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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正如凡·德·登嫩（van der Dennen 1995，69~94）和凯利（Kelly 2000，1~11）所强调的那样，有必要将战争与死刑及其他形式的暴力（即身体侵犯）区分开来，特别是群体内部暴力（即打架、死刑、决斗、结仇等）。最重要的是，暴力可以发生在人与人之间（不论是属于同一群体或来自两个不同群体），也可以发生在群体之间，而战争则是严格意义上的群体之间的现象。死刑是群体对群体内的某些个体的制裁或者暴力（Kelly 2000，7~10）。结仇发生在同一群体内或来自两个不同群体的两个个体（或者家庭）之间。结仇并不牵涉群体批准，也不会有其他群体成员参与其中。因此，战争是两个群体之间旨在造成致命伤害（而非广义上的暴力），涉及群体批准和群体参与的组织化暴力行为［Mead（1940）1964；van der Dennen 1995，92~94；Kelly 2000，1~11；Otterbein 2004，9~10］。如此一来，个体间的暴力与战争并没有内在联系（Kelly 2000，第二章；参见Fabbro 1978）。因此，许多社会生物学家把个体间的暴力推广到群体间的战争的做法，是站不住脚的（参见本章第二节）。最后，与许多学者（如Keegan 1993，386~387；Dawson 1996a，13~14）的观点相反，即使是“原始”战争也绝非仅仅是游戏或仪式——虽然战争几乎肯定包含许多仪式性和宗教性的成分。换句话说，不存在所谓的“仪式性战争”（Keeley 1996；Otterbein 1989，33；2004，34~38；也可参见本书附录一）。[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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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认为起初战争并不存在，只是后来才出现的观点并不新颖——许多甚至绝大多数的人类学家和考古学家都已将其当作真理接受，尽管仍有一些顽固的社会生物学家反对这个观点。但对于战争在国际体系转型中所扮演的角色，也就是本章的核心问题，人类学家和考古学家却没有什么兴趣。由于我最感兴趣的是国际体系的转型，所以我主要依靠近来的考古学和考古人类学的调查成果来支持我的观点，但不会涉及具体的细节。[4]因此，本章不是一个战争的比较研究。有兴趣进一步了解考古学和人类学的跨文化战争研究的读者可以参考梅尔文·恩伯和卡罗尔·恩伯（M. Ember and C. R. Ember 1994）、雷纳和唐斯（Reyna and Downs 1994）、基利（Keeley 1996）、马丁和弗耶（Martin and Frayer 1998）、乔菲–列维拉（Cioffi-Revilla 2000）、凯利（Kelly 2000）、布拉德福（Bradford 2001）、奥特本（Otterbein 1989；2004）、弗格森（Ferguson 1998；2006）、吉兰和扎米特（Guilaine and Zammit 2005）、阿库什和艾伦（Arkush and Allen 2006），以及汉布林（Hamblin 2006）的作品。与之类似，由于我主要对子系统内第一场组织化战争的爆发及其后果感兴趣，我也不会太关注战争在历史上的不同阶段的划分，诸如根据组织化程度、武器技术和惨烈程度而对战争进行层次的划分。[5]因此，本章既不是战争（简）史，也不是军事技术（简）史。对战争或军事技术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考费利尔（Ferrill 1985）、奥康奈尔（O’Connell 1989）、基根（Keegan 1993）以及汉布林（Hamblin 2006）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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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我把由生物演化所决定的那部分人性，作为探讨包括战争起源问题在内的任何社会事实的出发点。理由很简单，这部分人性支撑了包括战争在内的社会性。因此，我拒绝了把人性视为“白板”的观点（Pinker 2002；Tang 2011b）。但由于这一部分人性普遍存在，所以我不会详细论述。我仅仅承认它是下文提出的理论中必不可少的成分，尽管仅凭此也不足以引发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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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对于战争在政治单元的内在发展（如正式制度、攫取机关、教育机关）所产生的广泛影响，我不会面面俱到地论述。战争以及发动战争对人类社会的内在演化具有广泛又深远的影响。尽管存在诸多分歧，但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已经基本取得共识。用查尔斯·蒂利（Tilly 1985）的名言来说就是，“战争（先）创造国家，国家发动（更多的）战争”（也可参见Spencer 1873，194；Ferrill 1985，34；Carneiro 1970；1994；Spruyt 1994a；1994b；Diamond 1997；Johnson and Earle 2000；Spencer 2003；Spencer and Redmond 2001；2004；Redmond and Spencer 2006；2012）。[6]因此，在简单承认社会的其他内部维度已被战争所深刻地塑造，且它们对发动战争的文化的传播也是必不可少的同时，我将更侧重于发动战争的文化在政体内和政体间的传播问题。我要强调的是，战争记忆与发动战争的文化在政体内与政体间的传播是将古代伊甸园般的天堂转型为进攻性现实主义世界的直接原因。同样，我主要依靠古代文本和二手资料（如《商君书》；Kautilya c.317—293 BC；《韩非子》；Kelly 2000；Lebow 2008）来证明我的观点，但不会涉及具体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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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虽然从总体来看，人类在历史的很长一段时间里绝对是极端血腥的，但我并不否认历史上可能会存在和平相处的群体。但我要强调的是，这样的群体应该是例外——在历史的进程中，和平的团体基本被消灭了，或者转变为交战的状态。在此必须要指出的是，群体内的和平并不意味着群体间的和平。