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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该术语有多种不同翻译，如“广义适合度”（威尔逊《社会生物学》，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巴斯《进化心理学》，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总适合度”（迈尔《生物学思想发展的历史》，四川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总括拟合度”（道金斯《自私的基因》，中信出版社2012年版）等。这里的适应值是衡量基因成功遗传下去的尺度。在威廉·汉密尔顿（William D. Hamilton）提出延括适应值理论时，几乎无人问津。威廉姆斯［Williams（1966）1996］将其转变为浅显易懂的文字表述后，它立刻被生物学家运用到了利他行为等研究上。传统适应值理论认为，自然选择倾向于能提高基因直接遗传给自身下一代的成功率的行为。汉密尔顿则认为，自然选择倾向于能提高基因遗传下去的成功率的行为，而不必在乎自身是否直接繁殖了后代。换句话说，传统适应值理论只计算行为对自身繁殖成功率的影响，而延括适应值理论进一步考虑了行为对自身亲属的繁殖成功率的影响，并进行加权求和，而权重就是亲属与自身的遗传相关度r。简单地说，假设所有的结婚对象之间都没有血缘关系，也不考虑同卵双生的情况，那么个体与其父亲/母亲、同父同母的兄弟姐妹、儿子/女儿这些人的遗传相关度都是1/2，与祖父/祖母、外祖父/外祖母、伯叔/姑妈、舅舅/姨妈、同父异母/同母异父的兄弟姐妹、侄子/侄女、外甥/外甥女、孙子/孙女、外孙/外孙女这些人的遗传相关度都是1/4，与表/堂兄弟姐妹的遗传相关度都是1/8，以此类推。因此，假设某个行为的成本为c，该行为对个体自身的繁殖收益为b，对个体的某个亲属的繁殖收益为bi，而该亲属与个体的遗传相关度为ri，将自身的繁殖收益和所有亲属的繁殖收益进行加权求和得到B（即B=b+Σbi×ri），那么传统的适应值只比较c与b的大小关系，而延括适应值则比较c与B的大小关系。因此，延括适应值理论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利他行为的存在。参见William D. Hamilton，1964，“The Genetical Evolution of Social Behaviour. I.” ，Journal of Theoretical Biology，7（1）: 1~16；“The Genetical Evolution of Social Behaviour. II.” ，Journal of Theoretical Biology，7（1）
:17~52。——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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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罗纳德·费希尔（Ronald A. Fisher）、霍尔丹（J. B. S. Haldane）、莱特（S. G. Wright）都在群体遗传学领域做出了重要的理论贡献，但杜布赞斯基（和迈尔）并没有阅读过他们的文献（很可能是因为其中的数学运算过于冗杂）。朱利安·赫胥黎（Julian Huxley）为“现代综合理论”做了许多宣传工作，但他并没有实质性的理论贡献（Huxley 1942）。关于“现代综合理论”的佳话和故事，见古尔德（Gould 1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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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RNA病毒通过RNA复制酶（一种特殊的依赖RNA的RNA聚合酶）进行复制。逆转录病毒也是RNA病毒，但它们依靠DNA充当中介，通过逆转录酶（即依赖RNA的DNA聚合酶）进行复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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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在达尔文的年代，人们对遗传物质和生物演化的其他根本机制几乎一无所知，这也是造成当时大家都认为获得性状可以直接遗传（即所谓的拉马克式遗传）的原因之一：连达尔文本人也没有（不愿或不能）否定它。为了与达尔文的原始设想做出区分，演化的现代理解被称为“新达尔文主义”。从文献中可以找到“拉马克式”过程的五个方面的观点。而许多学者在探讨拉马克（Lamarck）及拉马克主义时，都没有仔细区分这五个方面的观点，结果产生了严重的混乱。社会演化的观念演化在一定程度上是拉马克主义，但不是纯粹的拉马克主义（因此我将它称之为“超拉马克主义”）。我会在另一部书中的第二章里，详细探讨这些观点。相关的简要探讨，参见表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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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演化理论的这个特点使它更类似于社会科学而非自然科学，因为对于后者而言，理论的预测能力非常重要（Richards 1992；也可参见Scriven 1959）。迈尔（Mayr 1969）早就指出，波普尔（Popper）等学者的主流科学哲学理论并不适用于生命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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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关于机制在科学解释中的核心地位，参见Bhaskar［1978］2008；Bunge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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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比如，就生物的多样性，“神创论”（creationism）就得费力地逐一解释为什么鸟会有羽毛，为什么变色龙会伪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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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最典型的外生因素或外力就是上帝或者“造物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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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政治的社会演化：从公元前8000年到未来 二、关于生物演化的几种常见误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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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达尔文在150多年前就发表了他的革命性理论，而遗传学和分子生物学在过去半个多世纪的迅猛发展，也早已毋庸置疑地确立了生物演化的理论基础，关于生物演化及演化范式的形形色色的误解仍比比皆是。正如雅克·莫诺（Jacques Monod，196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戏谑的那样，“关于演化论还有个奇怪的事实，那就是每个人都自认为懂演化论”（引自Hodgson 1993，37）！