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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人类学、考古学以及更广泛的社会演化论学者中，吉列尔莫·阿尔加泽（Guillermo Algaze）、玛丽恩·布鲁特（Marion Blute）、杰弗里·霍奇逊（Geoffrey Hodgson）和理查德·纳尔逊（Richard Nelson）等在各自领域的工作，帮助我避免了在整合他们各自不同领域的数据与见解上犯下根本性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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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津大学出版社的多米尼克·拜厄特（Dominic Byatt）编辑，耐心地给予了我富有智慧和激励性的鼓舞。他甘冒风险支持这个看似与大部分社会科学文献都格格不入的出版项目。我希望这本书至少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他的眼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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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还要向这些特殊的朋友致以谢意：崔涛、李洪林、李红梅和张愚。他们对我的坚定信任，不仅是我灵感的一部分，也给予了我支持、鼓励和理解。冯元良（Leslie Fong）、韩兢、严新三位特殊的朋友和导师，教会了我不可能从书本上学到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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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的几年里，我有幸能与一些优秀的研究助手一起工作。范勇鹏不仅提供了出色的研究支持，而且就欧洲系统的部分提供了有益的讨论；杨珊不辞辛劳地整理了参考文献；碧翠丝·比格尔（Beatrice Bieger）、冯琦文（Candis Pang）、潘荣芳、洪彦、杨原和姚丽霞的协助，使得我的工作不再那么痛苦；之前和现在指导的研究生们——李江春、苏若林、王凯、张婧一、张旻和周亦奇，也都给予了我必要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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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来到复旦大学后结识的新同事和新朋友，让我度过了愉快而又高产的岁月。在无数的休息时间里，与陈玉刚、陈志敏、何俊志、胡湛、李瑞昌、刘建军、沈逸、苏长和、吴澄秋、吴开亚、吴心伯和朱勤共同品茗、喝咖啡，甚至“吞云吐雾”，都使我的撰写过程变得轻松愉快。我还要深深感谢包括徐立峰和左希迎在内的几位研究生，他们真诚地帮助我而不怕让他们的老师显得很难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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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把最真挚的感谢献给我的大家庭。我的父母不仅赋予了我熬过这一切的毅力，还宽容了我这么多年只有极少的时间来陪伴他们。而抚养家中小男孩的重担则基本上都落到了我的妻子王琳和岳父岳母的肩上。最后，我要感谢我的儿子唐潇雨，他不仅自己学会了珍惜和我极少的玩乐时间，同时也教会了我去珍惜我们父子之间有限的其乐融融的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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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第三章的早期版本，发表在《欧洲国际关系期刊》（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的第16卷第1期。我要感谢赛格（Sage）出版社允许我再次使用已经发表过的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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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政治的社会演化：从公元前8000年到未来 导论 为什么国际关系学需要演化的方法？[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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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困惑的难题：得不到解决的“大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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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在进攻性现实主义、防御性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英国学派[2]这些大理论间所展开的“大争论”，很大程度上规制了国际关系这门学科的发展。[3]在尼布尔［Niebuhr（1932）1960］和卡尔（Carr 1939）（重新）点燃了“现实主义”（realism）与“理想主义”（idealism）的争论之后，摩根索（Morgenthau 1948）和沃尔弗斯（Wolfers 1962）在“二战”后给出了对现实主义更为系统的论述。紧随其后，沃尔兹（Waltz 1979）的新现实主义结构革命和基欧汉与奈［Keohane and Nye（1977）1989］的新自由主义也加入了这场“大争论”（也可参见Keohane 1984；1986）。不满于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缺乏对“社会”的关注，阿德勒［Adler（1991）2005］和温特（Wendt 1992）于20世纪90年代末发起了基于建构主义的攻击。哥本哈根学派（Wæver 1995；Buzan et al. 1998）则对社会生活的不同领域进行了带有建构主义风格的“安全化”（securitization）。与此同时，现实主义彻底地分裂为进攻性现实主义和防御性现实主义两大阵营（Jervis 1976；1978；1999；Snyder 1991；Glaser 1994—1995；Brook 1997；Taliaferro 2000—2001；Mearsheimer 2001；Tang 2008a；2010a；2010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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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这些“大争论”尚未得到解决，但在“大争论”的过程中，学界产生了两个重要的共识。