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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社会演化的遗传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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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演化的两个主要维度，即物质维度（包括人类的社会演化在内）和观念维度，具有两种根本不同的遗传机制——社会演化具有“双重遗传”（Boyd and Richerson 1985；Durham 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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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人的生物演化依然遵循新达尔文主义的原则——魏斯曼屏障的存在否定了表现型直接遗传到基因型的可能。但发展到人类物种的生物演化时，出现了新的转折。人类活动对环境的持续重塑，使得提供生物演化的选择压力的物理环境从自然状态变成了“人工—自然”的混合形态。换句话说，我们的行为也通过环境反过来塑造了自身的遗传演化，尽管我们对这种反馈路径还知之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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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斯曼屏障存在于人类的生物演化，但在社会演化的观念维度中却没有它，因此，不存在阻止信息从表现型传导至基因的障碍。凭借足够发达的脑力，人类可以吸收、处理大量的信息，并花费了大量时间用于抚养和教导后代。因此，通过不断的学习，个体就可以获得祖先的成果。这样的话，作为获得性状的观念基因（如观念）和表现型（如制度、文化）都可以直接传给下一代。事实上，（作为表现型的）制度就可以传给下一代，而且是几乎独立于特定个体而传给后代的——制度，尤其是条文化了的规则，可以轻易地传给下一代，即使许多个体拒绝向自己的后代教导这些规则。因此，社会演化在观念维度的遗传并不限于所谓的拉马克式遗传。[11]而为了区分生物演化中的新拉马克式遗传（或表观遗传），我将它称为“超拉马克主义”（具体细节参见本书表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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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观念基因和表现型都可以直接被遗传，但社会演化在观念维度的遗传并非是纯粹的超拉马克主义。由于每一代人都会对从上一代继承下来的基因和表现型进行选择，所以达尔文式（而非新达尔文式）变异—选择—遗传机制同样也适用于观念维度的遗传。这样的话，社会演化在观念维度的遗传机制，其实是内嵌于超拉马克主义的达尔文式遗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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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我还要强调另一个要点。正因为观念演化的选择是人工的，这就意味着不是每个被选定的观念都会提高个体或群体的福利水平，这也部分归结于人类社会的观念遗传常常需要权力的支持（具体细节参见Tang 2011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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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社会演化观念维度的适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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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生物演化和社会演化中，如果某种属性有利于提高有机体的福利（如生存、繁殖），那么它就可以被理解为是一种适应（或具有适应性）。在生物演化中，有机体由于缺乏心智，所以无法主动地尝试适应环境。生物演化中的适应结果是无情的自然选择的产物。这个原理也适用于人类物种的生物演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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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由于人类可以进行智力活动，所以我们会通过萌生和实践提高福利的观念而有意识地适应环境：这种做法再自然不过了。当然，尽管这些尝试是正确的，也未必是在第一时间就做出了的。这样的话，在社会演化的观念维度中，我们确实有定向的和刻意的适应。不仅如此，这些观念维度的适应还可以直接传给下一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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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不能仅仅因为我们会刻意地尝试适应，就认为所有的适应的结果都是我们适应意识的立即产物。许多适应的结果都是长期的尝试与试错的选择过程的产物。而我们刻意的适应尝试，也是“内嵌于超拉马克主义的达尔文式”过程，而非纯粹的超拉马克主义。不仅如此，不能仅仅因为我们会刻意地尽力适应，就认为我们不会保留观念的损害——其实出于多种原因，我们的许多观念有可能会减少我们的福利（如使福利水平下降的制度，具体细节参见Tang 2011a）。[12]总之，与观念维度的遗传一样，社会演化在观念维度的适应结果，也是达尔文主义和超拉马克主义相混合的机制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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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社会演化的阶段和方向[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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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明显观察到，人类社会经历了多个阶段。就政治组织而言，人类社会经历了队群、部落、酋邦和国家四个阶段［Service（1962）1971；关于划分尺度更细的理论，参见Johnson and Earle 2000］。就生产工具的物料和技术而言，人类社会至少经历了三个阶段——石器[14]、青铜器和铁器。与之类似，就主要的生产方式而言，人类社会经历了三个关键阶段——狩猎采集、（形成的定居）农业和工业。[15]我将在接下来的章节中指出，国际政治历史也可以分为三个或四个阶段（即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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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强调的是，虽然认定人类社会经历了不同阶段或许有助于理解社会演化，但仅仅是认定这些不同阶段（或其他形式的变化）并非演化理论本身——它只是简单确立（或捕捉到）了社会变迁的事实。