为了消除对生物演化的误解，这一节我会重点澄清几种常见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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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演化论只是理论，而演化并非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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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终究是科学家头脑建构的产物，而永远不可能是自然的事实。但许多反对演化的人，特别是那些形形色色的“神创论”拥护者，都把科学理论的这一本质作为反驳新达尔文主义、拒绝承认生物演化是自然事实的出发点。显然，科学家们无法像倒放磁带那样，轻而易举地重现从“原始汤”演化出现代人的全部过程。更糟糕的是，即使科学家向反对者们展示了演化的“磁带”，后者依然会诋毁“磁带”的真实性。难道新达尔文主义就“永世不得翻身”了吗？不，这种质疑大错特错！[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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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演化论的反对者（即“神创论”、“智能设计论”的拥护者）同样也应该被要求去证明自身理论的逻辑自洽，以及能够找到证据支持。难道“神创论”者就能展示上帝造物的完整过程的“磁带”吗？他们一定会信誓旦旦地说：“当然啦，我们有《圣经》啊！”但既然他们可以质疑科学家给出的大量证据的真实性，那我们也有理由质疑《圣经》的记载是否可靠。归根结底，地质记录就是科学家眼中的石刻“磁带”（当然遗憾的是，它也无法来回播放），而“神创论”者只有纸上的证据。显然，石头上的东西可比纸上的东西坚实多了——前者可以独立于人类而存在，后者则是人类出现后才有的产物。“神创论”者常常刻意采用不同的评价标准，来偏袒自己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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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假设我们承认新达尔文主义和“神创论”都无法通过播放“磁带”来证明各自的正确性，那两者的交锋就是比谁的逻辑更科学。在这里，新达尔文主义的优势是压倒性的。新达尔文主义对生命奇迹的解释可谓逻辑自洽、言简意赅而又强大有效。最重要的是，新达尔文主义是内生的——它不必借助任何外生力量就能解释生命奇迹。对比之下，“神创论”无法逃避一个棘手的问题——上帝（和/或上帝的父母）从何而来？再多的无穷递归，也无法让“神创论”在这个棘手的终极问题前脱身，所以它对此只能装聋作哑！说到底，任何把“普遍意志”“自然法则”“智能设计”之类当成终极解释的理论，都是“神秘主义和同义重复”，故而是反演化的（Service 1968，397）。与之相反，新达尔文主义根本不需要上帝或者其他外生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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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虽然新达尔文主义只是一个（强大的）理论而非自然事实，但生物演化是科学家所确立的毋庸置疑的事实。在此，我仅列出三类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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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天文学、地质学和古生物学都证明了，宇宙年龄之长与地球生命史之久远远超出神创论者的想象。更重要的是，纵使各个地质时代的样貌天差地别，但其培育的生命形式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简直就是“磁带”啊！第二，“生命之树”显示，地球上的不同有机体不仅在解剖结构上，甚至在遗传密码上都具有诸多共性。[2]如果不同的生命体是各自独立地创造出来的，那它们就不会有这么多的共性（尤其在最根本的层面上）。第三，人类依靠遗传原理成功地驯化了许多动植物，甚至杂交出了新的物种。支持新达尔文主义演化论的遗传学原理在人工处理中都生效了。如果在（真实的）自然环境中没有与之相对应的法则，那简直难以想象在人工环境下应用这些原理竟会屡屡奏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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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根结底，许多否认生物演化是自然事实，并抵制强大的新达尔文主义是科学理论的人，都是意识形态主义者：就算有更多科学合理的证据放在他们眼前，也说服不了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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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演化就是‘最适者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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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演化及演化论，最盛行的误解也许就是把生物演化或新达尔文主义概括为“最适者生存”，因为演化是“生存（以及/通过繁殖）的竞争”。而事实上，正如达尔文（Darwin 1859，201~202，472）很早就认识到的那样，生物演化根本不导致“最适者生存”——生物演化只意味着同一物种的个体生命体之间，更适应者得以生存，因而在特定的环境下，更适应的物种得以生存。这样看来，生物演化的适应性永远是相对的，而非绝对的。换句话说，生物演化只意味着“更适应者生存”，而非“最适应者生存”。[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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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存在普世意义上的最具适应性的表现型或物种的想法，违背了演化的根本原理。[4]即使在特定的生态系统里，也无法找出最具适应性的表现型或物种。理由很简单：在给定的环境下，往往有多种方式都能适应它——在演化的过程中，不同物种正是凭借各自经筛选后所剩下的技巧，以不同方法适应了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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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适应论”的错误形式：刻意的适应和诱发的适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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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化的结果就是有机体适应了它的环境。但这个事实会引发两种对适应的原因的误解，或者说两种错误的“适应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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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种错误的“适应论”认为，有机体自身刻意地适应了环境（即有机体有意识地尝试适应环境）。不幸的是，这种“适应论”无法解释，有机体这种刻意适应环境的意识最初是如何起源的——只有达尔文主义的“适应论”才能解释清楚（Hodgson 2001，97~99）。因此，在达尔文之后，这种刻意的“适应论”已被彻底否定了。按照（新）达尔文主义的理解，有机体能够适应环境是因为更具适应性的表现型（及其基因型）被保留了下来，而不是因为有机体自身有意识地生长出更适应环境的表现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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