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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正如弗格森（Ferguson 1995）所指出，亚诺玛米人一些战争的核心原因可能是对西方的技术和物品的争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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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比如，奥特本（Otterbein 2004）对其早期作品做了重要整合，认为通往战争起源的路有两条——其一以狩猎为基础，其二以采集——定居农业为基础。他声称，战争不可能是原始国家形成的原因——后者是定居农耕的直接与和平的产物（Otterbein 2004，10~15，41~43，177~180）。对于狩猎而言，战争在大型猎物（如水牛）消失后也急剧减少，直到出现了城市国家后才再次回归。奥特本因此认为，在大多数定居社会中，“大型酋邦”（或复杂酋邦）的出现要早于战争，尽管战争对狩猎社会仍然很重要。但最有可能的是，奥特本将因果关系搞错了——战争创造了酋邦（和国家），而后国家发动战争（Ferguson 2006，4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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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温特使用了广义上的制度。尽管格拉瑟（Glaser 1994—1995）已经令人信服地证明了，合作是自助的重要手段，但温特仍然采纳了进攻性现实主义的立场，将自助等同于竞争（Wendt 1992，400；1999）。这样看来，温特并没有明确表述自助无政府甚至可以有多种类型——至少霍布斯式无政府和洛克式无政府，是两种截然不同的自助体系。为了避免混淆，我用霍布斯式无政府来指代温特所说的“自助无政府”。盖特（Gat 2006；2009）的作品并没有提到温特和默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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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事实上，温特（Wendt 1999，264）需要一群相互敌视的国家才能使霍布斯式无政府运作起来。关于掠食性国家及其记忆对驱动系统安全困境的作用的其他探讨，参见Schweller 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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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温特承认他采用了狭义的物质力量，近来他赋予了物质力量更多的比重（如Wendt 2004；我和温特在2006年2月的私人通信）。虽然温特早先承认解释竞争性自助式无政府的诞生对国际关系理论至关重要，但他又说“解释3000年前霍布斯式身份认同的出现”对“解释今天的国家认同只能起到很小的作用”，可见他无力解释竞争性自助式无政府的形成（Wendt 1992，396；1999，323）。斯奈德（Snyder 2002，19）质疑了温特的文化理论与社会认同理论的兼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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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默瑟似乎忘记了一个事实，那就是所有的社会认同理论的最小群内认同实验，都包含了对隐含资源的分配这个环节。默瑟差点儿就令人信服地解释了竞争性自助式无政府的诞生，但对这个物化的忽视导致他最终功亏一篑。其实即使是群内认同的形成，也必须要有物质基础（参见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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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就中美关系问题而言，葛小伟（Gries 2005）也认为，无政府下的竞争与合作要比默瑟所设想的条件更复杂——要推动国家间的竞争或合作，绝非只需要无政府和群内偏袒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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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其实卡罗尔·恩伯和梅尔文·恩伯（C. R. Ember and M. Ember 1992）发现，相较于资源稀缺而言，与群体认同内在相关的群体间不信任，仅仅是解释战争的次要因素。本书认为的群体认同是战争的必要非充分条件的观点，与他们的这个发现不谋而合（具体细节参见本章第二节）。但需要注意的是，卡罗尔·恩伯和梅尔文·恩伯（Ember and Ember 1992）将结仇、打架与战争混为一谈。相关批评参见van der Dennen 2007，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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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政治的社会演化：从公元前8000年到未来 [:1703234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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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政治的社会演化：从公元前8000年到未来 二、伊甸园及其颠覆：一个新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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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人类走向战争的究竟是生物本性还是物质条件，抑或是文化？其实这种争辩毫无意义，甚至还会有阻碍作用。完整的战争起源理论必须有机整合这些力量，尽管必须要承认的是，高级文化的出现比战争晚得多（我将在本章第五节详细论述，战争创造了高级文化）。本节概述了关于进攻性现实主义世界的诞生的社会演化理论。聚焦于战争的起源及其对诸多政治实体所在的系统的转型影响，我们的理论将不仅为战争的起源也同时为战争的到来对国际系统的转型给出一个完整的终极解释（总结参见本书图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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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伊甸园的必然自我毁灭：核心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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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类历史早期（公元前10000—前8000年之前），人口数量很少，且分布在广袤的陆地上。