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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虽然作为整体而言，文化是人类的适应体。但即使在给定的时空条件下，探讨整个文化系统是否是适应体也不是一个好的方向。我们需要具体到特定的文化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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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这就是为什么对于捍卫个体选择而拒绝群体选择的理论家来说，“近亲选择理论”（kinship selection theory）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使得群体选择显得没有必要。许多人都将“选择的层次”和“选择的单元”这两个概念等价使用。但正如迈尔（Mayr 1997）所指出的那样，这种做法是错误的。“选择的层次”是指选择的对象或客体；而“选择的单元”意味着选择可以展开的可测量的实体。但在许多情况下，我们只能讨论层次而不能讨论单元。比如，选择可以在多个而非单个独立的表现型上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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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哈耶克（Hayek）有力地强调了群体选择在社会演化中的角色，比如他声称“文化演化是全盘建立在群体选择之上的”（引自Angner 2002，698~699；也可参见Sober 1984，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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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这就是所谓的“行为体—结构”问题的核心（相关细节参见Tang 2011a和本书第五章）。尽管流于简短，但达勒姆（Durham 1991，特别是207~210）是少数处理了这个问题的演化理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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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许多学者都暗示，人类社会的观念演化是拉马克式的。近来的相关探讨参见Jablonka and Lamb 2006，特别是220~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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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值得注意的是，拉马克式演化无法解释为什么个体和群体，同时保留了观念的损害和改进（Hodgson 2001，98~99），而这只有达尔文主义才能解释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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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显然，阶段和方向与（社会）演化的进步（物质上或道义上）概念密切相关。进步是个很微妙的术语，我只能在别的作品中详细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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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石器时代可以进一步细分为旧石器时代、中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三个子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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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另一组由爱德华·泰勒（Edward B. Taylor）首先提出的标签——蒙昧、野蛮和文明，应该被坚决抛弃，因为它带有浓重的被族群中心主义所污染的道德优越感（Taylor 18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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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卡内罗（Carneiro 2003，161~169）认为社会演化既有方向性，又是可逆的。他并没有理解方向性和可逆性根本无法共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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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政治的社会演化：从公元前8000年到未来 四、社会演化范式：核心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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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他们第一次阐述他们的理论的时候，达尔文和阿尔弗雷德·拉塞尔·华莱士（Alfred Russell Wallace）就都已经意识到，他们的理论对于理解人类作为一个物种和人类社会均有着深远的意义（Richards 1987，157~169）。因此，一点都不让人感到惊讶的应该是，在他们的发现一经公布之后，就有许多忠诚度不一的追随者们热切地试图把他们的理论运用到理解人类社会之中（相关的较好历史叙述，参见Hodgson 2005；Nelson 2007）。不幸的是，绝大部分早期（以及不少稍晚的）运用演化范式来理解人类历史的尝试都是误导性的，甚至是极度危险的［具体细节参见Tang，未发表书稿；相关的早期批评参见Campbell（1965）1998；Hallpike 1986；Kaye 1986；Fracchia and Lewontin 1999］。这些失败背后的一个关键原因就是，缺乏一个基于社会演化的系统论述之上的、对如何合理地运用演化方法来理解人类社会的系统阐释。本节总结了什么是社会演化范式，从而为接下来的章节运用社会演化范式来审视国际政治的演化铺平了道路。而更为系统的细节阐释就留待以后了（Tang，未发表书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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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体论和认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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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体论角度，社会演化范式坚持以下核心原则。首先，人类社会是一个演化的系统。这样的话，达尔文及其追随者所阐释的演化范式确实可以用来理解人类社会。其次，生物演化与社会演化存在根本性的不同。