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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我更偏好近来的调查成果，因为它们比早期的调查更可靠——越是近期的调查越能整合诸多遗址的考古发现，使用的数据也越可靠；而早期的文献往往基于零星的证据和推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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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我在下文中将清晰论述，在第一场战争爆发后，战争在组织化和技术上不断趋于精致，战事不断趋于惨烈，都是它的“自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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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从这个意义上说，与弗格森（Ferguson 1994）的观点相反，战争是人类社会演化的首要驱动力之一。正如凡·德·登嫩（van der Dennen 1995，59）所指出的那样，认为征服性战争创造了国家的观点，可以追溯到伊本–赫勒敦（Ibn-Khaldun）的《历史绪论》（Muqaddimah，最早发表于137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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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政治的社会演化：从公元前8000年到未来 一、对现有的战争起源理论的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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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以来，战争就一直处于社会探究的核心，因为早在文字被发明前，人类就具备了大量关于战争的直接和间接知识。[1]但是，因为许多（即使不是绝大多数）历史学家、政治理论家和国际关系理论家都把危险而野蛮的霍布斯的世界视为人类生活的“自然状态”，他们用了大部分精力来探究特定战争爆发的直接或深层次原因［如Thucydides 1954；Wright（1942）1983；Blainey 1988；van Evera 1999；Copeland 2000a；Mearsheimer 2001；Lebow 2008；2010；相关综述参见Levy 1998；Levy and Thompson 2010］。[2]他们中很少有人尝试去理解，这个残酷、危险而野蛮的进攻性现实主义世界当初究竟是如何诞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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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之下，虽然一些人类学家和考古学家将战争视为病态，因而拒绝将它视为社会事实而进行研究（参见Carneiro 1994，3~6所引用的文献；Keeley 1996，1~3），但是自20世纪70年代后，大部分人类学家和考古学家认识到：战争是人类历史的核心驱动力，因此必须对其进行科学的研究。因而，整个考古学和人类学明确否定了“自然状态”就是战争状态的想法——战争是有起源的。事实上，战争的起源一直是考古学和人类学中仅次于国家的起源的经久不衰的问题［Service（1962）1971；1975；Wright 1977；1984；Ember and Ember 1992；Carneiro 1970；1994；Ferguson 1990；1994；1998；2006；Otterbein 2004；Keeley 1996；Flannery 1999；Flannery and Marcus 2003；Kelly 2000；2005；Spencer 2003；Spencer and Redmond 2001；2004；Redmond and Spencer 2006；2012］。[3]遗憾的是，对于战争对国际体系的影响这个问题，人类学家和考古学家均没有太大兴趣。这是个重大的疏忽——我将在下文清晰论述，战争是国际体系转型（包括从天堂般的系统转变为进攻性现实主义世界）背后的核心驱动力之一，而这种转型也是人类历史发展的核心驱动力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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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节对早期的战争起源理论进行了简要批判，从而为建构更充分的战争起源与传播，以及进攻性现实主义世界的诞生的理论铺平道路。[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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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早期的臆断：霍布斯（Hobbes）与卢梭（Rousse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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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人认为，霍布斯的《利维坦》堪称首个关于战争起源及原因的（原始）理论，且为后来国际关系学的政治现实主义打下了部分基础（如Dawson 1996a，3~14；Keeley 1996，5~8；Kelly 2000，121；Gat 2006，第二章）。然而，霍布斯其实是在探讨群体（或群落）内部的冲突，而不是作为组织化的致命冲突的群体间战争。除了修昔底德（Thucydides）对人性中“三大因素”的探讨之外，[5]霍布斯还指出，无政府（即缺乏主权者）是引发群落内部冲突的重要原因。霍布斯假定，群落内的“自然状态”缺乏主权者，而“自然状态”下的人生是“孤独、贫穷、危险、野蛮及短暂”的，因为人性如此。