第一，除了些许值得注意的反对声音外（如Waltz 1979，66；Mearsheimer 2001，2），大多数学者都认为国际系统经历了某种形式的根本变迁，尽管这些学者对这些根本变迁的具体时间、范围、程度，以及最重要的变迁原因，持有不同的观点（Cox 1981；Ruggie 1983；Schroeder 1994b，xiii；Wendt 1992；1999；Lebow 2008）。第二，不同的大理论之间虽然存在一些根本分歧，但这些分歧更多是源于各理论的某些不同的隐含假设，而非各自逻辑演绎的差异（Powell 1994；Taliaferro 2000—2001；Tang 2008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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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一个更为根本性的疑问应该是：既然大家观察的是几乎同一个人类历史，那为什么国际关系学者们对国际政治世界会做出截然不同的解读？本书主张，“大争论”迟迟得不到解决的关键原因在于，所有的国际政治大理论都严重忽视甚至无视了时间的改天换地的力量。更确切地说，由于每个大理论都或明或暗地宣称自己可以解释全部的人类历史，因此从本质上说，它们都假定了国际系统不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根本性的转型，故而一个大理论就足够适用于全部历史。正如罗伯特·考克斯受到维柯（Vico）的启发所声称的那样，所有国际关系大理论都犯了“把从特定的历史阶段（故而是特定的社会关系的结构）得出的结论，假定为普遍有效”的错误（Cox 1981，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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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句话说，试图单独借助某个大理论来解释国际政治的全部历史，就意味着国际关系理论家都默认了国际政治的根本性质几乎不曾改变，或者更确切地说，默认了人类社会只经历了一个国际政治的阶段。如此，所有国际关系大理论都不是演化性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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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这个隐含的假定，沃尔兹给出了最清晰的阐述，“国际政治的根本性质保持着高度的恒定，模式不断重现，相同的事件无休止地重复出现”。他还进一步把这一“国际政治生活的显著同质性”，归因于“经久不衰的无政府状态这一特性”（Waltz 1979，66；本书着重强调）。与之类似，米尔斯海默（Mearsheimer 2001，2）也宣称“国际政治始终是无情的、危险的，而且很可能一直维持下去”（本书着重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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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有些理论承认国际政治发生过系统性变迁，但也都不够充分——它们并未对变迁给出真正的内生性解释（如Cox 1981；Ruggie 1983；Wendt 1999；具体细节参见本书第二、三、四章。相关的类似看法，参见Lebow 2008，96~97）。如此一来，这些变迁理论都不够好——因为好的变迁理论应该是内生驱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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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沃尔兹（Waltz 2000，5）的立场相反，尽管国际政治系统的部分特性保留至今，但作为人类社会的一部分，它自一开始就是一个演化性的系统。[4]因此，我们需要用社会演化的方法来审视国际关系的历史——非演化性的理论不可能解释国际政治的全部历史。事实上，正如我将在其他作品中详细阐述的，只有演化的方法能提供关于变迁的真正内生性解释（Tang，未发表的书稿；也可参见本书第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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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助于社会演化范式，本书不仅阐述国际政治系统的转型，也将阐述国际关系理论的宏观社会学。社会演化的方法不仅提供了国际政治系统转型的真正内生性解释，也（通过社会演化的国际关系理论宏观社会学）巧妙地解决了一些国际关系理论间的“大争论”——此“两得”能，且仅能，通过这“一举”来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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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政治的社会演化：从公元前8000年到未来 二、全书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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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书分为三部分，共计六章。第一部分“铺垫”，包含了第一章。这部分旨在为第二部分运用社会演化范式进行实证研究打下基础。第二部分，即全书的实证研究，包含三个章节。借助社会演化范式，这三章将审视自公元前8000年至今，以及通往未来的国际政治系统转型。基于只有真正的演化性理论才能对转型提供真正内生性解释的理念，这三章对国际政治系统经历的三个阶段的转型，给出了真正内生性的解释——从“天堂”到进攻性现实主义世界；从进攻性现实主义世界到防御性现实主义世界；从防御性现实主义世界到更为规则化的世界。第三部分包含了第五章和结论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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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从生物演化到社会演化”，简练地概括了（将来会做进一步的讨论）什么是社会演化现象，什么是社会演化范式（Tang，未发表的书稿）。同时对国际关系以往的演化性理论进行了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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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失乐园，得范式：进攻性现实主义世界的诞生”，主要根据考古学和考古人类学的证据，审视了地球上的主要地区从和平相处的天堂般的世界，演化到战争不断趋于频繁和残忍的进攻性现实主义世界的过程。我将展示，因为食物来源丰富且唾手可得，以及广阔空间上的人口相对稀少，大致在公元前8000—6000年以前，人类都处于和睦相处的状态。但随着人口的增长，现成食物的供给不断下降，最终迫使人类转向定居农耕并展开相互厮杀。渐渐地，进攻性现实主义的规则与逻辑——“征服或被征服（没有中间状态）”——开始萌芽并在许多子系统内迅速扩散，最终将其转型为进攻性现实主义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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