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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社会演化范式的解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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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演化论对生物演化的解释一定是事后的一样，社会演化论对社会演化的解释也一定是事后的。换句话说，演化理论总是解释那些已经演化出来了的事物。无论对于一个物种还是一个动物而言，由于偶然性的存在，演化论并不能精确预测生物的特定演化过程的路径（如斯宾塞式的线性进化的过程或循环）和结果。与之类似，由于社会演化方法也承认偶然性的存在，社会演化论也不能精确预测出人类社会的特定演化过程的路径和结果。（生物和社会）演化理论的解释力，并不依赖于对过去的（字面意义上的）“证明”和对未来的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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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化理论在四个方面要大大优于非演化理论：（1）比起非演化理论，它能够更加有效和凝练地整合更为广泛的证据；（2）比起非演化理论，它能对更为多样的观察现象给出更为自洽、完整和深刻的解释；（3）它对社会变迁和稳定给出了更为内生的解释；（4）它可以预测已经演化出来（但目前尚未被发现）的事物，而这种预测是非演化理论所不能及的（Dennett 1995；Buss 1995；Caporael and Brewer 1995；Hodgson and Knudsen 2010a；2010b）。更具体地说，演化理论相较于非演化理论而言具有压倒性的优势，因为演化理论是以人工变异—选择—遗传作为核心解释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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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特性赋予了社会演化范式在理解人类社会方面的巨大力量。正如新达尔文主义被誉为理解生物演化的“万能酸”一样，社会演化论范式也有资格被誉为，能跨越时空和层次而理解人类社会的“万能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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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如此一来，那些对如何把生物演化严格地运用到社会演化的担心就显得既无必要也毫无益处（如Papkin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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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由于在此只处理系统性的社会变迁，所以我只陈述从事这项任务的处理原则。关于理解国家行为的处理原则，参见Tang and Long 2012。关于理解人类心理和个体行为的处理原则，参见Tang n.d.-c。具体细节参见Tang，未发表书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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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卡内罗（Carneiro 2003，171~173）也阐述了类似的观点。不幸的是，他对于社会演化的理解是彻头彻尾的斯宾塞主义（Tang，未发表书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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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政治的社会演化：从公元前8000年到未来 五、什么不是社会演化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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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在生物演化论被强有力地确立之后，仍然存在无数关于生物演化的困惑的话，那存在更多干扰我们理解社会演化的困惑，也就不足为奇了。总而言之，社会演化不同于生物演化，也比后者复杂得多。事实上，即使是那些最伟大的社会科学家，都在社会演化的理解上犯过错误（如斯宾塞、凡勃伦、马克思、熊彼特、哈耶克）。要让社会演化范式成为社会科学的有效范式，我们就必须纠正这些错误。本节将沿用前两节的评判标准，明确论述哪些情形不能构成真正的演化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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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也是最重要的，社会演化范式不是把新达尔文主义生物演化论机械地照搬到社会演化之中。理由很简单，社会演化与生物演化有着根本性的不同。社会演化不是单纯的新达尔文主义，甚至也不能说在很大程度上它是达尔文主义，而是内嵌于超拉马克主义的达尔文主义。与之类似，社会演化在观念维度的基因和表现型，与生物演化的基因与表现型存在着根本性的不同。这样的话，在社会演化的观念维度上，我们需要重新理解基因和表现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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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与“社会生物学”（sociobiology）和“演化心理学”（evolutionary psychology）不同，社会演化范式不是生物演化决定论或还原论。[1]社会生物学和演化心理学都认为，自然选择是塑造人类行为的主要力量，甚至是唯一力量（如Wilson 1978；Alexander 1979；Tooby and Cosmides 1990；1992；Buss 1995）。而社会演化范式则认为，人类社会是社会演化而非单纯的生物演化的产物。换句话说，社会演化范式明确否定自然选择是塑造人类行为的主要力量的观点。如此，社会演化范式也就彻底拒绝了任何形式的生物演化决定论和还原论。不仅如此，由于社会演化的含义远远不止“不单靠基因”（如Richerson and Boyd 2005）或“基因—文化协同演化”（如Boyd and Richerson 1985；Durham 1991；Blute 2006；2010），所以仅仅承认“不单靠基因”或“基因—文化协同演化”，也不是充分的社会演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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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社会演化范式不是诸如“社会达尔文主义”或“最适者生存”等扭曲了的生物演化决定论。