于是，霍布斯以群落内的个体能和平相处来支持利维坦存在的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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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么理解的话，霍布斯其实是提出了一个群落内的社会秩序理论，而非战争的起源甚至原因的理论（Bull 1977，24~27，46~51；Beitz 1979，27~34；Heller 1980；Hanson 1984；Boucher 1990；Williams 1996）。事实上，除了指出群体间的关系（国王，最高权威者）可能接近于“自然状态”，而无政府的“自然状态”在个体间可能就没存在过之外［Hobbes（1651）1985，第十三章，187~188］，霍布斯对战争的起源和原因以及群体间实现和平的条件基本上都是语焉不详。[6]他唯一可能接近战争起源问题的探讨是，他将群落内的人口压力与冲突联系在一起的猜想——“当全世界都人口过剩时，最后的办法便是战争；战争带给每个人的结果，不是胜利就是死亡。”［Hobbes（1651）1985，第三十章，387，本书着重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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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梭［Rousseau（1762）1993］否定了霍布斯关于群落内的和平（与秩序）理论。对他而言，“自然状态”（即缺乏主权者的群落）就是和平的，因为人性就是和平的（故而是“和平的野蛮人”）。只有个体被邪恶污染之后才会相互残杀，而这种邪恶就是（私人）财产的意识必定带来的保护和冲突［Rousseau（1762）1993，81，84］。但与霍布斯一样，卢梭对群落间战争的原因也语焉不详，他对战争的起源则更是只字未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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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而言之，霍布斯与卢梭对战争的起源都探讨甚少，尽管前者的观点被社会理论家广为接受，这很可能是因为它迎合了欧洲中心主义——只有欧洲人是文明进取的（爱好和平的），其他群体都是野蛮好战的［如Ferguson（1765）1995，74~105］。事实上，即使是群体内发生冲突的原因，霍布斯与卢梭也只是部分正确（即物质争夺而引发的冲突），[7]而非完全正确——他们的观点基本只是臆断。只有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才出现了有实证支持的真正科学的战争起源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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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现代理论I：从人性到社会生物学再到演化心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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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布斯认为战争植根于人性的观点被现代的社会生物学坚定地接受了，而社会生物学衍生出的更精致的分支演化心理学，对霍布斯的论断的接受程度则低得多。[8]自劳伦兹［Lorenz（1966）2002］之后，几位著名社会生物学家，最突出的如威尔逊［Wilson（1975）2000］和亚历山大（Alexander 1979），都提出了生物演化导致战争必然弥漫于人类群体之间的观点——攻击行为扎根于人类的基因（即“人性”的一部分）之中。[9]社会学家凡·丹·伯格（van den Berghe 1974）也发展了一个基于社会生物学的攻击理论，并将它推广到了人类战争领域。他强调，人性中包含了领地性和等级制，而资源竞争则是战争的导火索。凡·德·登嫩（van der Dennen 1995）则主张，战争扎根于“兼性（facultative）的雄性联盟繁殖战略”。兰厄姆和彼得森（Wrangham and Petersen 1996）以及兰厄姆（Wrangham 1999）都就战争为何不可避免地给出了看似有力的证据——人类的近亲黑猩猩已经发展出了领地意识，也具备利用集体暴力来捍卫领地的意志和技能，即所谓的“联手谋杀”。因此，“战争是扎根于基因倾向的适应结果”（Wrangham 1999，19；本书着重强调）。将社会生物学与演化心理学相结合，盖特（Gat 2000a；2000b；2006；2009）认为，仅凭“完整的人类动机复合体”便可解释包括战争在内的所有形式的攻击。[10]最近，演化心理学的支持者史密斯（Smith 2007）将战争与演化心理学联系了起来（相关的批判性综述，参见Ferguson 2008）。在国际关系理论家中，塞耶（Thayer 2004）完全借鉴了社会生物学而提出了战争起源理论，并认为国家要寻求安全就必须把进攻性现实主义当作指导性理论（也可参见Shaw and Wong 1987；相关批评参见Kitcher 1985；Goldstein 1987；Bell et al.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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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弗格森（Ferguson 2010）所指出，以社会生物学为基础的战争起源理论，其标准模式大致是这样的：首先，这些理论提供一些群居动物（包括人类的近亲黑猩猩）的暴力（或侵略）活动的证据，然后就试图说服我们相信人类生来就具备侵略性，因为人类在生物层面就是如此。当然，一旦我们相信生物原因导致人类天生具备侵略性的观点，那战争就很容易解释了——当资源竞争趋于激烈时，人类内在的侵略性会不可避免地导致战争的发生。换句话说，人类爆发战争的根源是其生物性或基因（即“人性”）——不同人群之所以会相互交战，是因为战争增强了个体和/或群体的（延括）适应值，特别是繁殖的成功，而资源只是用来支撑繁殖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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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用社会生物学的思路来解释战争的起源其实是错误的。我在其他作品中对社会生物学和演化心理学已经做了更深刻的批评，所以在此我仅仅概述批评的核心内容。简单地说，战争起源的社会生物学和演化心理学解释，存在三个相互关联的根本缺陷。首先，它们往往没有区分同一群体内不同个体间的暴力（或侵略，比如结仇甚至杀人）与战争这种群体间的组织化暴力（如van den Berghe 1974；Thayer 2004；Gat 2006；Smith 2007）。