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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这里，我还想特别指出，我的努力并不是想在别人面前证明自己，我只是想在自己面前证明自己：我想看看，我的努力到底能够让我走多远。我不知道这种心态从何而来，但我大致知道从我10岁的时候就开始有了。我很幸运，它一直在我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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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年末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给学生上课的时候，我许下“豪言壮语”——在10年内写出4本英文专著。当时上我的课的学生大概也觉得我是在开玩笑。很遗憾，直到2016年年末我才写完我的第四本英文专著（当然，这期间我写了许多独立的研究文章，工作量恐怕不比写一本书少）。但是，大家都知道，我们每一个人的“截止日期”永远是被推后的——我的也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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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下一个10年里，我将再写出4本英文专著，第一部将会是《经济增长的制度基础》。我仍旧抱有希望，这一次，我的截止日期不会推后得太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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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的英文版非常幸运地获得了2015年“国际研究协会”（International Studies Association，ISA）的“年度最佳著作奖”（Annual Best Book Award），而我是第一位获得这一著作奖项的中国及亚洲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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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中文版的出版是建立在许多人无私的辛勤努力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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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衷心地感谢董杰旻和朱鸣愿意承担这项烦琐的“（翻译）活儿”。没有他们的辛勤劳动，这本著作和中国读者见面的时间恐怕是未尽可知的。对于他们的无私奉献，我无以回报，只能尽我最大的能力和他们一起为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而奋斗。他们是我学习的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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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感谢中信出版社的张伊编辑，她是本书能够与读者见面的最重要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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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感谢我的妻子王琳。她操持家务，照顾孩子和我，使得我能够全心投入我的研究。她是我所有作品背后最重要的灵感和鼓励的源泉。她还通常是我的中文书稿付印前的最后一位读者。我还要感谢我的儿子潇雨，他只用了两年多的时间就教会了愚钝的我珍惜和他在一起的时光。这绝对是一个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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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一个人敢说自己的作品是完美的。因此，一个作者看到自己过去的作品总想做一定的修正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为了维持中文版和英文版的内容一致，我尽可能地克制了自己的这种冲动。部分原因也在于，再读本书的时候，我认为本书的基本内容依然成立：我现在也不会对本书做任何大的修正。（当然，我必须承认，我再读这部作品时，确实有点儿不敢相信自己真的写出了这部作品，因为写作的过程是异常艰难、漫长和痛苦的。我们总是说，写书如同“十年磨一剑”。这本书是真的写了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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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中文版和英文版确实有以下几点微略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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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些注释、用词和排版上的错误得到了修正，而这些改动都被标记出来了。当然，这些修正丝毫未改变本书英文版中的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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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对一些我本人在英文版出版时还未出版的作品，中文版中做了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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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最重要的不同是，在中文版中，我加入了一些新的注释（“作者中文版注”）。本书的译者（特别是董杰旻）也同样加入了一些新的注释（“译者注”）。而这些“译者注”都已经过作者本人的审定。这样做是为了利于读者考察作者的理论思考的演进。同样，这些新的注释丝毫未改变本书英文版中的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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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书中存在的错误仍旧都是作者本人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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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世平 2017年于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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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政治的社会演化：从公元前8000年到未来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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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在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出版100周年之际，赫尔曼·穆勒（Hermann J. Muller，1946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感慨道：“没有达尔文主义的100年实在太漫长了。”放眼社会科学，他的这番扼腕之叹更为真切。在《物种起源》问世150多年后，绝大多数社会科学家对于运用演化方法来理解人类社会的做法，即使不怀敌意，也仍就是抱着矛盾的心态。而我则主张，如果想要充分理解人类社会，我们就必须彻底抛弃这种对社会演化的怀疑心态。社会科学家应该毫不犹豫地接受演化思维，成为社会演化论者。套用杜布赞斯基（Dobzhansky 1973）的那句名言来说就是，除非我们运用社会演化的视角，否则人类社会中的一切都无法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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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之前的研究指出，如果我们把社会科学还原到极致，就会发现它其实只有11个基础范式，而社会科学领域的所有主流学派或方法，都是这些范式不同组合的产物（Tang 2011b）。我进一步提出，演化的方法——更准确地说，社会演化范式（Social Evolution Paradigm）——是其中最有力的方法：社会演化范式是社会科学的终极范式。在与此相关的下一部书中，我将详细阐述到底什么是社会演化现象、什么是社会演化范式。那本书旨在帮助社会科学家们理解社会演化，并运用社会演化范式来理解人类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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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书中，我将运用社会演化范式来审视国际政治自人类历史伊始（公元前11000年）至今的系统转型。同时，我也将给国际关系学界的“大争论”提供一个基于演化思维的巧妙解决，并以此展示社会演化范式的解释力。故而这本书既是写给国际关系学者与政治学家的，也是写给所有社会科学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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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同其他社会科学家的工作，以及我运用社会演化范式的其他作品（Tang 2008b；2010a；2010e；2011a；Tang and Long 2012），我希望至少一部分社会科学家能意识到，社会演化范式是极具解释力的范式，从而终结没有社会演化主义的150多年——这实在是太漫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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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撰写的耗时之长远远超出了我的预期。即使有了漫长的写作时间，但如果没有几所机构的慷慨支持（精神上和财政上），本书的问世也恐怕会遥遥无期。因此，请允许我借这个机会向中国社会科学院亚洲太平洋研究所，以及新加坡的南洋理工大学拉惹勒南国际研究院致谢。特别是前者的所长张蕴岭教授和后者的院长巴里·德斯加（Barry Desker）大使，在他们卓越的领导下，这两所机构都给予了我极好的工作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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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还要感谢在我于2005年在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做访问研究员期间，王赓武（Wang Gungwu）教授对我的接待。在那段时间里，我完成了关于社会演化的一些细节工作，并且完善了如何运用社会演化的方法来理解国际政治，乃至更广阔的人类社会的思考。更重要的是，能够有机会向王赓武教授这样散发着智慧的杰出历史学家学习，是许多学子梦寐以求的，而我是如此幸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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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学者的批评也让我受益匪浅。在国际关系领域，他们有阿米塔·阿查亚（Amitav Acharya）、巴里·布赞（Barry Buzan）、杜森、鲍勃·杰维斯（Bob Jervis）、理查德·内德·勒博（Richard Ned Lebow）、杰弗里·勒格罗（Jeffrey Legro）、乔纳森·默瑟（Jonathan Mercer）、蒲晓宇、卓少杰（Sow Keat Tok）、亚历山大·温特（Alexander Wendt）和薛力。我还要感谢克里斯·罗伯茨（Chris Roberts）分享了他尚未发表的关于东盟精英民意调查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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