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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34630 然而,不能仅仅因为我们会刻意地尝试适应,就认为所有的适应的结果都是我们适应意识的立即产物。许多适应的结果都是长期的尝试与试错的选择过程的产物。而我们刻意的适应尝试,也是“内嵌于超拉马克主义的达尔文式”过程,而非纯粹的超拉马克主义。不仅如此,不能仅仅因为我们会刻意地尽力适应,就认为我们不会保留观念的损害——其实出于多种原因,我们的许多观念有可能会减少我们的福利(如使福利水平下降的制度,具体细节参见Tang 2011a)。[12]总之,与观念维度的遗传一样,社会演化在观念维度的适应结果,也是达尔文主义和超拉马克主义相混合的机制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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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34632 (六)社会演化的阶段和方向[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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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34634 我们可以明显观察到,人类社会经历了多个阶段。就政治组织而言,人类社会经历了队群、部落、酋邦和国家四个阶段[Service(1962)1971;关于划分尺度更细的理论,参见Johnson and Earle 2000]。就生产工具的物料和技术而言,人类社会至少经历了三个阶段——石器[14]、青铜器和铁器。与之类似,就主要的生产方式而言,人类社会经历了三个关键阶段——狩猎采集、(形成的定居)农业和工业。[15]我将在接下来的章节中指出,国际政治历史也可以分为三个或四个阶段(即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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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34636 需要强调的是,虽然认定人类社会经历了不同阶段或许有助于理解社会演化,但仅仅是认定这些不同阶段(或其他形式的变化)并非演化理论本身——它只是简单确立(或捕捉到)了社会变迁的事实。真正的演化性理论的标志是必须用变异—选择—遗传的核心机制来解释这些阶段的转换(参见后文章节)。许多所谓的演化性理论的尝试,都仅仅识别了不同的发展阶段,却没有对变迁给出真正的演化性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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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34638 一旦承认了社会演化有不同的阶段,且这些阶段伴随着不同层次的社会复杂性而依次相连(如从队群到部落到酋邦到国家),那我们似乎就不可避免地要承认社会演化具有某种明显指向进步的“方向性”[如Spencer(1857)1891;White 1949;Huxley 1942,289;1956;Sahlins 1960;Carneiro 2003,161~169,171~179,229~239]。然而,这种理解是错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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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34640 让我们首先承认,这些带有明显方向性的阶段其实是变异—选择—遗传机制所带来的结果。更关键的是,自然和人工选择都在社会演化中展开。一旦承认这一点那就很容易理解,之所以会有看似明显的方向性,那是因为对于我们而言,其他方向的运动都不可见了(即许多社会实体都消失了,并且几乎没有留下任何痕迹)。更有可能的是,我们选择性地无视了其他方向的运动,因为我们想要确信演化一定是朝向进步的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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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34642 事实上,卡内罗(Carneiro 2003,165)宣称演化具有方向性,仅仅是因为他明确把演化和趋于复杂等同起来,而反演化或退化就意味着趋于简化。但这种只把趋于复杂的运动视为演化,而把趋于简化的运动排除在外的做法,根本性地违背了生物及社会演化的核心原则。由于演化重在选择,而选择只意味着一些表现型、有机体、物种和社会实体被边缘化并走向消亡,所以趋于简化的运动也是演化所必不可少的一部分。[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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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34644 不仅如此,一旦承认了选择是演化的核心,那就可以很明显地发现,无论是自然还是社会演化都不会必然导致趋于复杂,或者道义上的进步。这背后有三个相互联系的原因。首先,认为所有已消亡的政治实体(如部落、酋邦)的毁灭,都是为了人类整体的进步,这种看法毫无意义。其次,那些消失了的政治实体显然没有得到物质上或者道义上的进步。最后,难道毁灭和消亡本身就不能被理解为一种方向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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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34646 再次重申,生物和社会演化不存在真实的方向性。正如许多学者[如Williams(1966)1996,35;Levins and Lewontin 1985;Kaye 1986,28~33;Fracchia and Lewontin 1999,60~67]所指出的那样,把生物或社会演化等同于趋向更高、更复杂的做法并非是出于科学的严谨,而是反映了我们出于人类中心主义,试图把自己这个物种、种族和社会置于生物和社会演化的顶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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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34648 [1]这并不等于说,不同DNA片段发生变化的难易程度是相同的。生物演化所说的“盲目突变”,仅仅意味着突变不是定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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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34650 [2]这里必须要强调,把新的观念等同于突变,仅仅是从最根本的意义上说的,因为比对的层次一旦改变后,那么新技术或新制度都可以被视为突变了(参见上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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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34652 [3]弗拉基亚和勒沃汀(Fracchia and Lewinton 1999,61)指责早期的达尔文主义文化演化理论,都把选择当作了唯一的解释法则。