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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系统变迁的理论国际政治系统似乎经历了深刻的变迁。演化方法因而有可能有效地对此做出解释。但就国际系统的演化而言，没有人给出真正的社会演化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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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系统层面，一些最有影响力的国际关系理论都是反演化的——沃尔兹（Waltz 1979，66）和米尔斯海默（Mearsheimer 2001，2）都明确认为，国际政治的根本性质在时间长河中始终保持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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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绝大多数的国际关系学者都承认，国际系统经历了根本性的转型。比如，约翰·鲁杰（Ruggie 1983）就指出，领土国家的出现构成了系统转型。与之类似，约翰·缪勒（Mueller 1989）也指出，国家学习到战争是得不偿失的——即使核革命没有发生，大战也已经过时了（也可参见Jervis 2002）。但这些作者都没有明确采用演化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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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历山大·温特（Wendt 1992；1999）对不同的无政府状态的探讨，称得上是国际政治在系统层面上真正具有演化风格的解释。温特强调无政府有多种不同的类型，也就暗示了系统有转型的可能（也可参见Ruggie 1983）。基于对认同形成/转变和结构改变做出的“文化演化”的解释方法，温特（Wendt 1999，第七章）也对这种转型选出了几种可能的驱动力。此外，温特还探讨了文化演化下的选择和社会化。不幸的是，（与之前的阿德勒一样，）虽然温特谈及了“弱唯物论”（rump materialism），他几乎单纯地依靠观念力量。[5]因此，温特重复宣称，“国家置身于其中的最重要的结构，是由观念而非物质力量构成的”（Wendt 1999，309；关于温特的“唯观念主义”的批评，参见Palan 2000；Copeland 2000b；191~192）。温特因而也就根本无法解释这些塑造了不同的无政府的观念（即霍布斯式、洛克式和康德式）是如何及为何率先产生及扩散的（更深入的批评，参见本书第二、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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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雷德·戴蒙德（Jared Diamond）的巨著《枪炮、病菌与钢铁》（Diamond 1997），对公元前11000年至今的人类历史，做出了气势恢宏的宏观叙述，故而也就涉及了国际系统的变迁。他采用了社会演化的方法，对物质力量（如地理、人口、病菌）和观念力量（农业和工业革命所体现的观念）都做了强调。遗憾的是，他既没有直接探讨国际政治的转型，也没有明确阐述自己的核心假设和处理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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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历史上的战争起源基于社会生物学，塞耶（Thayer 2004）和盖特（Gat 2006）提出了两个相似的，关于战争的历史起源与扩散的理论。他们都正确地指出，许多国际关系学论及战争起源的文献，其实是在探讨战争的直接原因（如Blainey 1988；Van Evera 1999；Copeland 2000b），而国际关系学者常常误解了战争的起源。他们也都正确地强调了，只有以演化视角才能充分理解战争的起源。遗憾的是，他们都彻底站在了社会生物学的阵营里，故而不可能对人类历史上的战争起源与扩散给出充分的解释（具体批评参见本书第二章）。不仅如此，他们也都没有陈述什么是社会演化，什么是社会演化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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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号称对世界政治做出了演化性解释的文集，参见Thompson 2001。不幸的是，这本书的许多章节都受到了莫德尔斯基和汤普森的伪演化的“长周期”方法，以及社会生物学/演化心理学方法的影响。斯特林－福克（Sterling-Folker 2002）很好地诠释了（人性的）生物决定论与社会化、个体与群体、物质与观念这几组概念。遗憾的是，她没能把这些论点系统地发展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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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新自由主义侧重于制度，而建构主义侧重于（作为非正式规则的）规范。所谓的规范是指“行为标准”，或“对特定身份的行为体，应该表现出的合适行为的集体期望”（Florini 1996，364；Katzenstein 1996，5）。将制度作为自变量（即制度本身生效）的理论，都不可能是真正的制度变迁理论——任何变迁的理论一定是事后的（Calvert 1995，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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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在一定程度上，阿德勒［Adler（1991）2005］的论文和温特（下文探讨的Wendt 1992）的论文，可以很好地形成互补——阿德勒侧重于观念变迁的过程，而温特侧重于新观念对国际系统本质的影响。但这也就意味着，两者的系统存在着相似的缺陷。具体细节参见本书第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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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亨特利（Huntley 1996）详细阐述了他把民主化和平视为国际系统演化的产物的初始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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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正如帕兰（Palan 2000，589~590）所指出的那样，温特（Wendt 1999）为了支持自己的极端唯观念主义的地位，而暗中偷换了观点。