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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种错误的“适应论”认为，环境直接或间接地诱发有机体产生适应性的突变，使得有机体适应了环境。在演化理论领域中，许多领军的科学家（如达尔文和杜布赞斯基）都陷入过这个陷阱，当然这部分归结于人们当时对演化的分子基础还知之甚少。但在分子生物学诞生后，这种诱发的适应论也被彻底否定了。尽管从严格意义上说，基因在特定环境下发生的突变并不是随机的（即某些DNA片段比其他片段更容易发生突变[5]），但环境本身并未直接或间接地诱发适应性的突变。从最严格的意义上说，环境诱发的突变方向是盲目的（即突变后的适应能力没有被预先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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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上述两种错误的“适应论”已经与神创论相距不远了。只要加上这两种说法——上帝赋予了有机体主动适应环境的意识，或者上帝命令环境友善地对待所有的有机体——那么上帝就成为了终极（且友善）的意志或意志来源。这也是为什么任何把“普遍意志”“自然法则”“智能设计”之类当成终极解释的理论，都是“神秘主义和同义重复”，也就是反演化的（Service 1968，397）。相比之下，新达尔文主义根本不需要上帝或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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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而言之，生物演化出的适应性是自然选择的结果，而不是有机体的刻意适应或者环境诱发突变的结果。生物演化的适应性遵循达尔文主义——演化是“盲眼钟表匠”（Dawkins 1976），所以必须用选择主义来指导演化逻辑中的适应思维（Daly and Wilson 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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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演化是复杂性/命运的向前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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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种盛行的误解则认为，演化必然趋向于更复杂、更精致的命运展开，或者简单地说，演化是“向前进步”的。这种观点可以被理解为物种或生物系统层面的错误的“适应论”。简单地说，它认为演化是朝着更高的层面，即使达不到完美，也是“向前进步”的。“演化是朝向进步的”这个说法的始作俑者是赫伯特·斯宾塞。[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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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无论是作为整体的一个物种还是生物系统，都没有心智活动，也就谈不上方向感。有机体和环境都没有对适应的意识，因此演化不可能有方向性，无论是单线方向还是多线方向。虽然（从事后之明的角度来看），演化似乎是有方向的，但这种虚拟的“方向”仅仅是在变异—选择—遗传核心机制的作用下，产生的意料之外的结果罢了。不论在哪个层面，生物演化都没有方向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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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虽然生物演化会产生适应性，但在任何意义上，这种适应性都不能被理解为“进步”。生物演化毫无进步可言。人为赋予生物演化“进步”的含义，其实是我们（出于人类中心主义）对人类自身在生命之树上的地位的担心，而非生物演化本身的客观结果［Williams（1966）1996，35；Levins and Lewontin 1985，12~29；也可参见本章第三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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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新达尔文主义需要重大修改”或“一定有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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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并不令人惊讶的是，一些对新达尔文主义更加狡诈的挑战，是来自（包括自然和社会）科学家这个阵营。一些科学家声称，为了解释新的科学发现，新达尔文主义（通常在中观或微观层面）需要做重大修改。但仔细考察就会发现，这些所谓的挑战和“修改”，充其量是小打小闹，甚至是花拳绣腿。其实他们是“无知者无畏”，因为新达尔文主义的解释力远远超出他们的想象——最多做点小修小补，它就可以自圆其说。换句话说，新达尔文主义是具有包容性的弹性理论——它不需要任何的重大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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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斯蒂芬·杰·古尔德就曾大肆鼓吹“间断平衡”（punctuated equilibrium）这个概念，认为它对达尔文的初始理论做了重大修改（Eldredge and Gould 1972）。古尔德指责达尔文主义是死板的渐进论，但化石证据却表明在生物演化过程中，常常出现漫长的渐进被突发的爆炸性跃进（即在“较短”的地质年代内涌现出大量的新物种）所打破的现象。因此，“间断平衡”对达尔文主义进行了补充，甚至是修正。可仔细一看，达尔文的初始理论并不是死板的渐进论，而同样有类似于“间断平衡”的思想。达尔文只不过没有采用这个术语罢了——他对演化做了“缓慢”和“剧烈”的二分，而他所指的“剧烈”演化就是古尔德说的“间断平衡”。不仅如此，正如达尔文早就认识到的那样，演化究竟是快是慢，其实取决于我们看待历史的时间框架。时间框架一变，也就谈不上所谓的“间断平衡”了（Darwin 1859，特别是302~329；也可参见Dennett 1995，282~3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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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对“神创论”的简洁反驳，参见Futuyma 1998，附录二。对“神创论”和“智能设计论”更为全面的批判，参见Kitcher 1982；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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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遗传密码是DNA片段通过信使RNA（mRNA）翻译成蛋白质时所用的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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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按照相关作品的详细论述，“最适者生存”这个概念其实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基本假设，它最极端的形态就是地缘政治学和纳粹主义。