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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对“神创论”的简洁反驳，参见Futuyma 1998，附录二。对“神创论”和“智能设计论”更为全面的批判，参见Kitcher 1982；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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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遗传密码是DNA片段通过信使RNA（mRNA）翻译成蛋白质时所用的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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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按照相关作品的详细论述，“最适者生存”这个概念其实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基本假设，它最极端的形态就是地缘政治学和纳粹主义。事实上，“最适者生存”这个说法是斯宾塞而非达尔文杜撰出来的。（不幸的是）达尔文在其作品的第四版中，有所保留地提到了这个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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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比如，在疟疾横行的非洲地区，血液红细胞为镰刀形的人具有生存优势，因为此种红细胞更能抵抗疟疾；但在海拔较高的地区，血液红细胞为镰刀形的人会因为供氧不足而有生命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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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这些片段即所谓的“基因突变热点”。——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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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但达尔文并非完全没有责任。他也说过，“自然选择单纯地通过，也是为了万物的美好而生效，这就使得所有肉体与心智的禀赋，都朝着完美而前进”（Darwin 1859，489）。而这一立场与他承认自然选择下的演化是“笨拙、挥霍、易错、低端又极其可怕”的说法相矛盾。在谈到人类的演化时，达尔文就更明显地表露了对演化具有进步性的认可［如Darwin（1871）1874，132］。关于达尔文对演化是否具有进步性的思考的简单探讨，参见Kaye 1986，1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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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古尔德孜孜不倦的自我吹嘘导致“间断平衡”的概念在社会科学界也基本人尽皆知。关于政治科学对这个概念的使用，参见Krasner 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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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政治的社会演化：从公元前8000年到未来 三、社会演化作为一种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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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系统和人类社会都满足演化的三个基本条件。事实上，人类社会是生物演化的产物——没有后者就不会有前者。这样的话，这两个系统都具有真正的演化性，也都可以并且都应该用演化方法来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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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与此同时，社会演化显然有新的根本不同，因此简单机械地把（新）达尔文主义照搬到人类社会的做法即使不是全然危险的，也至少是不可能且具有误导性的。难以这样做的根本原因在于，一个全新的根本性力量——观念力量——加入了人类社会并参与了社会演化。虽然观念也是生物演化的产物，但它的参与使得人类系统发生了根本性转变。当然，观念力量的加入并不意味着物质力量不再在社会演化中起作用。恰恰相反，这两种力量的相互作用共同驱动着社会演化，导致社会演化现象要比生物演化复杂得多。本节只总结有关理解国际系统演化的内容，对社会演化的其他方面的详细探讨就留待以后了（Tang，未发表书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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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社会演化中的基因和表现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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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演化只有物质（生物）上的基因和表现型。而在社会演化中，有两种基因和表现型——除了物质上的以外，还有观念上的。不仅如此，根据分析的层次不同，社会演化在观念维度上会有多组的基因和表现型。比如，为了理解技术演进，纳尔逊和温特（Nelson and Winter 1982）就将创新视为表现型，而将“路径”（routine，即关于生产的隐性或显性知识）视为基因。为了研究习惯的形成，赫尔（Hull 1982，311）则把观念视为基因，而将习惯视为表现型。为了研究制度变迁，凡勃伦（Veblen 1898）把习惯视为基因，而将制度视为表现型（也可参见Hodgson 2001，115，表6.3；2006，13）。为了理解文化的演化，有人会把“觅母”（meme，即“文化基因”）视为基因（Dawkins 1976；Durham 1991），但霍奇森（Hodgson 2001，109~116）认为更好的做法是，把习惯和观念视为基因，而将文化特性视为表现型。为了理解科学的进步，正如波普尔的演化认识论所长期认为的那样，观念和理论都可视为基因（和表现型）（Campbell 1974a；1974b，也可参见Hill 1989）。为了理解制度变迁，唐世平（Tang 2011a）把关于特定制度安排的观念视为基因，而将制度安排视为表现型。