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3234580
1703234581
两种选择压力的来源，使社会演化中的选择大大复杂化了。首先，即使是物理环境——在工业革命之前就已经逐渐受到人类活动的影响——也不再是纯粹自然的了。如今，经人工改造后的物理环境塑造了人类及其他物种的演化。人为杂交出的新物种是人类能影响其他物种演化的确凿证据。而全球变暖则是人类对自身和其他物种的演化具有深远影响的最强体现。
1703234582
1703234583
更关键的是，社会演化中观念维度的选择压力，既可以是物质性的，也可以是观念性的。物质力量依旧是一个观念能否提高人类福利的最终裁判。但与此同时，在挑选实现或支持何种观念时，观念力量提供了最直接的选择压力。最后，由于观念力量的终极驱动力是人类的智力，所以它们是纯粹的人工产物。如此一来，社会演化中观念维度的人工选择是比自然选择更加强大的力量（Commons 1934，45，636，657~658），[4]尽管它仍是在物理环境的约束下展开的。社会演化中的人工选择和自然选择，并非如某些学者所认为的那样不兼容（如Hodgson 2002，266~269；参见Hodgson and Knudsen 2010b，50~51）：相反它们可以一起运转。
1703234584
1703234585
2.社会演化的关键选择力量：社会权力
1703234586
1703234587
物质力量和观念力量的相互作用产生了社会演化中的一个关键选择力量——（社会）权力。
1703234588
1703234589
许多学者都提出过，从政策转变（Kingdon 1995；Campbell 2002）到制度变迁（Tang 2011a）再到文化更新［Elias（1939）1994；Bourdieu（1980）1990；Foucault（1976）1990；2000；Durham 1991］，权力常常是社会演化中关键的选择力量之一。虽然在此我不会具体展开说明，但我可以肯定地说，没有权力就几乎无法解释为什么人类社会至今还保留了那么多造成社会福利下降的观念基因和表现型（如制度和文化特性）（具体细节参见Tang 2011a）。从这个意义上说，如果一个社会演化理论没有明确承认权力是关键的选择力量，那它肯定是不完整的理论（如Boyd and Richerson 1985；Blackmore 1999；Blute 2010；Hodgson and Knudsen 2010b）。[5]
1703234590
1703234591
认识到社会权力是关键性的选择力量之后，便可以明确得出几个重要结论。首先，社会演化在观念维度和有时在物质维度（即遗传维度）的选择，往往带有强大的偏差（Durham 1991，198，205）。拥有更大权力的人更有可能决定传播和扼杀某些观念。其次，现有的观念，特别是那些已被条文化的观念，背后往往有权力支持，并对新的观念甚至基因的适应性产生巨大影响（Foucault 1980；North 1990；Tang 2011a）。[6]最后，文化和制度特性未必会提高其主体的“延括适应值”。[7]
1703234592
1703234593
总而言之，生物演化只存在物质上的自然选择，而社会演化具有自然和人工两种选择。人类智力在社会演化的观念维度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它不仅会萌生观念突变，也会提供选择压力。最重要的是，正是依靠植根于人类智力的人工选择，才保障了社会演化在物质层面取得了长远的进步（Tang 2011a）。
1703234594
1703234595
3.选择的层次：基因、表现型、个体、群体
1703234596
1703234597
生物演化中的选择，只在表现型而非基因层面展开——只有表现型而非基因，才对选择压力是“可见的”（Mayr 1997）。传统上，大部分生物学家都认为，生物演化中的选择几乎只在个体而非群体层面展开［如Williams（1966）1996］。[8]但在理查德·勒沃汀发表了一篇开创性的论文（Lewontin 1970）之后，许多生物学家开始承认生物演化也存在多个层次的选择（Hull 1980；Brandon 1982；1998；1999；Buss 1983；Okasha 2006）。人类物种的生物演化也受到多个层次选择的制约。
1703234598
1703234599
相比之下，由于社会演化具有不同的基因与表现型的组合，选择压力也有多种来源和类型，所以社会演化的观念维度的选择会在四个层面展开：基因、表现型、个体、群体，而在个体和群体内部又有多个层次（相关总结参见本书表1.2）。
1703234600
1703234601
比如，借助战争与征服而发生的群体选择，就是社会演化最强大的驱动力之一［Darwin（1871）1874，137~140；Spencer 1873；Campbell 1975；1976；1991；Carneiro 1978；Dawson 1999；Diamond 1997；Chaudhry and Garner 2006；Soltis，Boyd and Richerson 1995；Spencer and Redmond 2001；Nolan and Lenski 2004；具体参见本书第二章］。这背后的核心原理可能是，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拥有更能提高福利的制度的群体，更具备竞争优势［Hayek 1967，67~71；（1973）1982，44；（1976）1982，162；（1979）1982，202］。[9]直白地说，更高的福利水平就意味着拥有更庞大的衣食无忧的人口，也就拥有了更多的技术发明（Jones 2005），而人口的规模大小和技术的精致程度，反过来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群体的战争能力（Diamond 1997；关于该理论的模拟，参见Tang et al.，n.d.）。