真正的演化性理论的标志是必须用变异—选择—遗传的核心机制来解释这些阶段的转换（参见后文章节）。许多所谓的演化性理论的尝试，都仅仅识别了不同的发展阶段，却没有对变迁给出真正的演化性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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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承认了社会演化有不同的阶段，且这些阶段伴随着不同层次的社会复杂性而依次相连（如从队群到部落到酋邦到国家），那我们似乎就不可避免地要承认社会演化具有某种明显指向进步的“方向性”［如Spencer（1857）1891；White 1949；Huxley 1942，289；1956；Sahlins 1960；Carneiro 2003，161~169，171~179，229~239］。然而，这种理解是错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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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首先承认，这些带有明显方向性的阶段其实是变异—选择—遗传机制所带来的结果。更关键的是，自然和人工选择都在社会演化中展开。一旦承认这一点那就很容易理解，之所以会有看似明显的方向性，那是因为对于我们而言，其他方向的运动都不可见了（即许多社会实体都消失了，并且几乎没有留下任何痕迹）。更有可能的是，我们选择性地无视了其他方向的运动，因为我们想要确信演化一定是朝向进步的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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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卡内罗（Carneiro 2003，165）宣称演化具有方向性，仅仅是因为他明确把演化和趋于复杂等同起来，而反演化或退化就意味着趋于简化。但这种只把趋于复杂的运动视为演化，而把趋于简化的运动排除在外的做法，根本性地违背了生物及社会演化的核心原则。由于演化重在选择，而选择只意味着一些表现型、有机体、物种和社会实体被边缘化并走向消亡，所以趋于简化的运动也是演化所必不可少的一部分。[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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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如此，一旦承认了选择是演化的核心，那就可以很明显地发现，无论是自然还是社会演化都不会必然导致趋于复杂，或者道义上的进步。这背后有三个相互联系的原因。首先，认为所有已消亡的政治实体（如部落、酋邦）的毁灭，都是为了人类整体的进步，这种看法毫无意义。其次，那些消失了的政治实体显然没有得到物质上或者道义上的进步。最后，难道毁灭和消亡本身就不能被理解为一种方向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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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重申，生物和社会演化不存在真实的方向性。正如许多学者［如Williams（1966）1996，35；Levins and Lewontin 1985；Kaye 1986，28~33；Fracchia and Lewontin 1999，60~67］所指出的那样，把生物或社会演化等同于趋向更高、更复杂的做法并非是出于科学的严谨，而是反映了我们出于人类中心主义，试图把自己这个物种、种族和社会置于生物和社会演化的顶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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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这并不等于说，不同DNA片段发生变化的难易程度是相同的。生物演化所说的“盲目突变”，仅仅意味着突变不是定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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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这里必须要强调，把新的观念等同于突变，仅仅是从最根本的意义上说的，因为比对的层次一旦改变后，那么新技术或新制度都可以被视为突变了（参见上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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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弗拉基亚和勒沃汀（Fracchia and Lewinton 1999，61）指责早期的达尔文主义文化演化理论，都把选择当作了唯一的解释法则。在此我要郑重强调，选择不是我的框架中的唯一解释法则，而只是解释框架的一部分。关于早先的不够严谨的（如果不算彻底混乱的话）探讨，参见Stuart-Fox 1999，42~44；Carneiro 2003，171~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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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因此，凡勃伦（Veblen 1898）和坎贝尔［Campbell 1960；（1965）1998］都错误地用自然选择来理解社会演化。康芒斯（Commons 1934）第一个明确强调了人工选择在社会演化中的作用，尽管在他之前就有许多人指出人工选择在生物学中的作用［如Darwin（1871）1874；Spencer（1898）2003］。具体细节参见Tang，未发表书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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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权力无疑是一个被广泛探讨又极富争议的概念。我会在其他作品中综述以往的文献，并提出一个关于权力的统一分析框架（Tang，n.d.-a）。一些演化人类学家近乎承认权力是社会演化中的选择力量（如Cavalli-Sforza and Feldman 1981，64~65；Richerson and Boyd 2005，第五章），但也许是对生物演化的过多尊崇使得他们没有这么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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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这就意味着社会系统中的路径依赖非常广泛普遍（Tang 2011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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