为了理解国家的外交政策，唐世平（Tang 2008b）以及唐世平和龙世瑞（Tang and Long 2012）将关于特定政策的观念视为基因，而将政策视为表现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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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坚持在社会演化中只有一组基因与表现型的做法，既不可行也没必要，甚至毫无益处（相关的早期探讨参见Stuart-Fox 1986；Durham 1991，187~189；Chick 1999）。务实的处理原则是，只要高层次要素取决于低层次要素的选择性的表达，那么前者就可视为表现型，后者就可视为基因（类似的观点参见Chick 1999；Dopfer 2001，12~17；Wilkins 2001，177~179；Hodgson 2002，269~273；Hodgson and Knudsen 2010b）。事实上，道金斯（Dawkins 1976）把他开创的“觅母”定义为文化遗传的基本单元，就说明他意识到了，社会演化存在着多种组合的基因与表现型，因为观念、词语、曲调和服饰风格等任何事物都可以成为“觅母”（也可参见Durham 1991，176~177；Blackmore 1999，4~23，42~46，59~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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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社会演化中的突变：随机、盲目对非随机、定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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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演化中的突变基本上是随机产生的，而且主要依靠DNA损伤/核苷酸变化、重组或遗传物质的交换（如染色体易位而交换了基因）、外来入侵（如病毒的基因组整合进了寄主的基因组）这三条机制来实现。[1]更关键的是，这些突变的产生是绝对盲目的——有机体无法事先知道这种突变是利是弊。在人类演化的生物维度上，这些机制和原理仍然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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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社会演化的观念维度，从最根本的意义上说，一个新观念的产生就等同于一个基因突变（参见Cavalli-Sforza 1971，536）。[2]而且基因发生突变的三条机制，在社会演化的观念维度中也有对应的等价物。产生新的想法就相当于DNA损伤/核苷酸变化；观点的杂糅就相当于遗传物质的交换；引进（或被动引进）外来观念就相当于外来入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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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萌生观念的是人本身，而且观念萌生的过程涉及到意识，所以严格意义上说，社会演化在观念维度的突变（即新的观念）并不是随机的。更重要的是，个体往往是基于解决特定问题，争取特定目标而萌生观念的。这样看来，当观念在社会系统中付诸实现时，他们会对其潜在效用抱有预期（即如果这些观念化身为表现型的话，行为体就会对它们的适应性有所预期），尽管观念很可能是大错特错。在发明新技术和设计新制度时，这一点尤为真切——行为体总是盯着特定目标而在脑海里萌生这些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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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如此，现有的社会结构（即制度和文化）有力地塑造了观念的产生、选择和遗传［Elias（1939）1994；Foucault 1980］。因此，即使从宽泛的意义上说，大部分的社会演化观念维度的突变可能也都不是盲目产生的，当然不排除有些例外（如通过社会科学研究）。换句话说，在很大程度上，社会演化的观念突变是非随机的、定向的（也可参见Boyd and Richerson 1985，9~10）。在下文，我将更明确地指出，观念的非随机/定向突变对社会演化的速度有重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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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仅仅因为观念不是随机盲目产生的，并不意味着观念化身出的表现型就一定能“适应”社会系统——这些（充当基因的）观念和表现型（如行为），受制于社会系统的选择。事实上，许多人都把非随机/定向的突变与人为设计的适应性相混同，特别是奥地利学派的追随者——他们或明或暗地把“自发性”与随机盲目性错误地画上等号［如Hayek（1973）1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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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社会演化中的选择：复杂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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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演化中的选择压力只源于物理环境。相比之下，社会演化的选择压力有物理环境和人类自身这两种来源，而它们的相互作用驱动着社会演化。进一步说，由于社会演化有观念力量参与其中，故而就有了两种不同的选择压力——物质上的和观念上的。加上社会演化有不同的基因与表现型的组合（参见上文），所以社会演化中的选择远比生物演化中的选择复杂。[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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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自然对人工；物质对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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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类到来之前，物理环境是生物演化唯一的选择压力的来源，这种选择压力纯粹是物质性的。进一步说，在没有人力的干预下，物理环境完全是自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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