1703234602
1703234603
这样看来，关于社会演化的观念维度更准确的说法是，选择在相互嵌套的多个层面中展开。不论是观念性的还是物质性的，选择都直接作用在表现型上。同时，对于生物基因而言，选择只能间接地起作用，但选择却可以直接作用于观念基因之上。
1703234604
1703234605
不仅如此，在观念维度上，不同的选择力量也可以在不同层次中展开；与此同时，同一种选择力量也可以在不同层次不同地展开。在个体层次，感觉与情感（如喜怒哀乐）、工具性计算（通常在社会权力的阴影之下）、（通常有权力支持而社会化和内化的）习惯、信仰、感情、（通常被权力公开支持，并嵌于现有社会结构的）合法性和反社会化都可以充当选择力量（Weber 1978，第一章）。在集体层次（即家庭、群体、公司、国家和国际系统层次），选择力量可以来自（物质和观念杂糅的）权力、工具理性、习惯、情感和合法性。更重要的是，这两个层次会相互作用——选择力量的互动塑造了两个层次的社会结果，一个层次的结果也会反过来成为另一层次的选择力量（Durham 1991，204~205）。最突出的就是，高层次的选择结果自上而下地影响低层次的选择——观念产生于特定的制度和文化系统（即社会结构）中，所以现有的制度和文化特性不可避免地影响了追求和保留怎样的新观念［Foucault（1972）1977；1980；Giddens 1984；Tang 2011a］。[10]以上这些都使得社会演化的选择变得极其复杂［如Elias（1939）1994；Bourdieu（1980）1990；Foucault 1980；（1976）1990；Tang 2011a］。
1703234606
1703234607
表1.2 生物演化和社会演化的选择层次
1703234608
1703234609
1703234610
1703234611
1703234612
（四）社会演化的遗传机制
1703234613
1703234614
社会演化的两个主要维度，即物质维度（包括人类的社会演化在内）和观念维度，具有两种根本不同的遗传机制——社会演化具有“双重遗传”（Boyd and Richerson 1985；Durham 1991）。
1703234615
1703234616
智人的生物演化依然遵循新达尔文主义的原则——魏斯曼屏障的存在否定了表现型直接遗传到基因型的可能。但发展到人类物种的生物演化时，出现了新的转折。人类活动对环境的持续重塑，使得提供生物演化的选择压力的物理环境从自然状态变成了“人工—自然”的混合形态。换句话说，我们的行为也通过环境反过来塑造了自身的遗传演化，尽管我们对这种反馈路径还知之甚少。
1703234617
1703234618
魏斯曼屏障存在于人类的生物演化，但在社会演化的观念维度中却没有它，因此，不存在阻止信息从表现型传导至基因的障碍。凭借足够发达的脑力，人类可以吸收、处理大量的信息，并花费了大量时间用于抚养和教导后代。因此，通过不断的学习，个体就可以获得祖先的成果。这样的话，作为获得性状的观念基因（如观念）和表现型（如制度、文化）都可以直接传给下一代。事实上，（作为表现型的）制度就可以传给下一代，而且是几乎独立于特定个体而传给后代的——制度，尤其是条文化了的规则，可以轻易地传给下一代，即使许多个体拒绝向自己的后代教导这些规则。因此，社会演化在观念维度的遗传并不限于所谓的拉马克式遗传。[11]而为了区分生物演化中的新拉马克式遗传（或表观遗传），我将它称为“超拉马克主义”（具体细节参见本书表1.1）。
1703234619
1703234620
虽然观念基因和表现型都可以直接被遗传，但社会演化在观念维度的遗传并非是纯粹的超拉马克主义。由于每一代人都会对从上一代继承下来的基因和表现型进行选择，所以达尔文式（而非新达尔文式）变异—选择—遗传机制同样也适用于观念维度的遗传。这样的话，社会演化在观念维度的遗传机制，其实是内嵌于超拉马克主义的达尔文式遗传。
1703234621
1703234622
在此，我还要强调另一个要点。正因为观念演化的选择是人工的，这就意味着不是每个被选定的观念都会提高个体或群体的福利水平，这也部分归结于人类社会的观念遗传常常需要权力的支持（具体细节参见Tang 2011a）。
1703234623
1703234624
（五）社会演化观念维度的适应
1703234625
1703234626
在生物演化和社会演化中，如果某种属性有利于提高有机体的福利（如生存、繁殖），那么它就可以被理解为是一种适应（或具有适应性）。在生物演化中，有机体由于缺乏心智，所以无法主动地尝试适应环境。生物演化中的适应结果是无情的自然选择的产物。这个原理也适用于人类物种的生物演化。
1703234627
1703234628
但由于人类可以进行智力活动，所以我们会通过萌生和实践提高福利的观念而有意识地适应环境：这种做法再自然不过了。当然，尽管这些尝试是正确的，也未必是在第一时间就做出了的。这样的话，在社会演化的观念维度中，我们确实有定向的和刻意的适应。不仅如此，这些观念维度的适应还可以直接传给下一代。
17032346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