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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不能仅仅因为我们会刻意地尝试适应，就认为所有的适应的结果都是我们适应意识的立即产物。许多适应的结果都是长期的尝试与试错的选择过程的产物。而我们刻意的适应尝试，也是“内嵌于超拉马克主义的达尔文式”过程，而非纯粹的超拉马克主义。不仅如此，不能仅仅因为我们会刻意地尽力适应，就认为我们不会保留观念的损害——其实出于多种原因，我们的许多观念有可能会减少我们的福利（如使福利水平下降的制度，具体细节参见Tang 2011a）。[12]总之，与观念维度的遗传一样，社会演化在观念维度的适应结果，也是达尔文主义和超拉马克主义相混合的机制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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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社会演化的阶段和方向[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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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明显观察到，人类社会经历了多个阶段。就政治组织而言，人类社会经历了队群、部落、酋邦和国家四个阶段［Service（1962）1971；关于划分尺度更细的理论，参见Johnson and Earle 2000］。就生产工具的物料和技术而言，人类社会至少经历了三个阶段——石器[14]、青铜器和铁器。与之类似，就主要的生产方式而言，人类社会经历了三个关键阶段——狩猎采集、（形成的定居）农业和工业。[15]我将在接下来的章节中指出，国际政治历史也可以分为三个或四个阶段（即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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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强调的是，虽然认定人类社会经历了不同阶段或许有助于理解社会演化，但仅仅是认定这些不同阶段（或其他形式的变化）并非演化理论本身——它只是简单确立（或捕捉到）了社会变迁的事实。真正的演化性理论的标志是必须用变异—选择—遗传的核心机制来解释这些阶段的转换（参见后文章节）。许多所谓的演化性理论的尝试，都仅仅识别了不同的发展阶段，却没有对变迁给出真正的演化性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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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承认了社会演化有不同的阶段，且这些阶段伴随着不同层次的社会复杂性而依次相连（如从队群到部落到酋邦到国家），那我们似乎就不可避免地要承认社会演化具有某种明显指向进步的“方向性”［如Spencer（1857）1891；White 1949；Huxley 1942，289；1956；Sahlins 1960；Carneiro 2003，161~169，171~179，229~239］。然而，这种理解是错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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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首先承认，这些带有明显方向性的阶段其实是变异—选择—遗传机制所带来的结果。更关键的是，自然和人工选择都在社会演化中展开。一旦承认这一点那就很容易理解，之所以会有看似明显的方向性，那是因为对于我们而言，其他方向的运动都不可见了（即许多社会实体都消失了，并且几乎没有留下任何痕迹）。更有可能的是，我们选择性地无视了其他方向的运动，因为我们想要确信演化一定是朝向进步的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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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卡内罗（Carneiro 2003，165）宣称演化具有方向性，仅仅是因为他明确把演化和趋于复杂等同起来，而反演化或退化就意味着趋于简化。但这种只把趋于复杂的运动视为演化，而把趋于简化的运动排除在外的做法，根本性地违背了生物及社会演化的核心原则。由于演化重在选择，而选择只意味着一些表现型、有机体、物种和社会实体被边缘化并走向消亡，所以趋于简化的运动也是演化所必不可少的一部分。[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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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如此，一旦承认了选择是演化的核心，那就可以很明显地发现，无论是自然还是社会演化都不会必然导致趋于复杂，或者道义上的进步。这背后有三个相互联系的原因。首先，认为所有已消亡的政治实体（如部落、酋邦）的毁灭，都是为了人类整体的进步，这种看法毫无意义。其次，那些消失了的政治实体显然没有得到物质上或者道义上的进步。最后，难道毁灭和消亡本身就不能被理解为一种方向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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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重申，生物和社会演化不存在真实的方向性。正如许多学者［如Williams（1966）1996，35；Levins and Lewontin 1985；Kaye 1986，28~33；Fracchia and Lewontin 1999，60~67］所指出的那样，把生物或社会演化等同于趋向更高、更复杂的做法并非是出于科学的严谨，而是反映了我们出于人类中心主义，试图把自己这个物种、种族和社会置于生物和社会演化的顶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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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这并不等于说，不同DNA片段发生变化的难易程度是相同的。生物演化所说的“盲目突变”，仅仅意味着突变不是定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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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这里必须要强调，把新的观念等同于突变，仅仅是从最根本的意义上说的，因为比对的层次一旦改变后，那么新技术或新制度都可以被视为突变了（参见上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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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弗拉基亚和勒沃汀（Fracchia and Lewinton 1999，61）指责早期的达尔文主义文化演化理论，都把选择当作了唯一的解释法则。