事实上，正如之前的斯宾塞（Spencer 1873，第八章；1892—1893，第一卷，118）、萨姆纳［Sumner（1906）1959］、齐美尔（Simmel 1964）和科塞（Coser 1956）所深刻认识到的那样，群体内的和平恰恰是群体间的冲突的必然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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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我采用了进攻性现实主义国家/防御性现实主义国家这组比较严谨的二分法，来代指国际体系中两种基本类型的国家。我抛弃了诸如维持现状的国家/修正现状的国家、寻求权力的国家/寻求安全的国家、满意的国家/不满的国家等国际关系文献中普遍使用却又不够严谨而具有误导性的二分法（Tang 2010b，第二章）。简单地说，进攻性现实主义国家认为，所有国家都天生具有侵略性，而侵略仅受限于自身能力。因此，获取安全的唯一可行的方法便是在机会到来之时，通过预防性战争来实现扩张和征服。相比之下，防御性现实主义国家（和其他非进攻性现实主义国家）则拒绝了所有国家都天生具有侵略性的假设。这样的话，对于两个志同道合的防御性现实主义国家而言，安全合作是可行的（Tang 2008a；2010b，第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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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的剩余内容如此展开：第一节批判了对进攻性现实主义世界诞生的现有解释；第二节对伊甸园般的天堂转型为进攻性现实主义世界的事实，给出了社会演化的解释；第三节提供了该新理论的一般性证据；第四节提供了更具体的证据，从中可以看出古代各个国际子系统几乎都遵循着相同的发展道路；第五节强调了战争对政体内在发展的核心影响维度，即把进攻性现实主义付诸实现并奉为文化是政体生存的关键之道，故而整个系统也维持了进攻性现实主义体系的本性；第六节提供了在不同子系统中，进攻性现实主义得以出现并成为国际政治的支配学说（或理论）的证据；最后是简短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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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我必须强调，造成结果差异的是相对于陆地的核心生态承载力所能负担的“相对人口压力”，而非绝对人口密度本身（Keeley 1988；1996，118~120；Ferguson 1989）。因此，早期把绝对人口密度和战争联系起来的做法，最后得不出确定的结论也就不足为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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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国际系统是指包含了系统内的所有个体与集体（如部落、国家），系统的结构（如果存在的话）和物理环境在内的体系。在相当长的人类历史上，地理将地球分割成了区域国际系统或子系统。这些子系统大致等于布赞（Buzan 1986）所说的“地区安全复合体”（regional security complexes）。但是地区安全复合体这个标签太过严苛，它将自身局限于安全事务。地理上不接壤的政治实体（如罗马帝国和汉帝国）也可以形成一个系统，只要它们存在某种联系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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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这显然意味着战争有强大的文化成分（参见本章第五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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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我更偏好近来的调查成果，因为它们比早期的调查更可靠——越是近期的调查越能整合诸多遗址的考古发现，使用的数据也越可靠；而早期的文献往往基于零星的证据和推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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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我在下文中将清晰论述，在第一场战争爆发后，战争在组织化和技术上不断趋于精致，战事不断趋于惨烈，都是它的“自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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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从这个意义上说，与弗格森（Ferguson 1994）的观点相反，战争是人类社会演化的首要驱动力之一。正如凡·德·登嫩（van der Dennen 1995，59）所指出的那样，认为征服性战争创造了国家的观点，可以追溯到伊本–赫勒敦（Ibn-Khaldun）的《历史绪论》（Muqaddimah，最早发表于137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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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政治的社会演化：从公元前8000年到未来 一、对现有的战争起源理论的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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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以来，战争就一直处于社会探究的核心，因为早在文字被发明前，人类就具备了大量关于战争的直接和间接知识。[1]但是，因为许多（即使不是绝大多数）历史学家、政治理论家和国际关系理论家都把危险而野蛮的霍布斯的世界视为人类生活的“自然状态”，他们用了大部分精力来探究特定战争爆发的直接或深层次原因［如Thucydides 1954；Wright（1942）1983；Blainey 1988；van Evera 1999；Copeland 2000a；Mearsheimer 2001；Lebow 2008；2010；相关综述参见Levy 1998；Levy and Thompson 2010］。