因此，社会演化范式就不是，也不可能是把达尔文式演化机械地照搬到人类社会中。相反，社会演化范式是根本意义上的新范式。[1]更确切地说，社会演化范式包含了社会系统范式，也就有机整合了社会科学的所有九种基石性范式，故而它给我们提供了理解社会系统动力的工具。在本体论角度，社会演化范式在社会系统范式的基础上增加了时间维度，从而赋予了时间改变社会系统的力量。这样的话，将变异—选择—遗传的核心演化机制作为整合的原则，社会演化范式有机地整合了社会科学的其他十个基础范式（Tang 2011b；未发表书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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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认识论角度，社会演化范式坚持三个原则。首先，运用演化方法可以对人类社会进行富有成效的研究，而它的核心就是人工的变异—选择—遗传机制。事实上，社会演化范式认为，只有演化方法才能充分理解人类社会的历史，而社会演化范式就是用演化方法来研究人类社会的体现。其次，演化方法对人类社会的研究不能只停留在比喻层面上，也不能照搬生物演化。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对社会的变迁与稳定的核心解释机制应该是人工的变异—选择—遗传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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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社会演化范式对系统性社会变迁的处理原则[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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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系统转型的演化性解释必须包括三个部分——演化的过程（历史），用变异—选择—遗传的核心机制解释转型，以及对转型过程的主要决定因素（如地理、人口、技术、贸易、战争）的理解（尽管不必赋予这些不同因素特定的比重）。[3]为了给出这样的解释，社会演化范式强调以下的处理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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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则上，社会演化范式可以也应该有机整合社会科学的其他十个基础范式。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可能无法整合所有范式。这样的话，首要的处理原则就是，不同社会科学家在看待不同社会现象时，应该有各自不同的理性组合基础范式。换句话说，研究人类社会的学者，必须决定该运用哪些适用于这个现象的范式，尽管他们必须牢记所有的基础范式。但同时，我们也必须认识到，所有忽视了具有本体论优先性的范式的理论框架必定是有缺陷的，也不可能具有真正的演化性（具体细节参见Tang 2013）。比如，纯粹的唯心主义框架（国际关系学中的社会建构主义就是一例，如Onuf 1989；Kratochwil 1989；Wendt 1999）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演化性，因为它边缘化甚至无视物质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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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而言之，正如我在早先的作品中所明确强调的那样（Tang 2011b；2013），并不存在告诉你运用哪个基础范式的万能指导手册——我们通常需要自己找到解释特定社会现象的合适范式组合，有时候甚至是因案例而不同。只有这样做，我们才能体会到自己的解释框架所蕴含的潜力，以及与之同等甚至更为重要的，框架缺陷之所在。而随着研究的深入，我们可能会感觉有必要在框架中引入更多的范式，而非顽固地抱着先前设想的框架不放。只有这样做，我们才能避免让寻求范式框架成为理解的障碍，正如赫希曼（Hirschman 1970）早就警告过我们的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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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社会演化范式坚持认为，一个层次发生变化的根本驱动力是较低层次所发生的变化，尽管它也承认高层次的变化会自上而下地影响低层次——故而变化主要是内生驱动的。事实上，只有演化方法才能对变迁和稳定做出真正的内生性解释（Boland 1979，968；Knudsen 2001，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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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社会演化范式拒绝用“适应论”或“功能主义”的方法对社会变迁做出解释。正如在生物演化中，不能得出适应状态是有机体刻意适应的结果这个结论一样，我们也不能像功能主义那样认定社会演化的“适应”就是个体或群体刻意适应的立即产物。虽然个体或群体刻意适应的意图存在成功的可能性，但这只是可能而非预先决定的事实。我们不能像生物学中的适应论，以及更典型的社会科学中的功能主义那样论断说，所有的表现型即使不够完美，也至少是适应产物。表现型是不是社会演化的适应产物，这是实证问题，而非必定成立的铁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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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因为社会演化只能在社会系统中展开，所以社会系统范式是社会演化范式完整的组成部分之一，后者囊括了前者。如此，社会演化范式接受社会系统范式的所有方法论规则。换句话说，社会演化范式也警惕所有理解社会的简单做法，比如简单（甚至单一）的因果链，线性思维，对特定的力量赋予特定的比重，以及通过将个体因素相加来理解整体等。与之相反，在讨论社会动力时，我们应该注意寻找相互作用、反馈和路径依赖等。在讨论社会结果时，我们应该寻找间接的/直接的，滞后的/立即的，意料之外的/意料之中的，可观察到的（发生的）/观察不到的（未发生的）结果（Jervis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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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如果理论要具备真正的演化性，那就必须明确给出上文提到的关键点，即基因、表现型、突变来源、选择压力来源，以及选择力量对突变的选择机制和被选中的表现型的遗传机制。对历史结果进行社会演化论的解释，就必须做到这一点。绝大多数把演化思维运用到社会科学中的早期作品之所以会失败，就是因为它们没有明确指出这些关键点［如Alchian 1950；Nelson and Winter 1982；Hayek 1967；（1973）1982；（1976）1982；1978；（1979）1982；Carneiro 2003；相关的类似批评，参见Knight 1992，第四章；Calvert 1995，261；Fian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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