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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我们的视野从中东地区拓宽到整个世界，文明外交涉及处理资本主义这样一个具有全球影响力、迫使每一个国家去调整并应对的制度，以及受到海洋体系影响的众多不同社会中的不同身份认同、抱负（野心）以及态度。很多国家在这个世界里已经感受到了红皇后的存在，它们都在拼尽所能地朝前快跑，而资本主义就像一个无情的工头，要求大家跑快一点、快一点、再快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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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后来人很可能会认为，即使面对当下所有的中东问题，我们现在这个时代仍是一个良好的时代。举例来说，如今亚洲革命性的巨变展现在美国人面前的主要就是，沃尔玛的那些便宜货。我们有时也会从感情上感到抱歉，对那些在危险工厂里长时间劳作、拿着可怜薪水制造这些便宜货的工人们，以及那些因外国的竞争而工作岌岌可危的美国人，不过那些工人的严重不满情绪还没有影响到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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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不可能持续下去的。第一代农民工可能会对到城市打工心存感恩——让他们逃离了农村的贫困，他们拼尽一切为生存而努力，根本没有时间和力气去参与政治。对于他们的儿孙辈来说，他们不可能有这样的容忍精神去接受同样的待遇。然而，使发展中国家工人工资低下的经济力量现象很可能继续。中国沿海地区工人工资上涨，很多工厂纷纷转战内地，或者搬去越南、印度。孟加拉国和非洲也在远处发出召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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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这些工人将他们对工资收入和工作环境的不满带到政治当中时，一种复杂且危险甚至一触即发的情绪，混杂着扎根在过去的阶级仇恨、民族和地区的冲突，以及文化、国家和种族的仇恨，很可能就会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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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印度，资本主义的广泛传播也不可能成为一种神奇的灵丹妙药，从而解决所有的纷争和结束所有的不和。资本主义增加了不平等性，提升了某些特权的价值（如高质量英语教学），典型地使一些地区和亚文化比其他地方得到更多的利益。印度的政治制度是灵活又有弹性的；当这个地球上最复杂且多样化的政治社会产生一浪高过一浪、传播越来越广的变革时，刚才提到的印度政治优势也同样会面临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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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前面曾提出，21世纪的亚洲战略几何学有助于形成一个基于大致均势的相对和平稳定的政治制度。确实如此，但要产生这样的制度，亚洲国家和它们的国际伙伴肯定会面临一些风暴。欧洲的工业革命产生了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残忍的民族主义暴力也不断在各地疯狂上演；如今亚洲地区的经济和社会革命从政治意义上讲，比欧洲任何时期都要更大、更快、更具破坏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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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布尔的遗产并非美国人捡起来用来处理与穆斯林的关系，一旦最糟糕的战争结束，就可以抛到脑后弃之不用的。随着爆炸性新世纪的展开，文明外交和尼布尔的方式将越发显出其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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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面临着一个典型的尼布尔式形势。英美辉格派热情高涨地进行他们的全球自由和发展计划，我们不能无视他们的计划对他人产生的影响，也不能无视他们的意识形态在自身文化价值观中的根源所在，当然，还有他们的利益。然而我们也要认识到，这个计划的实际和潜在的缺陷与限制不能也不应该影响他们对价值观核心的承诺——这些价值观持续推动着海洋秩序的全球活动和变革议程。只要文明外交和集体承认的问题主宰着国际政治，美国人就需要承受尼布尔思想那令人振奋却有收敛性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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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他们会吗？在一个知识分子从来都没有得到应有尊重的国家，尼布尔是一个致力于社会问题研究的卓越知识分子，一生都与深奥得令人生畏的理念以及哲学家打交道。在一个宗教版图由福音派教会主导的国家，尼布尔是个坦率坚定的自由派新教徒，众所周知，他曾拒绝和葛培理（Billy Graham）会面，因为葛培理曾在因种族隔离而座位分开的听众前布道。而在外交政策似乎在自由主义乌托邦（不论是传统的国际主义者或是新保守主义变种）、孤立主义者和愤怒好斗的民族主义者之间不断被撕裂和徘徊着的情况下，对于以尼布尔式分析为导向的外交政策来说，前景似乎令人担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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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外交政策精英（在美国更普遍的是知识分子精英）和更广阔的社会之间的鸿沟似乎越来越大。