[2]他们中很少有人尝试去理解，这个残酷、危险而野蛮的进攻性现实主义世界当初究竟是如何诞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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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之下，虽然一些人类学家和考古学家将战争视为病态，因而拒绝将它视为社会事实而进行研究（参见Carneiro 1994，3~6所引用的文献；Keeley 1996，1~3），但是自20世纪70年代后，大部分人类学家和考古学家认识到：战争是人类历史的核心驱动力，因此必须对其进行科学的研究。因而，整个考古学和人类学明确否定了“自然状态”就是战争状态的想法——战争是有起源的。事实上，战争的起源一直是考古学和人类学中仅次于国家的起源的经久不衰的问题［Service（1962）1971；1975；Wright 1977；1984；Ember and Ember 1992；Carneiro 1970；1994；Ferguson 1990；1994；1998；2006；Otterbein 2004；Keeley 1996；Flannery 1999；Flannery and Marcus 2003；Kelly 2000；2005；Spencer 2003；Spencer and Redmond 2001；2004；Redmond and Spencer 2006；2012］。[3]遗憾的是，对于战争对国际体系的影响这个问题，人类学家和考古学家均没有太大兴趣。这是个重大的疏忽——我将在下文清晰论述，战争是国际体系转型（包括从天堂般的系统转变为进攻性现实主义世界）背后的核心驱动力之一，而这种转型也是人类历史发展的核心驱动力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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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节对早期的战争起源理论进行了简要批判，从而为建构更充分的战争起源与传播，以及进攻性现实主义世界的诞生的理论铺平道路。[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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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早期的臆断：霍布斯（Hobbes）与卢梭（Rousse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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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人认为，霍布斯的《利维坦》堪称首个关于战争起源及原因的（原始）理论，且为后来国际关系学的政治现实主义打下了部分基础（如Dawson 1996a，3~14；Keeley 1996，5~8；Kelly 2000，121；Gat 2006，第二章）。然而，霍布斯其实是在探讨群体（或群落）内部的冲突，而不是作为组织化的致命冲突的群体间战争。除了修昔底德（Thucydides）对人性中“三大因素”的探讨之外，[5]霍布斯还指出，无政府（即缺乏主权者）是引发群落内部冲突的重要原因。霍布斯假定，群落内的“自然状态”缺乏主权者，而“自然状态”下的人生是“孤独、贫穷、危险、野蛮及短暂”的，因为人性如此。于是，霍布斯以群落内的个体能和平相处来支持利维坦存在的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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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么理解的话，霍布斯其实是提出了一个群落内的社会秩序理论，而非战争的起源甚至原因的理论（Bull 1977，24~27，46~51；Beitz 1979，27~34；Heller 1980；Hanson 1984；Boucher 1990；Williams 1996）。事实上，除了指出群体间的关系（国王，最高权威者）可能接近于“自然状态”，而无政府的“自然状态”在个体间可能就没存在过之外［Hobbes（1651）1985，第十三章，187~188］，霍布斯对战争的起源和原因以及群体间实现和平的条件基本上都是语焉不详。[6]他唯一可能接近战争起源问题的探讨是，他将群落内的人口压力与冲突联系在一起的猜想——“当全世界都人口过剩时，最后的办法便是战争；战争带给每个人的结果，不是胜利就是死亡。”［Hobbes（1651）1985，第三十章，387，本书着重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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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梭［Rousseau（1762）1993］否定了霍布斯关于群落内的和平（与秩序）理论。对他而言，“自然状态”（即缺乏主权者的群落）就是和平的，因为人性就是和平的（故而是“和平的野蛮人”）。只有个体被邪恶污染之后才会相互残杀，而这种邪恶就是（私人）财产的意识必定带来的保护和冲突［Rousseau（1762）1993，81，84］。但与霍布斯一样，卢梭对群落间战争的原因也语焉不详，他对战争的起源则更是只字未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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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而言之，霍布斯与卢梭对战争的起源都探讨甚少，尽管前者的观点被社会理论家广为接受，这很可能是因为它迎合了欧洲中心主义——只有欧洲人是文明进取的（爱好和平的），其他群体都是野蛮好战的［如Ferguson（1765）1995，74~105］。事实上，即使是群体内发生冲突的原因，霍布斯与卢梭也只是部分正确（即物质争夺而引发的冲突），[7]而非完全正确——他们的观点基本只是臆断。只有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才出现了有实证支持的真正科学的战争起源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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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现代理论I：从人性到社会生物学再到演化心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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