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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温特的理论进行批判后，默瑟（Mercer 1995）给出的解释则稍好一些。借鉴社会认同理论，默瑟正确地指出，群体成员必然产生对群内的偏袒。如果在自己群体与外部群体之间进行物质性或象征性的奖励时，群体成员一定会偏袒自己的群体——“击败外部群体要比单纯的收益本身更重要”（Mercer 1995，239~240）。默瑟认为，这种对自己群体的偏袒，可以被理解为原始形式的族群中心主义，它必然产生对相对收益的关注，而现实主义对于国家间合作的论述也恰当地捕捉到了这一点。因此，“假设有两个国家的话，那就可以认为不论对方采取何种行为，它们都会试图与其展开竞争。竞争不需要通过经济和安全问题才触发；相反，竞争源于区分、比较和对正面的自我认同的需求”（Mercer 1995，243~246，引自246，本书着重强调）。[26]显然，默瑟的解释完全基于心理层面，也就是观念层面的解释，他隐含地否定了任何物质力量在霍布斯式无政府的诞生中能扮演任何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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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正如温特（Wendt 1999，322）所正确指出的那样，默瑟其实自己都糊涂了，因为“群内认同（凝聚和偏袒）与群体间的侵略不是一回事”（也可参见Struch and Schwartz 1989；Brewer 1999）。群内认同不可能单独自发地导致群体间的侵略。[27]事实上，群内认同甚至无法排除形成更大的集体认同的可能性（Gaertner et al. 1993；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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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仅凭群内偏袒无法将国家间的互动变为霍布斯式（从而产生霍布斯式无政府），那么除了群内偏袒和无政府之外，肯定有其他因素和机制也内生地存在于社会演化之中，而温特和默瑟都忽视了它们。在温特和默瑟的解释中都找不到这些因素和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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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的社会认同理论实验中，起初的物质性和象征性的奖励都或明或暗地包含着分配环节——群体成员被要求将象征性的奖励或真金白银进行分配。缺乏这个分配环节的话，那群体间的竞争恐怕难以发生。放眼真实世界就会发现，要发生竞争的话，那似乎还得具备资源稀缺这个因素。当资源较为充沛时，群体不必展开资源竞争，战争（冲突）也就得以避免——因为根本没必要。但在资源有限甚至稀缺时，战争就极有可能爆发（Keeley 1996，138~141）。事实上，在经历了诸如干旱等自然灾害后，群体便会预期到资源趋于稀缺而爆发更多冲突（Ember and Ember 199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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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社会生物学家相比，温特和默瑟都正确认识到战争是以群体为基础的，故而它是社会现象。这样的话，仅凭生物学无法解释战争的起源。但温特和默瑟纯粹依靠身份认同的解释也站不住脚。他们的解释在很大程度上，甚至完全属于观念或心理层面，尽管他们都明确承认“自然胜于过程”（Mercer 1995，236）或“客观现实在本体论上优先于制度现实”（Wendt 1999，110，引自Searle 1995，55~56）。在他们的解释中，物质力量（包括生物力量）几乎无足轻重。但由于物质力量在本体论上优先于观念力量（如群体认同），因此所有对社会事实给出的纯粹心理或观念的解释，都是站不住脚的（Tang 2011b；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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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关于浩瀚的战争起源文献的深入研究，参见van der Dennen 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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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对这两个难题进行区分是极其重要的。具体的某场战争可能有多个原因，而不同系统内的第一场战争的原因却可能只是几个特定因素和机制的有效组合。但在第一场战争爆发并社会化了之后，战争就可能因各种因素的不同组合而爆发。这样看来，想要发展关于战争原因的广义理论是不切实际的（参见van Evera 1999；Betts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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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我将在本章第五节详细论述，这两个问题是有内在联系的。最重要的是，没有战争，就不会有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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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我这样做其实暗示了，虽然系统内第一场战争的因素和机制的组合方式是独特的，但不同（相互独立）的子系统的战争起源可能有很大的相似性。因此，战争起源的广义理论是可能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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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从霍布斯开始，无论哪个学派的战争起源理论都至少含蓄承认了无政府——可以简单定义为政治实体间缺乏中央权威——是战争起源的许可（故而也是必要）条件。我对此也表示认可，不再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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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当然，这并不意味着霍布斯对国际关系没有任何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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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霍布斯的探讨更为明确［两个群体都想要同样的东西而它们不可能同时得到那个东西，参见Hobbes（1651）1985，第十三章，184］。卢梭使用的是饥荒这个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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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社会生物学在遭到几波批评之后（批评的质量参差不齐，参见Kitcher 1985；Buller 2005a；2005b；Richardson 2007），变成了演化心理学。有人（如van der Dennen 1995，第四章；Dawson 1996a，8~11）将马尔萨斯［Malthus（1798）1951］、斯宾塞［Spencer（1857）1891］和达尔文［Darwin（1871）1874］视为推断战争起源问题的第二代理论家，或第一代社会生物学家。