在此我要郑重强调，选择不是我的框架中的唯一解释法则，而只是解释框架的一部分。关于早先的不够严谨的（如果不算彻底混乱的话）探讨，参见Stuart-Fox 1999，42~44；Carneiro 2003，171~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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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因此，凡勃伦（Veblen 1898）和坎贝尔［Campbell 1960；（1965）1998］都错误地用自然选择来理解社会演化。康芒斯（Commons 1934）第一个明确强调了人工选择在社会演化中的作用，尽管在他之前就有许多人指出人工选择在生物学中的作用［如Darwin（1871）1874；Spencer（1898）2003］。具体细节参见Tang，未发表书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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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权力无疑是一个被广泛探讨又极富争议的概念。我会在其他作品中综述以往的文献，并提出一个关于权力的统一分析框架（Tang，n.d.-a）。一些演化人类学家近乎承认权力是社会演化中的选择力量（如Cavalli-Sforza and Feldman 1981，64~65；Richerson and Boyd 2005，第五章），但也许是对生物演化的过多尊崇使得他们没有这么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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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这就意味着社会系统中的路径依赖非常广泛普遍（Tang 2011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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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虽然作为整体而言，文化是人类的适应体。但即使在给定的时空条件下，探讨整个文化系统是否是适应体也不是一个好的方向。我们需要具体到特定的文化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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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这就是为什么对于捍卫个体选择而拒绝群体选择的理论家来说，“近亲选择理论”（kinship selection theory）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使得群体选择显得没有必要。许多人都将“选择的层次”和“选择的单元”这两个概念等价使用。但正如迈尔（Mayr 1997）所指出的那样，这种做法是错误的。“选择的层次”是指选择的对象或客体；而“选择的单元”意味着选择可以展开的可测量的实体。但在许多情况下，我们只能讨论层次而不能讨论单元。比如，选择可以在多个而非单个独立的表现型上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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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哈耶克（Hayek）有力地强调了群体选择在社会演化中的角色，比如他声称“文化演化是全盘建立在群体选择之上的”（引自Angner 2002，698~699；也可参见Sober 1984，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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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这就是所谓的“行为体—结构”问题的核心（相关细节参见Tang 2011a和本书第五章）。尽管流于简短，但达勒姆（Durham 1991，特别是207~210）是少数处理了这个问题的演化理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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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许多学者都暗示，人类社会的观念演化是拉马克式的。近来的相关探讨参见Jablonka and Lamb 2006，特别是220~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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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值得注意的是，拉马克式演化无法解释为什么个体和群体，同时保留了观念的损害和改进（Hodgson 2001，98~99），而这只有达尔文主义才能解释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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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显然，阶段和方向与（社会）演化的进步（物质上或道义上）概念密切相关。进步是个很微妙的术语，我只能在别的作品中详细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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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石器时代可以进一步细分为旧石器时代、中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三个子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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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另一组由爱德华·泰勒（Edward B. Taylor）首先提出的标签——蒙昧、野蛮和文明，应该被坚决抛弃，因为它带有浓重的被族群中心主义所污染的道德优越感（Taylor 18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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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卡内罗（Carneiro 2003，161~169）认为社会演化既有方向性，又是可逆的。他并没有理解方向性和可逆性根本无法共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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