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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人类学和考古学的两位奠基人——马林诺夫斯基（Malinowski 1941）和柴尔德（Childe 1941），都各自独立地研究过战争的起源及其影响。这恐怕不是单纯的巧合。他们得出的结论也一致——战争是文化现象（更确切地说是社会现象）而非生物现象。不幸的是，在20世纪50年代之前，一些人类学家一直在鼓吹“和平的野蛮人”（如卢梭）的神话。[18]用基利（Keeley 1996）的话说，某些人类学家是在给人类的过去“粉饰太平”（也可参见Carneiro 1994；Kelly 2000；Ferguson 2006，470~476）。对于原始人类基本和平相处的神话，特尼－海［Turney-High（1949）1971］给予了公开抨击。查冈［Chagnon（1968）1997］、罗斯（Ross 1985）、奥特本（Otterbein 1989；2004）、基利（Keeley 1996）、弗格森（Ferguson 1998；2000）和凯利（Kelly 2000）等人也紧随其后。他们的作品都坚决否定了原始人群和平相处的观点（相关的总结和批评，参见Keeley 1996，8~24；Kelly 2000；Otterbein 2004，2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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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进行下一步的讨论之前，在此我要做一个较长的说明。人类学可以被粗略地分为两个分支——物质（physical）人类学和文化人类学。而在文化人类学的某些角落，至今仍然笼罩在强烈的文化相对主义（或反科学实在主义）的阴影下（相关抱怨参见Keeley 1996，x；Flannery 1999，4）。我接下来的讨论基本不会参考人类学的这一分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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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质人类学可以进一步划分出考古人类学和民族人类学。虽然这两个子领域都对战争的起源问题有着浓厚的兴趣，甚至都比较偏好演化理论（如Flannery 1999；Kelly 2000；2005；Carneiro 2003），但它们是不同的。考古人类学本质上是考古学的分支——它更关注古代国家的起源问题，故而必然要研究战争的起源。[19]而我接下来的讨论也主要依赖这部分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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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的民族人类学［如Chagnon（1968）1997；Otterbein 1989；Keeley 1996；Kelly 2000；2005］比较关注原始部落（即西方人到来前的新大陆或其他子系统）。虽然研究战争是否在现在的原始部落间横行，对古代系统的战争和国家的起源问题有所启发，但它只能就历史上的战争起源问题提供一些间接且含糊的证据。这是因为，不论原始部落多么与世隔绝，也不能和古代子系统内的群体相提并论。最重要的是，对这些原始部落的民族调查，通常是在他们与西方殖民者接触之后才完成的。更糟糕的是，甚至在西方殖民者到来之前，这些原始部落就可能与其他我们未必知晓的外来群体接触过了。[20]正如弗格森（Ferguson 2006，476~479）所深刻指出的那样，一旦与外来群体接触，就势必会改变原住民群体及其所在的子系统原有的发展轨迹［也可参见Ferguson 1994；1995；2008；Abler 1991；Knauft 1990a；Rodseth 1991；参见Chagnon（1968）1997］。[21]如此，对原始部落的民族调查所得到的证据，并不能为系统内的战争起源问题提供坚实的帮助，所以我的研究基本不参考这一类文献，尽管偶尔会有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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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也要特别强调，民族人类学的文献给本书的理论提供了大量的证据（相关总结参见本书附录一）。首先，不是所有的原始人类都是好战的（即战争不是一直伴随着人类）——战争是有起源的。其次，从战争的死亡率和动员人口的百分比之高可以看出，原始战争比现代战争更残忍，也更接近全面战争（Keeley 1996，33~36，88~94）。再次，与现代战争一样，原始战争也存在一系列相似的动机，即恐惧、利益（如土地、兽群及其他食物来源）和荣誉（Keeley 1996，第六、七章；Kelly 2000，第四章）。最后，在著名的塞尔维亚声明中，人类学家得出了这个正确的结论：“认为人类从动物祖先身上继承了战争本性的说法，在科学上是错误的……战争随着时间推移而发生了根本变化的事实，说明它其实是文化的产物。人类的生物性使战争得以可能，却并非不可避免……”（UNESCO 1986，原书着重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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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人类学内的主要分歧在于，究竟是国家发动了战争还是战争创造了国家。认为战争很早就与人类为伴的学者，含蓄地承认了是战争先创造国家，而后国家发动战争（如Keeley 1996；LeBlanc and Register 2003；Guilaine and Zammit 2005）。否认这一点的学者则分裂为两个阵营——其中一派认为战争创造国家（如Carneiro 1970；Ferguson 1998），另一派认为（原始）国家发动战争（如Otterbein 2004），尽管两派有时相互重叠。[22]幸运的是，关于战争和国家问题，考古人类学界似乎逐渐产生了一个共识，那就是战争起初是不存在的——非等级制的群体不会发动组织化战争（即除了袭击和伏击战术之外，两支组织化的军队在战场上相遇），最多只会发动袭击和伏击。袭击和伏击之外的，组织化程度更高的战争，则始于等级制的群体（即酋邦）和更大的政治实体（如Keeley 1996，第四章；Kelly 2000；2005；Spencer and Redmond 2001；Carneiro 2003）。