这其实是一种误解，因为他们仅仅探讨了战争可能引发的（意料之外的）结果（故而也就是战争的功能）——最突出的就是以群体竞争为基础的更适者（而非最适者）生存。他们并不认为更适者生存是战争起源的原因。对比之下，社会生物学家则认为，战争会起源是因为它具备某些功能（参见下文）。关于社会生物学对战争的起源与演化的浩瀚文献的不错评述，参见van der Dennen 1995，第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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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人性是个定义松散的术语。我认为人性包含三个部分——由生物演化决定的部分，由社会化决定的部分，以及被称为反社会化的部分（Tang 2011b）。社会生物学侧重于人性的第一部分，而大多数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则聚焦于第二部分。他们都没能把握住人性的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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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对盖特早期作品（Gat 2000a；2000b）的批评，参见Ferguson 2000。对Gat 2006的激烈批判，参见van der Dennen 2007，77~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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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比如，巴斯（Buss 2008）的演化心理学教材就在关于攻击的那一章中，把战争作为其中的一小节进行探讨。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恰恰是凡·德·登嫩（van der Dennen 1995，68~94）这位杰出的社会生物学家，主张对这些术语进行划分。相关的简要探讨参见van der Dennen 2007，77~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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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偷袭是原始群体最偏爱的战术［Chagnon（1968）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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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兰厄姆（Wrangham 1999，13）所提到的，“在贡贝直接观察到的，以及其他东部黑猩猩相较整个物种的数量异常而暗示的高频率剧烈攻击”，并没有加强他所认为的，人类的战争与黑猩猩的联合谋杀密切相联的观点。不仅如此，他以“权力失衡”为基础的黑猩猩暴力理论，是由敌意和权力失衡这两个核心部分组成的。因此，他必须先要解释敌意是怎么出现的。否则这个理论完全是在同义重复！有趣的是，威尔逊和兰厄姆（Wilson and Wrangham 2003，特别是382~387）不再大力倡导战争起源的社会生物学解释。这是否意味着他们改变了想法还不得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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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其实达尔文［Darwin（1871）1874，138］对此就有过精彩的思考。他意识到人类群体间的冲突，是自然选择理论难以解释的棘手问题——人为什么会和另一群人互相残杀呢（也可参见Alexander 1979，377~378）？“延括适应值”只是部分解决了“群体选择”问题。相关的简要探讨参见van der Dennen 2007，18~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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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柯林斯（Collins 2012）指出，潜在冲突（的消息）会使人产生恐惧而非兴奋。即使是为争夺妇女而相互袭击的亚诺玛米人也是如此［Chagnon（1968）1997，第六章］。塞耶（Thayer 2004，100~101）甚至将资源（抢婚的妇女也许例外）竞争视为解释战争起源的最次要因素，尽管他在叙述中反复偷换解释（参见van den Berghe 1974和下文）。我将在本章第六节展示，人为了适应而作战的进攻性现实主义思想其实是社会演化的产物，上述观点误解了人类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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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将战争与群体内部暴力混为一谈，也就意味着社会生物学家明确认为个体进行简单相加便可形成群体。我在其他作品（Tang 2011b；2013）中展示了，这种立场犯了将本体论的优先性与本体论的比重相混淆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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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人类的祖先可能已经演化出了参与战争的一些核心能力，包括领地性、伏击狩猎（即兰厄姆及其同事所说的“联合谋杀”）和原始的群体认同/凝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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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卢梭的观点有一个变种——原始人类进行的是“仪式性”战争，而非“真实”战争（相关批评参见Otterbein 2004，34~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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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换句话说，考古人类学更关注国家的起源，而非战争的起源。对比之下，虽然我承认战争与国家的诞生内在相关，但我对国家诞生本身并不感兴趣，我只对系统内的战争起源及系统转型感兴趣（国家只是产生的结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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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比如，雷纳（Reyna 1994）就讨论了在19世纪初，乍得盆地的两个国家或帝国（巴吉尔米和瓦代）之间的战争。两个国家当时都是伊斯兰国家（因此我们不得而知，它们是否是因为宗教原则而交战）。与之类似，虽然波利尼西亚群岛的岛民可能经历过了战争与和平，但如果他们真是从亚洲大陆迁徙过去的，那我们无法确定他们在岛上定居之前是否已经了解了战争的知识（Diamond 1997）。同样的逻辑也适用于安达曼岛民（Kelly 2000，78），尽管凯利似乎没有认识到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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