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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这是根本性的，立法网络应怎样实施权力？通过制定立法样板，为国家法案起草者提供借鉴？通过对不同执行和监管网络的报告和声明作出回应？就像各立法委员会监控美国的各机构一样通过试图发展监控其他跨政府网络活动的跨政府式的方法，还是通过试图直接制衡行政首脑网络的权力，因为其部分运作可能会绕过国内立法者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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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些可能性中，有些从好的方面来说是不太可能，从不好的一面来说则是愚蠢，但在抱怨“民主赤字”，更具体地说，在抱怨“滞后的立法者”之前，思考跨政府立法网络能做什么以及应做什么，这尤为重要。因此首要一步就是理解他们已经在做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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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第一部分阐述了立法者在特定政治问题上相互进行交流的多种方式，无论是在既有的国际组织之内或之外。第二部分讨论了许多立法网络，包括现存的地区性议会，它既表达和增进了地区认同，也抵消，至少是削弱了推进地区经济一体化的各种力量。最后，第三部分转向论述立法者通过民主代议的专业化以及单个代表的社会化去支持全世界其他立法者所采取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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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立法者在世界舞台上发出自己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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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立法者来说，表达其在外交事务中自身意志的传统方式是牵制行政部门——部长们或国家首脑。有些当代政治学家认为至少在美国，整个系统运转良好；事实上，国会可以过问外交事务中的许多重要问题(5)。然而，以下例子表明，许多立法者并不满足于传统角色——他们正试图寻求更多直接向国际舞台施加权力和影响的途径。他们相互联系和交流以便能够既在国际组织内部，也可独立地强化其集体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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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组织内的立法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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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监管性网络，国家立法者偶尔也会发现他们正在国际组织框架内共同工作。总的来说，他们在这些组织中的任务就是为其自身定位一个有效角色，即一个在传统上由外交人员、公务员和政治任命官员所主导的环境下选举出来的代表。他们意外地，也许最令人惊奇地在诸如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欧安组织这样的安全组织内获得了成功，在这些组织内所牵涉的问题需要高度专业的知识和一种能抵挡或忽略大众压力的能力。其他组织从一开始就更为友好。在某种程度上，这些组织包含了其成员国间法律和政策的协调与融合，其内部的立法网络有着越来越重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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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约内建立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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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约这一例子中，北约议会会议（NATO-PA）为其成员国提供了一个交流平台。由来自各同盟国的议员组成，这个会议的目标包括增进理解和巩固成员国间的关系，鼓励成员国在起草国家法律的时候考虑北约的立场，并作为同盟各议会和北约当局间的联系纽带(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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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条约没有详细论及议会会议的问题。对这样一个会议的通常看法要求修正许多政府和议会希望规避的华盛顿条约。由此，长期以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议会会议都是作为一个与北约分离的实体而运作的，尽管NATO-PA也体现了北约的根本任务并维持了与它的紧密工作关系。正是认识到NATO-PA越来越多地介入到北约的监管和运作中，才把这个1998年开启的会议从北大西洋议会（NAA）易名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议会会议(7)。不过，它对北约的政策也具有实质的影响。NATO-PA的各个委员会——包括内务、国防与安全、经济、政治、科技——在从波斯尼亚危机到为欧洲-大西洋安全关系设立人权标准的许多领域起草了政策建言(8)。北约自身，由在各国大使领导下的国家代表组成，随后采纳了这些建议中的许多意见(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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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欧安组织（OSCE）内建立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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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安组织议会会议经对其组织形式和存在的必要性进行热烈辩论后，于1991年在马德里建立。今天，这个会议把55个欧安组织参加国的300多名议员代表聚集到了一起。会议的目标旨在使议会间对话更方便，评估参与国有关OSCE目标的执行情况，支持参加国的民主机构，促进欧安组织机制性结构和既有欧安组织机构间合作关系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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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不得不努力确立其在欧安组织框架内的合法性。比如是否在俄罗斯举行的首次后苏联时代的议会选举中派遣中立观察员，建议对欧安组织的功能做一重大调整等等这些方面，会议就一直要求在欧安组织内发挥更大的影响力。尽管1994年年会也讨论了诸如土耳其与库尔德少数民族的关系、希腊对马其顿的单边贸易禁运和联合国保护部队在波斯尼亚执行任务等问题，但最终，会议的首要关切是其决议是否被完全采纳或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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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94年起，这个会议已赢得了欧安组织及其成员国的认同和支持。会议成员现在仍一如既往地监督东欧和前苏联地区的选举。1998年春，有一个会议成员宣布乌克兰选举缺乏“自由与公正”，随后遭到了乌克兰官员的批评，这些官员极希望会议认可其选举过程(10)。观察员的另一使命是监督2000年3月的俄罗斯选举。该会议的网站宣称，因为议员本身是由公共官员直接选举出来的，他们的观察在当地和国际的媒体具有相当分量(11)。这可能是较为准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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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技术上，该会议允许最大限度的参与和合作。会议每年7月初举行，适逢大多数的国家议员不在国家议会会期，因此关键成员可以参与进来。每年的年度会议成果是一个最终声明，也有一些提交给OSCE部长理事会、OSCE轮值主席和OSCE参与国国家议会的决议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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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每年一次的会议已经产生了许多重要的决议，包括呼吁OSCE外长理事会讨论理应成为21世纪欧洲安全体系主心骨的欧洲安全宪章的起草(12)。2000年7月，会议发布了一个处理北高加索、东南欧、白俄罗斯和摩尔多瓦等地区局势的最终声明。会议的观察员们视此为OSCE在这些地区安全问题上进行全新的、更强有力和更加开放的介入的一个前途光明的标志(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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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遭受9·11恐怖袭击后，该会议各代表团领导组成的常务委员会在葡萄牙辛特拉召集特别会议，谴责恐怖主义行为，建议OSCE参与国同意采用统一的恐怖主义界定，并详细阐述了打击恐怖主义的全球战略。这次会议呼吁参与国采取适当的立法措施，相互合作以反对恐怖主义。会议也敦促政府在同年晚些时候举行的OSCE部长理事会上提出国际恐怖主义问题(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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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盟（ASEAN）框架内的立法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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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会合作也存在于其他地区，或许最为显著的是在亚洲。1977年，东南亚国家在东盟——一个地区安全与经济组织的支持下，创立了东盟议会间组织（AIPO）。AIPO大会的参与者由东盟议会代表团和观察员群体组成，每个AIPO成员议会最多不超过15名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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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立AIPO的正当理由是民主化和大众化：一个有关东盟立法者的封闭网络将扩大这些国家人民的民主参与，加强各国人民之间以及各国人民与该组织之间的关系(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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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PO已经承担了许多具体的倡议行动，为国家的立法者、利益集团和单个选民提供信息：在各个邻国正在发生什么事情。例如，为了使所有东盟自贸区相关国家的法律更容易获取，并对工商界更透明，AIPO把各国法律都制成索引(16)。同样，它也建立了一个电子公告板系统，使得各国议会的单个成员能直接回应他国的同事(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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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PO成员也试图使用组织的集体性权力在特定问题上向其政府施加压力，最为显著的是，在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造成毁灭性灾难后，议员们呼吁各国政府加强金融市场间的合作以避免进一步的混乱。他们也在菲律宾举行了一次会议，采取了许多特定措施以补救危机造成的损失，尽管这些措施产生了何种实际影响不甚清楚(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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