在此我要郑重强调,选择不是我的框架中的唯一解释法则,而只是解释框架的一部分。关于早先的不够严谨的(如果不算彻底混乱的话)探讨,参见Stuart-Fox 1999,42~44;Carneiro 2003,171~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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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34654 [4]因此,凡勃伦(Veblen 1898)和坎贝尔[Campbell 1960;(1965)1998]都错误地用自然选择来理解社会演化。康芒斯(Commons 1934)第一个明确强调了人工选择在社会演化中的作用,尽管在他之前就有许多人指出人工选择在生物学中的作用[如Darwin(1871)1874;Spencer(1898)2003]。具体细节参见Tang,未发表书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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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34656 [5]权力无疑是一个被广泛探讨又极富争议的概念。我会在其他作品中综述以往的文献,并提出一个关于权力的统一分析框架(Tang,n.d.-a)。一些演化人类学家近乎承认权力是社会演化中的选择力量(如Cavalli-Sforza and Feldman 1981,64~65;Richerson and Boyd 2005,第五章),但也许是对生物演化的过多尊崇使得他们没有这么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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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34658 [6]这就意味着社会系统中的路径依赖非常广泛普遍(Tang 2011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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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34660 [7]虽然作为整体而言,文化是人类的适应体。但即使在给定的时空条件下,探讨整个文化系统是否是适应体也不是一个好的方向。我们需要具体到特定的文化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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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34662 [8]这就是为什么对于捍卫个体选择而拒绝群体选择的理论家来说,“近亲选择理论”(kinship selection theory)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使得群体选择显得没有必要。许多人都将“选择的层次”和“选择的单元”这两个概念等价使用。但正如迈尔(Mayr 1997)所指出的那样,这种做法是错误的。“选择的层次”是指选择的对象或客体;而“选择的单元”意味着选择可以展开的可测量的实体。但在许多情况下,我们只能讨论层次而不能讨论单元。比如,选择可以在多个而非单个独立的表现型上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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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34664 [9]哈耶克(Hayek)有力地强调了群体选择在社会演化中的角色,比如他声称“文化演化是全盘建立在群体选择之上的”(引自Angner 2002,698~699;也可参见Sober 1984,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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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34666 [10]这就是所谓的“行为体—结构”问题的核心(相关细节参见Tang 2011a和本书第五章)。尽管流于简短,但达勒姆(Durham 1991,特别是207~210)是少数处理了这个问题的演化理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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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34668 [11]许多学者都暗示,人类社会的观念演化是拉马克式的。近来的相关探讨参见Jablonka and Lamb 2006,特别是220~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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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34670 [12]值得注意的是,拉马克式演化无法解释为什么个体和群体,同时保留了观念的损害和改进(Hodgson 2001,98~99),而这只有达尔文主义才能解释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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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34672 [13]显然,阶段和方向与(社会)演化的进步(物质上或道义上)概念密切相关。进步是个很微妙的术语,我只能在别的作品中详细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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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34674 [14]石器时代可以进一步细分为旧石器时代、中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三个子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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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34676 [15]另一组由爱德华·泰勒(Edward B. Taylor)首先提出的标签——蒙昧、野蛮和文明,应该被坚决抛弃,因为它带有浓重的被族群中心主义所污染的道德优越感(Taylor 18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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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34678 [16]卡内罗(Carneiro 2003,161~169)认为社会演化既有方向性,又是可逆的。他并没有理解方向性和可逆性根本无法共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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