而我将在下文详细发展这个战争首先创造国家，国家然后发动战争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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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考古人类学为我下文建构的理论提供了大量证据，但从本书关注的问题来看，这些文献存在三个核心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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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一些考古人类学家很抵触以人性为基础的战争解释，有时他们甚至否认战争的起源有某种生物基础（Wrangham 1999，21）。这种立场是站不住脚的。对于任何战争起源理论而言，与文化因素一样，生物因素也是不可或缺的——没有了人类物种的生物基础，就不会有文化（Tang 2011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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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正如上文所述，坚持认为政治、社会和军事组织率先发动战争的学者，搞错了因果方向（如Reyna 1994；Otterbein 2004）。其实真正的因果关系正好相反——起初是战争驱动着军事组织，以及政治和社会组织的演化。当然，规模更大、等级更森严的政治实体会更频繁有效地发动战争。战争发动和国家形成之间，存在着强大的反馈路径（参见本章第五节），但认为大型政体率先发动战争的想法是错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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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考古学家和人类学家很少留意战争带来的国际体系转型问题。因此，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不承认区域子系统在爆发了第一场战争后，会产生全新的动力——系统内的第一场战争是“一个分水岭般的事件”，是“人类历史的转折点”（Kelly 20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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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认同一路到底：温特（Wendt 1992）和默瑟（Mercer 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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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考古学家和人类学家相比，国际关系学者对战争的起源，以及进攻性现实主义世界的诞生的探讨是非常令人失望的。受到两次世界大战所经历的国际关系的影响，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许多国际关系理论家都认为，战争是人类社会的常态。并不令人感到惊讶的是，大多数国际关系理论家（和历史学家），都侧重于探讨特定战争的直接和深层次原因［如Wright（1942）1983；Blainey 1988；Waltz 1988；van Evera 1999；Copeland 2000a；Mearsheimer 2001；Lebow 2008；2010；相关综述参见Levy 1998；Levy and Thompson 2010］。直到温特（Wendt 1992）发表了突破性的文章后，国际关系理论家才开始关注战争的起源和进攻性现实主义世界的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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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特（Wendt 1992）做出了根本性的贡献，因为他意识到存在于人类历史很长一段时间且被视为理所当然的“竞争性自助”式无政府，其实不是“无政府的构成特性”，而是“制度”，[23]或者更准确地说是社会演化的产物（Wendt 1992，394~396，399，401~403，407；也可参见Wendt 1999，第六章；Cox 1981；Ruggie 1983；参见Waltz 1979；Mearsheimer 2001）。由于霍布斯式无政府是人为创造的，所以它一定是被人类社会内部的相互作用创造或构建出来的，而无政府状态本身只是扮演了辅助的角色（Wendt 1992）。这样的话，就不能像现实主义者那样将霍布斯式无政府视为无政府的内在特性——霍布斯式无政府是待解释的社会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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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温特认识到了霍布斯式无政府需要被解释，但他只是浅尝辄止地运用演化方法，他给出的解释是松散又无力的。更确切地说，温特的解释无非是掠食性国家的随机出现（如同突变），或者说“一颗老鼠屎坏了一锅粥”而已（Wendt 1992，407~410；也可参见Wendt 1999，313~324）。[24]对于温特而言，掠食性国家就是突然出现的，并将系统转型成为进攻性现实主义世界。但这第一个掠食性国家也应该被内生解释，否则整个解释仍然是外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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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特未能对第一个进攻性现实主义国家的到来和进攻性现实主义世界的诞生给出内生解释的关键原因在于，他几乎完全依赖观念力量来解释无政府从某种类型转变为另一种类型。温特宣称：“国家置身于其中的最重要的结构，是由观念而非物质力量构成的。”（Wendt 1999，309；也可参见Wendt 1999，41，157）这就与他之前引用塞尔（Searle）的“客观现实在本体论上优先于制度现实”的观点相矛盾了（Wendt 1999，110，引自Searle 1995，55~56）。由于物质力量在本体论上优先于观念力量，所以温特的纯粹观念的解释不可能是成立的和内生的（Tang 2011b；2013）。[25]我将在下文详细论述，除了人的生物本性之外，诸如资源的稀缺性等物质力量对第一个进攻性现实主义国家的诞生，以及之后天堂般的无政府转型为进攻性现实主义世界具有关键作用，尽管社会认同和结构也同样必不可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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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温特的理论进行批判后，默瑟（Mercer 1995）给出的解释则稍好一些。