无论左派还是右派，美国人对专家和所有机构的怀疑在不断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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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尼布尔思想的传统资源是民主党的老式自由一翼。马丁·路德·金经常仔细阅读尼布尔的著作。冷战自由主义者，像曾呼吁形成“无神论尼布尔”思想的阿瑟·施莱辛格、乔治·凯南（他称尼布尔是“我们众人之父”）、美国两届总统候选人阿德莱·史蒂文森（Adlai Stevenson）对尼布尔思想都有深入研究。[8]美国总统吉米·卡特经常谈到自己深受尼布尔的影响。当代作家像彼得·贝纳特（Peter Beinart）、利昂·维泽尔蒂尔（Leon Wieseltier）和尤金·迪昂（E.J. Dionne）都在呼吁尼布尔式复兴，参议员巴拉克·奥巴马[9]也曾告诉记者尼布尔对他思想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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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小布什执政的前六年，民主党中间派在美国政治中在很大程度上被边缘化了。在2006年12月的选举中，他们一举夺回国会参众两院，重赢重要影响力。如果民主党重掌白宫，尼布尔很可能将再一次成为那些受托制定和执行美国外交政策的人的重要基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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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某种程度上是对尼布尔需要最少的人却最喜欢他，他的位置就像牧师布道中的唱诗班。美国并不仅仅需要一个特定政党中有少数思想家或特定党派的领导人用尼布尔的方式思考，尽管这就其现状而言是件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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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外交远远大于政府政策，无论如何，像美国这样的国家，即使是短暂的社会舆情浪潮也经常会对外交政策产生很大的影响，尼布尔政策只有在广泛而坚定的支持下才有可能维持下来。保守派和自由派一样，需要内化尼布尔式立场，大众舆论和精英辩论应当反映这些价值观。美国的平民民族主义这种杰克逊学派的外交政策，尤其需要更具尼布尔特色地理解它在世界中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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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是随着小布什的外交政策令保守派幻想破灭，很多作者用尼布尔的理论解释新保守派试验的严重偏差，《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大卫·布鲁克斯（David Brooks）是其中最突出的一个。如果共和党和民主党的知识分子对外交政策的理念和情感都部分受到尼布尔思想的影响，那将会比只有一方受到尼布尔影响好得多。但是，这离在整个美国政治体中植入更为深刻的自我意识的目标还很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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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音派新教是其存在和力量创造了积极响应尼布尔理念的重要的新型大众舆论的美国社会运动之一。福音派宗教是小布什在2000年上台和2004年获得连任中最有力的支持者；在军队中，福音派宗教也显示出很强的影响力；福音派作为美国民间宗教的优势教派也已经有很长时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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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如此，美国福音派常常被认为（正如他们一直以来经常）最坚定地怀有不加批判的爱国主义，对外国人民和文化只是略知皮毛，抵制对美国面临的国际问题进行复杂细微的讨论。这是人口当中最需要得到尼布尔启示的群体，但从表面看来却是最不可能得到的一个群体。几个世纪以来，福音派因其对生活的反智传统和被定性为“廉价恩典”（强调悔改的方便，并允诺和上帝简单快乐的关系）的神学立场，一直遭到其他保守派和基督教自由派的批判。一个鲁钝且常常很倔强、强调基督教生活中持续道德斗争的思想家，似乎一直都不太可能会有大批福音派追随者。遗憾的是，如果不在这方面有所发展，美国大众和领导人很可能对文明外交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尽管进行文明外交日益符合他们的利益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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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类型的转变并不经常出现，也不会很快发生。然而有迹象明确表明，当代美国福音派对于尼布尔的世界愿景的接受程度显著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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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发生的是神学家所称的“生活处境”变化，这里所指的是美国福音派的生活处境已经发生了变化。20世纪20年代后，福音派已经从一个具有防御性的日益萎缩的幸存者群体——他们为寻求保护而聚在一起——逐渐变得更为强大自信和外向开放。