他一开始承认“客观现实在本体论上优先于制度现实”（Wendt 1999，110），之后又说“观念建构了看似属于物质范畴的原因”（Wendt 1999，94，原书着重强调），最后走到了“国际政治最根本的因素是国际系统中的‘观念分配’”（Wendt 1999，96，也可参见137~138，309）的极端唯观念主义。因此，温特混淆了优先性和比重这两个概念。具体细节参见Tang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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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政治的社会演化：从公元前8000年到未来 结束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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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章中，我概述了一个关于社会演化和社会演化范式的自洽且系统的讨论，当然在以后的作品中会详细展开（Tang，未发表书稿）。由于社会演化范式有机整合了社会科学的其他十个范式，因此它是我们理解人类历史，以及社会演化下的人类社会的必要武器。同时，许多有助于理解人类社会的微观和中观机制，也能被社会演化范式整合与吸收。因此，社会演化范式是社会科学的终极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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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将在接下来的章节中，运用社会演化范式来理解国际政治系统的演化，并提供一个关于国际关系主流学派的宏观社会学。我将会展示，社会演化范式真正内生地解释了国际系统在时空下所发生的转型——而我在上文中已经指出，只有真正的演化理论才能对变迁做出内生的解释（Boland 1979，968；Knudsen 2001，125）。不仅如此，驱动国际政治系统转型的核心机制是无法替代的。[1]最后我要指出，社会演化范式是当之无愧的“万能酸”，因为它能够整合诸如生存竞争、理性（战略）行为、选择、学习、（通过观念的传播而）社会化、技术、系统方法和制度等次要机制，以帮助我们理解国际政治。[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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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故而在此，我向我的理论的批评者们发起挑战：他们不可能不借助本书的根本机制来解释国际政治的系统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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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比如在本书的框架中，军事技术的演化就是国家间竞争的自然结果——对杀戮和防御的需求，驱动了军事技术的演化（参见本书第二章；也可参见Diamond 1997；Thayer 2004，第四章）。与之类似，本书的框架也巧妙地解释了领土主权的由来（参见本书第三章；也可参见Spruyt 1994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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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政治的社会演化：从公元前8000年到未来 第二章 失乐园，得范式：进攻性现实主义世界的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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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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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章，我将对进攻性现实主义世界（即霍布斯的世界/米尔斯海默的世界）的诞生给出一个社会演化论的解释，并随之提出一个关于进攻性现实主义的社会演化的知识社会学，从而解释为何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它能成为国际政治的支配学说。我将展示，一旦运用之前章节所详细论述的社会演化范式，就可以解决国际政治的一个终极谜题：许多人认为理所当然的进攻性现实主义世界，当初究竟是如何诞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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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约公元前8000年之前的人类世界几乎是个“天堂”，因为那时的人类并没有（不得不）相互交战，而其最重要的原因是人口总数很少，且自然资源（特别是食物和土地）极为丰富，唾手可得。但随着人口的增长和自然资源的减少，相对于陆地的核心生态承载力所能负担的相对人口压力就逐渐上升了。[1]最终，人类不得不争夺日益稀少的资源，冲突也就接踵而来。当一个子系统内爆发了第一场以群体为基础的暴力冲突（即战争）后，它会引发将该（子）系统转型为进攻性现实主义世界的过程。[2]这种系统转型背后的核心动力有二：其一是真实与想象的生存恐惧感的传播与保留；其二是子系统内所有存活下来的单元所创造、传播和保留的战争文化。由于这种核心动力会自我强化，所以进攻性现实主义世界最终持续了约一万年，而其观念上的残余至今仍对国家寻求安全的行为具有强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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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进一步的讨论之前，我需要做几个重要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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