社会达尔文主义，或者用更合适的标签——社会斯宾塞主义，在生物演化层面的理解就有错误。斯宾塞相信，自然选择会导致“最适者生存”。但自然选择只导致“更适者”生存，而非“最适者”——由于所有的适应结果都是基于特定环境的，所以生物演化和社会演化根本不存在所谓的“最适者”。驳斥了“最适者生存”之后，社会达尔文主义/斯宾塞主义也就没有立足之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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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社会演化范式不是文化决定论。社会演化范式坚持认为，社会演化是由生物演化和观念演化共同驱动的。因为文化只是观念演化的一部分，那么文化——毫无疑问是塑造人类社会的关键力量——不可能决定整个人类社会。不仅如此，文化自身就是社会演化的产物，而不是像莱斯利·怀特（Leslie White）所说的那样，文化是自我独立和自我决定的（White 1949，xviii）。从最根本的意义上说，主要作为观念而存在的文化，它必然源于物质基础，并在其给定的约束下而展开。这样的话，文化自身不可能成为塑造人类社会的独立力量。想到了这一点，“文化决定论”也就没有立足之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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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社会演化范式不是幼稚的“适应论”或（社会科学更为熟知的）功能主义。功能解释只是演化方法的一部分，而非全部。最关键的是，我们不能假定所有的表现型即使不够完美，也一定是适应。表现型是不是生物或社会演化的适应，这是个实证问题，而非必定成立的铁律。此外，我们也不能像功能主义那样论断说，社会演化的所有“适应”都是个体或群体适应意识的立即产物。[2]生物演化已经彻底否定了“适应论”，而在社会演化中，功能主义/适应论更站不住脚了。事实上，功能主义还是演化思维的敌人（Hallpike 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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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社会演化范式不是命运的展开或历史必然性。最可耻的预言之一就是所谓的“历史必然性”或“命运的展开”（Berlin 2002）。与其基督教信仰相一致，斯宾塞基本把（生物和社会）演化等同于更高命运的展开，故而许多人也继续相信社会演化（甚至加上生物演化）是某种“历史必然性”或“命运的展开”（如Sahlins and Service 1960；Carneiro 2003）。与生物学的演化理论一样，社会演化范式也承认偶然和意外，并彻底否定了“历史必然性”或“命运的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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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大多数形式的决定论都需要一定程度的还原论。生物演化决定论涵盖了各种形式的基因决定论、生物决定论和（生态）环境决定论。“生物演化决定论”比“基因决定论”稍好些，但其实也同样不适合用来理解人类行为，更别说整个人类社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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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不幸的是，许多学者运用的演化方法都是功能主义/适应论。最明显的也许就是关于制度的研究。关于功能主义方法对社会制度研究的全面批评，参见Tang 2011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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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政治的社会演化：从公元前8000年到未来 六、对国际关系学中演化性理论的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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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以来，国际关系学就不乏用演化理论做装点的理论，包括臭名昭著的种族帝国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和地缘政治学。到了20世纪下半叶，在明确否定了上述这些邪恶的学说之后，国际关系的理论家逐渐找回了演化思维——新现实主义、新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等国际关系主流学派都有一些演化的要素（Kahler 1999；Sterling-Folker 2001；Patrick 2001）[1]。其实，肯尼斯·沃尔兹（Waltz 1986，331）就曾特别呼吁“把‘选择’概念置于（国际政治中的）重要位置”（也可参见Waltz 1979，74~77）。与之类似，在探讨（新）现实主义和（新）文化主义有没有合并的可能时，斯科特·塞根（Scott Sagan）就把选择视为两者可能存在的共同联系（Sagan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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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节，我将对几个带有点演化味道的重要国际政治理论的例子和流派进行简要批评。我的核心目的在于强调，根据上文对社会演化范式的清晰又系统的论述，我们很容易发现许多早期运用演化思维的国际关系学作品都仅仅是停留在比喻层面的肤浅和错误的演化理论（比如莫德尔斯基的长周期论）。而一些作品虽然有真正的演化色彩（如Spruyt 1994a；1994b），但大部分都达不到社会演化范式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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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政策变迁的理论杰弗里·勒格罗（Legro 2005）提出了基于演化设想的外交政策变迁理论，尽管他没有用这个标签。勒格罗强调，国家通常会在认识到旧的外交政策不再起效时，改变自身的政策。而在寻求新政策的过程中，（旧的和新的）观念就在竞争成为新的政策。在戴维·韦尔奇（David Welch）关于外交政策变迁的著作中也能找到类似的提法，而且他甚至浅显地参考了演化生物学的内容（Welch 200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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