[11]个体间的暴力与战争不是一回事。因此，许多所谓的战争起源的社会生物学理论，其实只是关于个体间暴力的理论。甚至黑猩猩之间的联手谋杀也不能被视为战争，因为它最多只是一群黑猩猩针对其他群体的另一只黑猩猩的孤立个体（通常离自己的栖息地比较远的个体）进行伏击而已。而这和人类（“原始”）战争的最低形式——在夜间/黎明进行偷袭都无法相提并论。[12]夜间/黎明的偷袭是指趁着另一群体在呼呼大睡而最脆弱的时候，部署一批战士攻击他们的大本营（Gat 1999）。论需要的胆量和战术的狡诈，联合谋杀根本达不到偷袭所要求的水平（Wrangham 1999；Wilson and Wrangham 200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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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所有的社会生物学理论都严重依赖“延括适应值”或其他个人收益的计算，来解释个体为群体作战的意愿（故而生物层面不仅使战争成为可能，而且几乎难以避免）。塞耶（Thayer 2004，第三章）就反复重申，人类之所以会作战，是因为战争能提高智力、武力（可以视为生理适应性）和延括适应值。但这种理解忽视了一个重要事实——只有从战斗中活下来（通常是所在的群体取得了胜利），才能实现这些能力的提高。[14]但对于参战者而言，战争具有潜在的致命性，所以即使他所在的群体取得了胜利，对于个体的延括适应值而言，也是适得其反的——在战斗中丧命就意味着个体失去了繁殖的机会（Ferguson 2008；Collins 2012）。[15]相比之下，反倒是群体间的合作在减少潜在损失的同时，几乎绝对能促进个体的繁殖成功（即适应值）（Kelly 2005，15297）。因此，毫不奇怪，民族学和社会学的证据强烈暗示了人类并不喜欢战争——其实人类常常是厌恶战争的（Keeley 1996，143~147；Collins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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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也是最根本的一点，战争起源的社会生物学解释全都属于生物层面，或者最多是物质层面（即资源竞争），而没有任何社会层面的内容（故而也没有文化层面）。其实，社会生物学本身是极端的非社会理论和个人主义理论。因此，塞耶（Thayer 2004，第五章）暗示了民族主义、（支撑或纳入了群体认同的）族群中心主义和排外心理都只是生物演化的产物（也可参见Shaw and Wong 1987）。但这种立场是站不住脚的。从萨姆纳［Sumner（1906）1959］以及莱文和坎贝尔（LeVine and Campbell 1972）开始，我们就理解了族群中心主义是社会演化的产物，而非只源于生物演化。[16]群体需要群体认同来维系，这种认同不是单独的生物演化的产物，而是社会演化的产物。而毫无疑问，要想动员（族群）群体进行战争，仅仅说战争可能会增加延括适应值肯定是不够的［Darwin（1871）1874，140；Horowitz 1985；Kelly 2000，4；参见Shaw and Wong 1987；Thayer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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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群居动物与人类之间存在着巨大的鸿沟。但社会生物学家却自信满满地将前者的习性照搬到人类身上，而浑然不顾两者之间的巨大差异，并对那些不利的证据视而不见。比如，社会生物学家试图说服我们相信，由于黑猩猩是由雄性统治的，所以人类也是由男性统治的——人类无法摆脱生物的宿命（如Wrangham 1999）。然而，虽然雄性统治是黑猩猩群体的常态，但在狩猎采集的平等社会中，人类却刻意地集体抵抗男性统治（Boehm 1999；也可参见Knauft 1991，398~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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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不仅仅是生物演化的产物，而是伴随着人类物种生物演化的社会演化的产物。因此，任何（社会）生物学的研究和理论都不能充分理解战争这个人类特有的现象，尽管生物学的研究对战争起源有重要（但有限）的启发。人类的生物性使战争得以可能，却并非不可避免（UNESCO 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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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理解战争的起源就需要用社会演化的方法，而非纯粹的生物演化方法。在此，社会生物学家的工作没有任何帮助——他们要么否认社会（对人类学家而言则是文化）因素的作用，要么对生物因素和社会因素的整合毫无头绪（Wrangham 1999，2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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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小节的最后我要强调，与一些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相反，我们不该畏惧人类的生物基础本身——理解包括战争起源在内的所有社会事实，就必须要用到一些生物基础。就这一点而言，社会生物学（或广义上的生物学方法）确实为理解战争的起源提供了部分基础——它强调现代人在生物层面具备发动战争的能力。与基利（Keeley 1996，157~159）的理论相反，因为由生物演化所决定的那部分人性在本体论上优先于人性的其他部分（Tang 2011b；2013）[17]，所以生物层面的东西绝非毫无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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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现代理论II：考古人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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