事实上，“最适者生存”这个说法是斯宾塞而非达尔文杜撰出来的。（不幸的是）达尔文在其作品的第四版中，有所保留地提到了这个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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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比如，在疟疾横行的非洲地区，血液红细胞为镰刀形的人具有生存优势，因为此种红细胞更能抵抗疟疾；但在海拔较高的地区，血液红细胞为镰刀形的人会因为供氧不足而有生命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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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这些片段即所谓的“基因突变热点”。——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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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但达尔文并非完全没有责任。他也说过，“自然选择单纯地通过，也是为了万物的美好而生效，这就使得所有肉体与心智的禀赋，都朝着完美而前进”（Darwin 1859，489）。而这一立场与他承认自然选择下的演化是“笨拙、挥霍、易错、低端又极其可怕”的说法相矛盾。在谈到人类的演化时，达尔文就更明显地表露了对演化具有进步性的认可［如Darwin（1871）1874，132］。关于达尔文对演化是否具有进步性的思考的简单探讨，参见Kaye 1986，1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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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古尔德孜孜不倦的自我吹嘘导致“间断平衡”的概念在社会科学界也基本人尽皆知。关于政治科学对这个概念的使用，参见Krasner 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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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政治的社会演化：从公元前8000年到未来 三、社会演化作为一种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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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系统和人类社会都满足演化的三个基本条件。事实上，人类社会是生物演化的产物——没有后者就不会有前者。这样的话，这两个系统都具有真正的演化性，也都可以并且都应该用演化方法来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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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与此同时，社会演化显然有新的根本不同，因此简单机械地把（新）达尔文主义照搬到人类社会的做法即使不是全然危险的，也至少是不可能且具有误导性的。难以这样做的根本原因在于，一个全新的根本性力量——观念力量——加入了人类社会并参与了社会演化。虽然观念也是生物演化的产物，但它的参与使得人类系统发生了根本性转变。当然，观念力量的加入并不意味着物质力量不再在社会演化中起作用。恰恰相反，这两种力量的相互作用共同驱动着社会演化，导致社会演化现象要比生物演化复杂得多。本节只总结有关理解国际系统演化的内容，对社会演化的其他方面的详细探讨就留待以后了（Tang，未发表书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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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社会演化中的基因和表现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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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演化只有物质（生物）上的基因和表现型。而在社会演化中，有两种基因和表现型——除了物质上的以外，还有观念上的。不仅如此，根据分析的层次不同，社会演化在观念维度上会有多组的基因和表现型。比如，为了理解技术演进，纳尔逊和温特（Nelson and Winter 1982）就将创新视为表现型，而将“路径”（routine，即关于生产的隐性或显性知识）视为基因。为了研究习惯的形成，赫尔（Hull 1982，311）则把观念视为基因，而将习惯视为表现型。为了研究制度变迁，凡勃伦（Veblen 1898）把习惯视为基因，而将制度视为表现型（也可参见Hodgson 2001，115，表6.3；2006，13）。为了理解文化的演化，有人会把“觅母”（meme，即“文化基因”）视为基因（Dawkins 1976；Durham 1991），但霍奇森（Hodgson 2001，109~116）认为更好的做法是，把习惯和观念视为基因，而将文化特性视为表现型。为了理解科学的进步，正如波普尔的演化认识论所长期认为的那样，观念和理论都可视为基因（和表现型）（Campbell 1974a；1974b，也可参见Hill 1989）。为了理解制度变迁，唐世平（Tang 2011a）把关于特定制度安排的观念视为基因，而将制度安排视为表现型。为了理解国家的外交政策，唐世平（Tang 2008b）以及唐世平和龙世瑞（Tang and Long 2012）将关于特定政策的观念视为基因，而将政策视为表现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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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坚持在社会演化中只有一组基因与表现型的做法，既不可行也没必要，甚至毫无益处（相关的早期探讨参见Stuart-Fox 1986；Durham 1991，187~189；Chick 1999）。务实的处理原则是，只要高层次要素取决于低层次要素的选择性的表达，那么前者就可视为表现型，后者就可视为基因（类似的观点参见Chick 1999；Dopfer 2001，12~17；Wilkins 2001，177~179；Hodgson 2002，269~273；Hodgson and Knudsen 2010b）。事实上，道金斯（Dawkins 1976）把他开创的“觅母”定义为文化遗传的基本单元，就说明他意识到了，社会演化存在着多种组合的基因与表现型，因为观念、词语、曲调和服饰风格等任何事物都可以成为“觅母”（也可参见Durham 1991，176~177；Blackmore 1999，4~23，42~46，59~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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