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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山在《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中指出，在黑格尔式历史终结当中，总有一些悲伤和未竟的成分掺杂其中。经历了血与火的历史进程，善恶之间的争斗，进步与倒退，从野蛮和奴役中追寻文明之光，最终到自由公民社会这一路的漫长攀登，我们终于努力登到山顶见证一代又一代人为之奋斗的巅峰：霍默·辛普森（Homer Simpson）。[2]人类加入了牛群，就像约翰·列侬脑海中想象的乌托邦的居民，“没有杀戮和死亡”。世界变成了一个大商场，全人类都在那里购物——永远。尼采把这个和平的购物天堂中的人们称作“最后之人”，并与满足于这类世界的人们进行了最激烈的辩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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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可以让人类灭绝的核武器大屠杀相比，这是个人们更乐见的未来，但它只能算是痛苦的虎头蛇尾。难道过去所有的英雄主义、所经历的痛苦、全部的激情信念、做出的牺牲、宗教和政治之间的争夺，种种这些只是为了打造一座购物天堂吗？难道自由社会真的只是一味谋求物质财富的积累吗？这是世界上对美国计划最为深刻的批判：仅仅是“忙忙碌碌”，喧嚣恼人，此外却没有任何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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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个角度来看，美国不只是一个冰冷无情的商人们在无止境地追逐无聊工作的空洞社会，它还是意义、道德和诚信的敌人。随着美国经济、社会和政治价值观传播到世界各地，美国的消费文化也慢慢渗入成为全球共识，所有的一切让人生更有意义，让人类比奶牛要更高贵、更有趣的东西开始渐渐消失。美国的胜利就是人性的灭亡；这种观点可以使像马丁·海德格尔那样不是非常热诚的前纳粹支持者和像萨特那样不是非常热诚的前斯大林主义者团结起来，再把这些人和罗多这样的拉丁美洲人道主义者联结起来，最后还要加上伊斯兰世界里逊尼派和什叶派的激进分子。“我们通过痛恨美国而敬拜上帝”，埃及的伊斯兰主义者塔里克·希勒米（Tareq Hilmi）博士曾这样说过。对抗美国及其有险恶用心的影响就是为真实的人类经验和价值观的存亡而战，无论我们如何分析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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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这类批评最好的也是我认为最为果断的回应是亨利·柏格森的做法。柏格森认为，人类有着成长和变化的本能。这种本能并非人们性格当中暂时的方面，而是我们身份的永久特性。如果柏格森是正确的，那么黑格尔派则是错误的。从黑格尔派的经典观点来看，人类创造历史的原因好比牡蛎产出珍珠一样。对牡蛎来说，可能是一粒沙子掉进了肉里让它很不舒服，对于人类来说则是社会不平衡所带来的不适，我们竭尽全力想让这种不适症状消失。牡蛎不停地分泌黏液去覆盖让它受刺激的沙子；人们则一直努力克服社会的不平衡来建立一个公正的社会。在这两种情况中，只要疼痛消失，我们也就立刻停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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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这个理论就遗漏了英美计划的本质，更广泛地说，是错失了人类的伟大。这个开放式的活力为英美资本主义社会提供了前进的动力，从这个方面来看，柏格森的功劳是大于黑格尔的。对更多的科学和技术知识的追求，以及对那些知识成果能应用于日常生活的追求，并不像追求更快的汽车和更好的电视接收信号那么简单。它是一种对满足人性求变本能的需求，产生于人类牢固嵌入内心深处的信仰，通过改变我们感受到超越和神圣。英美社会和更广泛的国际社会逐步在英美人构建的框架中成型，物质和社会进步是它们的基本特性，最终反映出对意义的追求，而并非对舒适和财富的追求。和黑格尔历史观不同的是，这个追求并没有可预见的结果，因为追求本身就是人性永恒的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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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若这都是真的，那么社会将永远无法达到最后阶段，政治永远不会停下变革的脚步，只要人类还存在，人们将不断改变自己并继续争论不休。我们仍是亚伯拉罕的后人，受到呼召走向超越，这需要我们离开熟悉之地，并接受在不断发展的世界中新生活带来的种种挑战。从盎格鲁-撒克逊的观点出发，投入这场冒险并不是唯物主义的，即使这个追求过程确实给我们带来了物质利益。放弃追求是唯物主义；避开这个挑战意味着拥抱纯粹的物质存在，并且放弃使人类生活真正具有人性的精神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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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来自一个不确定的未来的超然呼召，安德鲁·卡内基、约翰·戴维森·洛克菲勒和亨利·福特等人以为自己的事业倾注了一生的心血和精力做回应。卡内基和福特在政治和商业方面都具有远见卓识；卡内基巨大的慈善事业包括和平基金会等一直延续到了今天，旨在建立一个更加美好的新世界；福特的和平船则是出于善意却备受嘲讽的举动，意图通过个人行动主义和道德劝说使交战国结束一战的屠杀。（我不为他们任何一个的商业头脑或政治见识做辩护，我只是想试图了解他们或者和他们类似的人们是如何看待自己的行为的。卡内基对罢工工人的镇压应该受到谴责，福特的反犹太主义更是如此。然而，驱使卡内基和福特的动力远远超过了物欲的贪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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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充分体现出人性的一面，冒着所有的危机和风险去回应亚伯拉罕的呼召、信奉动态宗教。这是受英格兰和苏格兰各个阶段改革中动态宗教运动的文化和心理影响的英美人，一直以来都被资本主义强烈吸引并持续奋斗，从而充分发挥资本主义功效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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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独创性的动力驱使人们去获取所有可以获取的权力，去做任何人类可以做的事情，去学习所有能学到的知识，去建立可以被建立的，去改变可以被改变的，这种驱动力将这三个海洋强国推上了它们的全球地位。掌握并抓住这种动力的社会因此而更加富裕和强大，而那些拒绝动力或是没有处理好挑战的社会则越来越弱小。社会内部也发生了类似的情况：更为动态导向的个人、宗教、机构和行业以偏好更慢、更安全路径的另一方为代价，获取了更多的权力。英美人现代独一无二的角色，部分源于他们相信动态是他们的传统：他们通过向前推进到未来来尊重他们的历史，感恩他们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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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黑格尔式牡蛎想要寻求安静与和平不同的是，海象和木匠想要的是不断革命。