福音派社会的本质，他们和美国社会的关系，以及和整个世界的关系都从根本上发生了变化，一种新型的美国福音派正在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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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福音派并不是世俗自由主义者祈求的结果。他们在大多数社会问题上显然更加保守，尤其是堕胎问题，其保守性超过大部分世俗自由派或宗教自由派。当绝大多数人愿意在他们认为是科学简化形式的进化论和极度缺乏想象力地逐字阅读《创世记》之间考虑折中立场的时候，他们则委身于圣经至上和上帝在历史中行事（有时是奇迹般）的理念。当他们认为基督末世预言小说《末日迷踪》系列的大众娱乐成分超过其宗教含义的同时，他们相信圣经的预言（有时会像德尔斐神谕般显现）仍是未来方向的指针，包括基督复临审判整个世界。一般来说，福音派毫不妥协地反对除基督教之外有真正宗教的观念，认为无论这些宗教包含什么样的真理和洞见，都会在它们的错误和疏漏之前黯然失色。他们相信实有的地狱，认真服从大使命，即基督要求他的门徒将真正的信仰传遍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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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尽管如此，相比时间最为接近的前辈来说，他们还是给美国政治进程带来了截然不同的态度和理念。以前，福音派的年轻人通常就读于一些小型宗教性学院，这样他们可以得到警觉的教师的保护，免受那些危险而令人不安的思潮的影响。随着越来越多的福音派年轻人从哈佛、耶鲁这样的名校毕业，或前往其他顶级专业学院就读，新一代的福音派比一战以来的任何时期都更好地融入了美国制度的方方面面。著名学者如马克·诺尔（Mark Noll）、内森·哈奇（Nathan Hatch）、乔治·马斯登（George Marsden）、毛瑞祺（Richard Mouw）和米洛斯拉夫·沃尔夫（Miroslav Volf）等赢得的尊重远远超过了福音派的范围。无论是否就读过世俗学校，年轻的福音派学生和牧师们都在热情地拥抱着当代重要思想。更重要的是，和新教自由派神学家和理念进行非争执性论战的严肃宗教神学研究，在福音派学院和神学院的校园都引发了实质性的繁荣热潮。在这种热潮当中，对新福音派领导者而言，尼布尔和他从前的学生潘霍华（Dietrich Bonhoeffer）的名字都在最著名的英雄之列。美南浸信会宗教自由委员会主席理查德·兰德（Richard Land）博士指出尼布尔和潘霍华对他的思想有主要影响，敦促美国宗教保守派学习潘霍华对希特勒时期德国民族主义盲目偶像崇拜的抵抗，避免将美国文化和价值观偶像崇拜般地等同于福音。有趣的变化显然正在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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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知识复兴之外，今天的福音派相比从前更为广泛地与非福音派和非美国机构接洽。部分原因是大家在反对堕胎问题上的共识，除去其他因素之外，还有部分原因是大家希望共同捍卫宗教在美国社会中的地位。福音派和天主教徒之间的紧密联结超过了以往任何时候。部分原因是受到尼布尔的影响，福音派信徒日益熟悉天主教对正义战争的教义。和天主教的交流，无论是在个人还是在知识层面，福音派都接触到了更丰富也更复杂的基督教思想和社会反应，大大超出了以前他们自己所知晓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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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荣兴旺的福音派和五旬节教会在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兴起，为大大拓宽美国福音派的文化视野做出了显著的贡献。日益便捷的交通为新型的“大众传教”敞开了大门，大量美国福音派信徒走向全世界去做短期义工，有的是直接传教，有的是以不同方式给予救济和援助。美国福音派团体从未像今天这样走向世界，并拥有如此之多的国际经验。特别是和非洲基督徒之间的关系，大家长式的作风已大大减少。当卢旺达和尼日利亚的圣公会主教在美国建立宣教机构，以援助那些因为同性恋权益问题和其他问题而被疏离的白人保守圣公会信徒，美国福音派失去了俯就非洲基督徒的能力和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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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美国20世纪最为重要的社会运动——民权运动——产生的后果至今都影响着美国生活的每一个方面，同样（也许稍稍有点姗姗来迟）也改造了美国的福音派。马丁·路德·金之后的两代美国黑人牧师和知识分子都在尼布尔的思想文献中找到了指导。非洲裔美国人的经验可能特别有益于对文化和认同的模棱两可性的直观理解，这也是尼布尔思想非常关注的部分。从很多方面来看，非洲裔牧师和知识分子已在白人福音派的世界拥有了显著影响力，比如说最大的黑人基督上帝教会的牧师尤金·里弗斯（Eugene Rivers）。比起上一代，如今的福音派教会的种族更为混合，教会对此也更适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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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批来自非西方、非白人的移民使福音派的种族态度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有些移民在来到美国之前就已经是福音派信徒，还有一些人是在移民后成为福音派信徒。亚洲裔、非洲裔、加勒比人、撒哈拉以南非洲和拉丁美洲地区的基督徒在美国福音派中的位置越来越重要，不仅改变了美国本土黑人和白人福音派信徒彼此交流的背景，还为原来相对同质的宗教团体带来了新的视角和文化多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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