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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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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网络如何为世界秩序做出贡献？它们如何使合作充分制度化，以及如何使冲突得到有效抑制，从而使所有国家及其人民都能得到更持久的和平与繁荣，都能掌握对地球的更多管理权，都能拥有最低标准的人类尊严？有很多现实和潜在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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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网络以多种方式推动国家法律、规章和机构的趋同，从而为人员、货物和金钱的跨境流动提供便利；确保高水平的且日益一致的对合法权利的保护；保证观念和共同治理路径的跨境影响。在某些例子中，那种影响进而会造成不同标准间的竞争。它同样使有根据的分歧成为可能，因为尽管面对相互补偿的全球趋势，国家的监管者、立法者和法官还是故意宣布和保持国家的法律、规则、原则或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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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政府网络还通过垂直的执行和信息网络，以及在心有余而力不足的国家建设治理能力的方法加强对国际规则和规范的遵守。这些国际规则和规范本身是为达成服务于全人类和人类所居住的这个星球的目标而进行的努力；政府网络允许它们直接渗入国内政治范围。最后，政府网络使来自所有国家的各种各样的政府官员能够通过信息进行管理，使国家能采取合作性的管理办法，这些办法更适合快速变化的问题和将解决办法分散化的需要。通过提供给他们自助所需要的、来自全球或地区数据库的信息，政府网络授权国家政府官员赋予他们为之服务的人民以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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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支持把政府网络作为新的世界秩序结构，它与传统的国际机构共存甚至身在其中，那么政府网络会更加有效。他们能变成自我管理的网络，每一个都有诱导和迫使其成员按照“网络规范”表现的任务，这些网络规范反映了法官、监管者、立法者、部长和国家元首职业正直性和能力的最高标准。网络能创造供声望发挥作用的环境；它们能根据遵守规范的良好名声，决定最初的和接下来的成员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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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这些网络被设计为兼做政府官员的职业协会，将支持处于压力下的成员背离政府其他部门的规范，比如说努力抵制来自行政部门压力的法院和立法机构。或者，在冲突后的重建中，这些网络能帮助重建国家的机构，不仅是通过技术援助与培训，而且通过持续参与由拥有强烈职业规范的、同类政府专家组成的网络——法官帮助法官，立法者帮助立法者，监管者帮助监管者。至少出于某些目的，将国家视为不同政府机构的集合并援助他们，同样有助于防止给他们贴上不正确的和可能不公平的标签，比如非自由、无赖、被遗弃者和失败者。应被贴上这些标签的是做决策的特定政府官员和机构，而不是整个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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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被设计为全球治理结构的政府网络会利用讨论、辩论和激烈冲突的力量。在一个成员间已取得一定程度职业同质性的政府网络中，成员间至少应该有充分的信任和信心就潜在的共同利益问题相互交流，借此从作为集体决策过程组成部分的、热烈的讨论和辩论成果中有所收获。在这些情况下的讨论使决策者能利用的信息量最大化，比起一个成员单独行动，能产生新的和更好的解决办法，改进执行这些决定的合法性和可能性。进而，即使讨论延长了冲突，经过一段时间，妥协的结果或带有分歧的决定将会成为更多信任的引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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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网络同时使用硬权力和软权力。它们能够产生国家官员的强制力，但是它们同样通过信息、社会化、说服、讨论和辩论而运作。和许多政府官员一样，政府网络有很多自行支配的权力，它们拥有比许多国际机构还要多的权力。尽管有更传统的权力、文化或意识形态关系强加的分歧，政府网络也能够深入到所有国家机构中，以此自我激励和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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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现在这种秩序仍旧缺失的是规范。没有规范的权力既危险又无用。危险是因为有滥用权力的风险。无用是因为缺乏目的。两者的解决办法是利用权力并通过规范对它予以制约。由正式的国际法和国际机构建立的国际秩序按照规范进行运转。这些规范通过书面文本和正式宣言得以建立和宣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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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政府网络的非正式秩序主要在没有规范的情况下运转，或者说至少没有明确的规范。对很多人来说，它同样显得像一个秘密的、专家治理的、不负责的和排外的秩序。政府网络运用的权力越多，越有效，它们的缺陷也越令人担忧。我们现在转向网络化世界秩序的阴暗一面，或者至少是被认为的阴暗一面，并且找到可能的解决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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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Policy Advisory Committee to the Attorney General and Assistant Attorney General for Antitrust，Final Report（Washington，D.C.：U.S.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2000），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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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对于网络的经典描述是将其看做与等级制或者市场都不同的人类互动的基本类型，关于这一点可参见 Powell 的“Neither Market nor Hierarchy”。关于最近欧洲学者对“政策网络”的讨论可参见Borzel 的“Organizing Babylon — On the Different Conceptions of Policy Networks,”260（讨论了Renate Mayntz，Fritz Scharpf，Patrick Kenis，Volker Schneider，和Edgar Grande 等学者的著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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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Nye，The Paradox of American Power：Why the World’s Only Superpower Can’t Go It Alone，9.在Bound to Lead：The Changing Nature of American Power，188-201中，奈首先阐释了软权力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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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Nye，The Paradox of American Power，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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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Keohane and Nye，“Power and Interdependence in the Information Age,”8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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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在国内政治中，这一美丽新世界常常被贴上“民主经验主义”的标签，参见Dorf and Sabel，“A Constitution of Democratic Experimentalism,”322.Cohen and Sabel 曾经描述过以此模式为基础而建立的被称作“直接协商多头政体”，参见“Directly Deliberative Polyarchy,”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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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Raustiala，“The Architecture of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Transgovernmental Networks and The Future of International Law”，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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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Ib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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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Ib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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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Ibid.，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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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Ibid.，29 quoting Longstreth，“The SEC after Fifty Years：An Assessment of its Past and Future,”1610（book re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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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Raustiala，“The Architecture of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30 n.126，quoting Congressional testimony from former SEC Chair David Ruder in 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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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See Faith T.Teo，“Memoranda of Understanding among Securities Regulators：Frameworks for Cooperation，Implication for Governance,”Harvard Law School（1998）：45（on file with author）.国际证监会组织关于谅解备忘录的详细计划指出 “如果一个政府在缺乏双重违法的必要条件时不能提供帮助，或者政府不能确保从备忘录获得的信息会得到机密处理的话，那么这个政府就应该考虑对国内法进行合适的修正，以确保其能够提供这类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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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Raustiala，“The Architecture of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3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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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Ibid.，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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