖和牧师们得到了历史性的机遇，帮助他们忠诚的信众更有智慧、更富同情心，以及更有效地和世界接轨。在社会和政治两极化的时代，民众对机构和专家的怀疑程度非常高，福音派和五旬节教会的神职人员是少数值得信赖的人，他们能够帮助大众舆论去领会国家目前面对的复杂局面。这些教会的神职人员和信徒领袖不再仅仅是超出礼拜日早晨布道的信息和理念的重要渠道。通过成年人和青少年的教育课程、学习和阅读小组以及认可或不认可学分的密集教育等，美国福音派教会提供的渠道帮助数百万积极参与政治的美国人获得了知识和文化教育。这些课程的很多受益者将不会读到尼布尔的东西，甚至都无从知道他的名字，但是如果他的见解能为他们处理国家认同的关键问题、文化价值观和外交政策等方面有所帮助，相信没有人——尤其是尼布尔——会有异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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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像尼布尔这样敏锐、不易相处又自相矛盾的思想家来说，不可避免的是，拿他的名字来为自己炫耀的很多人都对他的理念缺乏应有的理解。美国的外交政策也永远不会像充满智慧和良知的哲学家们所希望的那样细致入微、组织缜密。但结果有时可能会是不完整和令人不满意的，一定程度上福音派已开始应对这些问题，尽管是试探性的，而且不那么一致。由此美国在与国际社会打交道的过程中，可能会越来越感受到尼布尔的显著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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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美国福音派的变化潜力持谨慎乐观态度还有一个原因。我之前略微提及了尼布尔与亚当·斯密关于人的本性的看法有着惊人的相似，即两位思想家都认为人类与生俱来就把自己当作存在的中心。比起你断了腿的消息，我自己那扭伤的脚踝更让我心神不宁。两位思想家都看到，在私人生活中，这些倾向在某种程度上已被控制。尼布尔的特点强调了这个过程中的道德层面，拥有同样特点的斯密则通过研究自动和自然的过程来解释这个问题。然而在这两种情况下，和其他人的自我打交道的结果就是一种教育：我们学会去放下我们的自命不凡，并更加尊重他人的感受。可能这种观念在一开始并没有多高尚；孩子们进入幼儿园，缓慢痛苦地学会和别的孩子相处。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学会了和睦相处，建立了更加复杂深远的信任和友谊，最终团结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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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似的过程发生在集体认同的层面也不是不合理的。工会组织和制造商们会懂得，如果不设身处地了解对方的情况和动机，谁也得不到利益。他们虽然还不能说是尼布尔所称的“道德的行动者”，会自觉在双方交往中去追求更高的理念，但他们确实变得更加有效务实。如果没有这种务实合作的教育，民主社会将是不可能实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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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之间似乎也能有同样的表现，尽管很少有国家和建立于一个共同国家社会之内的集体性实体能汲取这些教训。经过几百年的战争，法国和德国已经学会通过新的方式互相合作，即便是英国和法国，虽然离真正的友情和以往一样还有距离，但也已经学会比以往相处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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辉格乐观主义在这个基础上似乎很有希望复兴，很多人也跃跃欲试。当利益将我们紧紧绑在一起、彼此关系越来越紧密的时候，我们都要学习如何越来越好地互相合作。历史将在大家手挽手围着篝火齐唱“Kumbayah”[10]的画面中落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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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肯定要保持一点谨慎。比起个人来说，国内政治利益集团在道德学习方面要比个人更慢、更不全面。国家在这个问题上也会更慢、更不全面。文化、文明和宗教信仰进展更加缓慢，需要经过更长的时间才能达到那种水平，这似乎是合理的假设。世界文明目前处在这样一个混乱和危机状态，一个可能原因就是在这之前他们在历史上的接触和互动可谓少之又少。近几个世纪以来，它们的接触从深度和广度来看都是非常迅猛的，势头快得甚至超出了美国人和其他国家的人们所能妥善处理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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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幅图景呈现的世界观并非无法化解的黑暗和阴郁，还存在着很大的完善空间。不单是个人可以从错误中学到经验教训，国家和文明更是如此。文明外交并不只是永远那么绝望地要试图避免一系列冲突所带来的永不停止的威胁。对我们来说，良善的政策和周到的国际参与能够减少这种冲突的可能性。乌托邦虽然还不是指日可待，但我们能够而且可以做一些适度的改进。这里我们又回到了尼布尔的“刚好够用”理论：刚好够用的国家和文化发展，能够使我们更好地适应文明外交；刚好够用的外交成功可以阻止可能让我们坠入无止境的战争和破坏深渊的国际阶级和文化之间的碰撞和冲突。也许我们不一定能有这么多的收获，但仍然值得去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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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布尔肯定会坚持认为，如果把这个学习和适应的过程主要看作其他文化和国家的任务的话，这比愚蠢造成的后果更加糟糕。我们并不是监管沙堆里幼小孩子的成年人，我们和孩子一样，在沙堆里为轮到谁玩卡车而争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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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能够看到一个文化上更加开放也更加国际化的今日福音派，它是正在获得能力发挥出全球作用的美国社会的一个重要向度，当然不是唯一向度。虽然我并不清楚美国获得能力去进行更有成效的文明外交能到何种程度，不过我确定进行尝试是我们的责任，也符合我们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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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Johann Herder，Philosophical Writings，ed. Michael N. Forster（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2），3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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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Reinhold Niebuhr，Moral Man and Immoral Society（Lexington，Ky.：John Knox Press，2001），xi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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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Reinhold Niebuhr，Moral Man and Immoral Society（Lexington，Ky.：John Knox Press，2001），xi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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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Reinhold Niebuhr on Politics，eds. Harry Davis and Robert Good（New York：Charles Scribner’s Son，1960），2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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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Reinhold Niebuhr on Politics，eds. Harry Davis and Robert Good（New York：Charles Scribner’s Son，1960），2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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