由此，受制于遥远的地理距离，人类的队群难以有日常的接触。这样的话，人类的队群相互之间都少有互动，无论是合作还是冲突。[1]不仅如此，地球上的稀少人口与大量唾手可得的食物资源（起初有水果、坚果、猎物和野生作物），也使得冲突毫无必要（van der Dennen 1995，14~15）。当与另一组群体相遇时，所有群体所要做的就是迁往其他处女地。借用卢梭［Rousseau（1762）1993，81］的话说就是，“如果我被人从一棵树上赶走，那我可以到另一棵树上去”，可见当时的人类社会简直是“天堂”［关于今天亚马孙一带的证据，参见Chagnon（1968）1997；Ferguson 1989］。这两个条件，即很少的人口和广阔的包含大量食物供给的空地，意味着较低的相对人口压力，从而使得起初的人类社会是一个快乐又和平的天堂。它的确是个伊甸园般的天堂——资源（也许性伴侣除外）丰裕之时，也是幸福之时，尽管无政府状态存在，而“自助”也是群体的生存法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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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可惜，“最是乐园留不住”。事实上，正因为这曾经是个天堂，它最终会以可怕的方式走向自我毁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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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充足的食物供给和一些获取食物的技能，整个人类的总人口实现了缓慢但稳定的增长。而随着人口的缓慢但稳定的增长，人类也就覆盖了地球上大部分适宜居住的土地。伴随着这一过程，在人类团体内部和团体之间也逐渐发展出了（更准确地说是强化了）两个对未来有决定性影响的根本特质。这两个特质对人类的生存和繁荣而言，有重要的辅助作用——如果不是绝对必要的话，因此它们都被选择了。这两个特质就是，群内团结与群体认同，以及猎杀的技能（即集体打猎的战术）与工具。[2]虽然这两者并非是为了颠覆伊甸园而演化出来的（它们主要是该时期在自然选择的驱动下，人类演化的意料之外的结果），但它们却为战争的降临和伊甸园的毁灭打下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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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内团结以及群体认同——族群中心主义的原始形式——对于生存而言是必不可少的，因为仅凭原始技术而面对大自然，队群（或部落）内的合作是必要的。[3]虽然群内团结并不必然导致群外敌意（参见上文对温特和默瑟的探讨），但当情况改变的时候，前者可以被迅速转变为后者［Sumner（1906）1959；Levine and Campbell 1972；Brewer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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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不晚于早期现代人（旧称“克罗马农人”）的时代，人类就已经逐渐发展出了用于猎杀大型猎物的更精良的技能和工具。如此，人类才可以依靠狩猎（和采集）活动来支撑日益增长的人口（Diamond 1997，38~40；Keegan 1993，115~126）。在中石器时代和早新石器时代（约公元前12000年—前8000年），除了已经存在的棍棒和小刀之外，又出现了斧头、标枪/矛、掷矛、弓箭和投石器这五种核心的打猎工具，而它们日后都成了标准的军事武器（Otterbein 2004，85~90；Hamblin 2006，19~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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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期间，诸如协作、隐蔽/埋伏、包围、跟踪等核心狩猎战术也被发明出来并趋于完善，而它们日后也都成了标准的军事战术（Ferrill 1985，18~19；Otterbein 2004，第四章）。因此，早在必要的群体冲突到来之前，“战争的工具已经具备了……除了需要金属锻造的剑和盔甲以及弩之外，所有主要的个人格斗的冷兵器都在狩猎采集时期被发明了出来……打猎教会了人类以群体的形式进行杀戮。它也孕育了死亡的机制”（O’Connell 1989，26~27）。其实在一开始，所有杀戮人类同胞的主要武器和技能，都直接来自猎杀野兽的工具和技能，可能只有（钉头）槌（mace）是例外（Hamblin 2006，1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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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 进攻性现实主义世界的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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摧毁天堂的最后一击是三个相互强化的因素的结合。前两个因素是在从自然和社会两个层面都相对“限定”的区域内，出现的人口增长以及随之而来的现成资源（如肥沃和可耕的土地、狩猎场所、野果、易于捕杀的猎物）的枯竭［Carneiro 1970；Chagnon（1968）1997，75；Dickson 1987］。[5]第三个因素是，更多的群体往往以定居农耕的形式固定了自身的活动范围（Kelly 2000）。[6]这三个因素一起为战争在子系统内的爆发铺平了道路。万事俱备后，只需一根导火索（最可能的就是生态灾害）便可开启“战争魔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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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固定区域内的人口增长会导致现成食物资源的枯竭，结果增加了肥沃（和随后的可耕）土地的压力。这首先会导致人类迁徙到其他（也许不太肥沃和可耕的）处女地。但迁徙会逐渐且必然导致群体间缓冲地带的收缩，[7]结果提高了人类相互接触和爆发冲突的可能性。不仅如此，随着整个区域基本都被占据，向处女地的迁徙会愈发困难，甚至变得不可能。而持续的人口增长却丝毫不会松懈——即使向新的领地进行迁徙或殖民愈发困难，它依旧持续地向群体施加寻求更多可耕和肥沃土地的压力。如此，对于生存而言，对可耕和肥沃的土地（和其他稀缺资源）的竞争——现在基本都被占用和声称被占用——就是必要和必然的，尽管可能还未激烈到致命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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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增长至少是定居农耕得以可能且必要的部分原因——农业是重大的技术跃进（即所谓的“第一次经济革命”）。日益增长的人口同时充当着创新的需求面和供给面——人口增长和技术创新之间，存在着正反馈。[8]因此，虽然定居农耕比狩猎采集更费力，但它最终能增加粮食生产，进而增加人口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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