借鉴社会认同理论，默瑟正确地指出，群体成员必然产生对群内的偏袒。如果在自己群体与外部群体之间进行物质性或象征性的奖励时，群体成员一定会偏袒自己的群体——“击败外部群体要比单纯的收益本身更重要”（Mercer 1995，239~240）。默瑟认为，这种对自己群体的偏袒，可以被理解为原始形式的族群中心主义，它必然产生对相对收益的关注，而现实主义对于国家间合作的论述也恰当地捕捉到了这一点。因此，“假设有两个国家的话，那就可以认为不论对方采取何种行为，它们都会试图与其展开竞争。竞争不需要通过经济和安全问题才触发；相反，竞争源于区分、比较和对正面的自我认同的需求”（Mercer 1995，243~246，引自246，本书着重强调）。[26]显然，默瑟的解释完全基于心理层面，也就是观念层面的解释，他隐含地否定了任何物质力量在霍布斯式无政府的诞生中能扮演任何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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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正如温特（Wendt 1999，322）所正确指出的那样，默瑟其实自己都糊涂了，因为“群内认同（凝聚和偏袒）与群体间的侵略不是一回事”（也可参见Struch and Schwartz 1989；Brewer 1999）。群内认同不可能单独自发地导致群体间的侵略。[27]事实上，群内认同甚至无法排除形成更大的集体认同的可能性（Gaertner et al. 1993；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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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仅凭群内偏袒无法将国家间的互动变为霍布斯式（从而产生霍布斯式无政府），那么除了群内偏袒和无政府之外，肯定有其他因素和机制也内生地存在于社会演化之中，而温特和默瑟都忽视了它们。在温特和默瑟的解释中都找不到这些因素和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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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的社会认同理论实验中，起初的物质性和象征性的奖励都或明或暗地包含着分配环节——群体成员被要求将象征性的奖励或真金白银进行分配。缺乏这个分配环节的话，那群体间的竞争恐怕难以发生。放眼真实世界就会发现，要发生竞争的话，那似乎还得具备资源稀缺这个因素。当资源较为充沛时，群体不必展开资源竞争，战争（冲突）也就得以避免——因为根本没必要。但在资源有限甚至稀缺时，战争就极有可能爆发（Keeley 1996，138~141）。事实上，在经历了诸如干旱等自然灾害后，群体便会预期到资源趋于稀缺而爆发更多冲突（Ember and Ember 199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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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社会生物学家相比，温特和默瑟都正确认识到战争是以群体为基础的，故而它是社会现象。这样的话，仅凭生物学无法解释战争的起源。但温特和默瑟纯粹依靠身份认同的解释也站不住脚。他们的解释在很大程度上，甚至完全属于观念或心理层面，尽管他们都明确承认“自然胜于过程”（Mercer 1995，236）或“客观现实在本体论上优先于制度现实”（Wendt 1999，110，引自Searle 1995，55~56）。在他们的解释中，物质力量（包括生物力量）几乎无足轻重。但由于物质力量在本体论上优先于观念力量（如群体认同），因此所有对社会事实给出的纯粹心理或观念的解释，都是站不住脚的（Tang 2011b；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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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关于浩瀚的战争起源文献的深入研究，参见van der Dennen 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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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对这两个难题进行区分是极其重要的。具体的某场战争可能有多个原因，而不同系统内的第一场战争的原因却可能只是几个特定因素和机制的有效组合。但在第一场战争爆发并社会化了之后，战争就可能因各种因素的不同组合而爆发。这样看来，想要发展关于战争原因的广义理论是不切实际的（参见van Evera 1999；Betts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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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我将在本章第五节详细论述，这两个问题是有内在联系的。最重要的是，没有战争，就不会有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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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我这样做其实暗示了，虽然系统内第一场战争的因素和机制的组合方式是独特的，但不同（相互独立）的子系统的战争起源可能有很大的相似性。因此，战争起源的广义理论是可能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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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从霍布斯开始，无论哪个学派的战争起源理论都至少含蓄承认了无政府——可以简单定义为政治实体间缺乏中央权威——是战争起源的许可（故而也是必要）条件。我对此也表示认可，不再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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