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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充足的食物供给和一些获取食物的技能，整个人类的总人口实现了缓慢但稳定的增长。而随着人口的缓慢但稳定的增长，人类也就覆盖了地球上大部分适宜居住的土地。伴随着这一过程，在人类团体内部和团体之间也逐渐发展出了（更准确地说是强化了）两个对未来有决定性影响的根本特质。这两个特质对人类的生存和繁荣而言，有重要的辅助作用——如果不是绝对必要的话，因此它们都被选择了。这两个特质就是，群内团结与群体认同，以及猎杀的技能（即集体打猎的战术）与工具。[2]虽然这两者并非是为了颠覆伊甸园而演化出来的（它们主要是该时期在自然选择的驱动下，人类演化的意料之外的结果），但它们却为战争的降临和伊甸园的毁灭打下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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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内团结以及群体认同——族群中心主义的原始形式——对于生存而言是必不可少的，因为仅凭原始技术而面对大自然，队群（或部落）内的合作是必要的。[3]虽然群内团结并不必然导致群外敌意（参见上文对温特和默瑟的探讨），但当情况改变的时候，前者可以被迅速转变为后者［Sumner（1906）1959；Levine and Campbell 1972；Brewer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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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不晚于早期现代人（旧称“克罗马农人”）的时代，人类就已经逐渐发展出了用于猎杀大型猎物的更精良的技能和工具。如此，人类才可以依靠狩猎（和采集）活动来支撑日益增长的人口（Diamond 1997，38~40；Keegan 1993，115~126）。在中石器时代和早新石器时代（约公元前12000年—前8000年），除了已经存在的棍棒和小刀之外，又出现了斧头、标枪/矛、掷矛、弓箭和投石器这五种核心的打猎工具，而它们日后都成了标准的军事武器（Otterbein 2004，85~90；Hamblin 2006，19~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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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期间，诸如协作、隐蔽/埋伏、包围、跟踪等核心狩猎战术也被发明出来并趋于完善，而它们日后也都成了标准的军事战术（Ferrill 1985，18~19；Otterbein 2004，第四章）。因此，早在必要的群体冲突到来之前，“战争的工具已经具备了……除了需要金属锻造的剑和盔甲以及弩之外，所有主要的个人格斗的冷兵器都在狩猎采集时期被发明了出来……打猎教会了人类以群体的形式进行杀戮。它也孕育了死亡的机制”（O’Connell 1989，26~27）。其实在一开始，所有杀戮人类同胞的主要武器和技能，都直接来自猎杀野兽的工具和技能，可能只有（钉头）槌（mace）是例外（Hamblin 2006，1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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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 进攻性现实主义世界的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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摧毁天堂的最后一击是三个相互强化的因素的结合。前两个因素是在从自然和社会两个层面都相对“限定”的区域内，出现的人口增长以及随之而来的现成资源（如肥沃和可耕的土地、狩猎场所、野果、易于捕杀的猎物）的枯竭［Carneiro 1970；Chagnon（1968）1997，75；Dickson 1987］。[5]第三个因素是，更多的群体往往以定居农耕的形式固定了自身的活动范围（Kelly 2000）。[6]这三个因素一起为战争在子系统内的爆发铺平了道路。万事俱备后，只需一根导火索（最可能的就是生态灾害）便可开启“战争魔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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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固定区域内的人口增长会导致现成食物资源的枯竭，结果增加了肥沃（和随后的可耕）土地的压力。这首先会导致人类迁徙到其他（也许不太肥沃和可耕的）处女地。但迁徙会逐渐且必然导致群体间缓冲地带的收缩，[7]结果提高了人类相互接触和爆发冲突的可能性。不仅如此，随着整个区域基本都被占据，向处女地的迁徙会愈发困难，甚至变得不可能。而持续的人口增长却丝毫不会松懈——即使向新的领地进行迁徙或殖民愈发困难，它依旧持续地向群体施加寻求更多可耕和肥沃土地的压力。如此，对于生存而言，对可耕和肥沃的土地（和其他稀缺资源）的竞争——现在基本都被占用和声称被占用——就是必要和必然的，尽管可能还未激烈到致命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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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增长至少是定居农耕得以可能且必要的部分原因——农业是重大的技术跃进（即所谓的“第一次经济革命”）。