这个过程中没有可以歇脚的驿站，也没有最终的目的地，英美文明的真正目标是确保革命一直进行下去。我们正在发射一艘宇宙飞船，而不是建造一所疗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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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还不清楚人类的能力到底可以多大，如果有限度，智力、精神、科技和文化的极限会在哪里——这取决于人类的能力。海洋秩序代表着人类能力和社会组织的最高水准，向着所有国家和文化开放，以进行对未知水域的探索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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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航行，在我看来，既是我们的命运也是我们的责任，即便我们并不能也无法预知这次航行究竟会在什么时候、用什么样的方式抵达终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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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肯定不会是一次风平浪静的航行。在柏格森的模型中，传统和静止的本能也是属于人本性的东西。静态宗教、各种虔诚和超然的经验、那些肯定了稳定性和持续性的力量，以及必要性的信念，是不会消失的。人们对呼召的回应将会抵制那些试图瓦解旧有传统的力量。看来，动态宗教所寻求的不断革命将从静态宗教和传统力量中滋生出同样永久的抵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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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种形式的宗教之间的斗争，很大程度上导致了产生于普遍历史和特定历史之间的斗争。动态宗教对应的是普遍历史，是对改变世界的呼召进行的政治和文化表达。静态宗教对应的是特定历史，呼召忠于自己的根、见证支撑我们所在的特定社会和信仰传统的神圣历史所表达的人类成就和卓越的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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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注意到，世界上许多地方的文化和文明对平等及尊重有共同要求，海洋体系并不能满足；我们现在可以看到的是，这种冲突部分是从柏格森所描绘的两种对立本能中弹出的，反映出普遍历史和特定历史不同愿景之间的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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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这都是真的，那么历史的终结可能真的逼近我们了，但历史的终结不是一个停滞和稳定的时代。对于黑格尔和他的拥护者来说，历史的终结意味着人类建立了正确的社会体制，这种体制可以满足人性最深层次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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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我们似乎已经做到了，我们已经构建了一个符合人性的国际体系，但结果至少可以说是让人惊讶的。事实证明，人的本性需要冲突和竞争，而并不是宁静和怠惰。一个符合人性的社会将不会是一片宁静的乐土，它将会是一个动荡不休的社会。一方面，资本主义社会的不断革命是人类社会的唯一形式，它充分响应了人类本能对于发展和增长的欲望。另一方面，人的本性需要持续性，会竭力去保持自己的特殊性并维护自己的历史。这种冲突几乎很难找到解决方式；参与到这一冲突中去并被其影响，对人类本身有很大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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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安立甘宗崇拜使用威廉·珀西（William A. Percy）的一首赞美诗表达了这种理念，即人类奋斗的目标比我们想象的更为复杂。追忆“快乐单纯的渔民”最后如何被耶稣呼召成为他的使徒，赞美诗是这样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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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年轻的约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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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劲地稳住拍打着气流的布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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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流离失所地老死在帕特摩斯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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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正铆上全力网住那一网收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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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至终头朝向地，倒挂在十字架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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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回顾一下渔民在知道“那直叫人胸怀满溢，却又破碎心灵的平安”之前和之后的生活，赞美诗中的结论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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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帝的平安里，没有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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