日益增长的人口同时充当着创新的需求面和供给面——人口增长和技术创新之间，存在着正反馈。[8]因此，虽然定居农耕比狩猎采集更费力，但它最终能增加粮食生产，进而增加人口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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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关键的是，定居农业的出现带来了几个额外的正反馈（Ferrill 1985，第二章；Otterbein 2004，第五章；Guilaine and Zammit 2005，第二章）。[9]最重要的是，受自然或人为障碍（即其他群体）的局限，定居农耕使得肥沃和可耕土地成了终极的稀缺资源——群体生存的关键之道便是保卫（和获得，必要的话会诉诸武力）肥沃或可耕的土地（Carneiro 1970；Ferguson 1989，181）。因此，对耕地的争夺不可避免，并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趋于激烈（Keeley 1996，106~112；Guilaine and Zammit 2005，第二章）。[10]更糟糕的是，由于耕地及相关的劳动和资源投资无法轻易转移，它反而异化为需要保卫的“社会性的牢笼”——“领地也囚禁了人，因为它与确保剩余的实质性劳动投入是相合的——这是社会性的牢笼”（Mann 1986，80，原书着重强调）。[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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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如此，尤其是定居农耕所造成的活动范围的固定，使得防御成为必需——在年谷不登时，储备的食物就成了食物供给的主要来源（Keeley 1988）。事实上，定居农耕使得防卫成了群体的头等大事，因为一些群体（如新西兰的毛利酋邦）发现，偷袭其他群体的劳动果实要比自力更生合算得多（Keegan 1993，103~106；van der Dennen 1995，359~362；Miller and Cook 1998，84）。这就进一步迫使群体发明更精良的武器和战术，来杀死别人而进行防守。此外，定居农业的扩张几乎必然会侵犯到其他群体所狩猎采集的地域，而这种侵犯又产生了潜在的冲突来源（Guilaine and Zammit 2005，第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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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活动范围的固定会（重新激活和）强化人的领地意识，进一步增加了防御的（真实和设想的）必要性，更进一步将群体固化为定居（农耕）的群落。[12]由于规模的大小对进攻和防御至关重要，定居农业便使得形成更大集体的需求增加。而定居农业还使形成更大的集体成为可能，因为它不仅提供了更多的粮食产出，也方便了群体成员间更多的日常互动，故而使群体更紧密地凝聚起来（Knauft 1991，393~395；也可参见Knauft 1990b）。定居也稳定了人类的繁殖活动，从而导致进一步的人口增长。因此，定居通常会导致组织化程度更高的政体，而这又反过来增加了可以投入战争的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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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候，将伊甸园转型为霍布斯式无政府的物质和观念力量的邪恶混合体已经全部就位。万事俱备后便只缺一根导火索了，比如引发饥荒的自然灾害（如干旱、洪水），人类活动（如出于农业需要而砍伐森林）造成的生态压力的逐渐累积，或者最有可能的就是这两者的结合。这种灾难来袭时，群体之间必然通过组织化的暴力来展开对已经稀缺的资源的争夺，而一些群体不可避免地会诉诸（可视为定向突变的）掠夺的方式。[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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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争的自我推进：辅助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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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一个有多个群体的区域内爆发了两个群体之间的第一场战争，便会产生将系统转型为进攻性现实主义世界的自我强化的动力——战争会自我推进。除了征服和学习以外（Otterbein 2004，177~178），这种自我强化的动力的另一个核心机制就是被强化了的恐惧的扩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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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系统内的第一场战争爆发后，无论其结果如何，冲突的消息都会在系统内迅速扩散。在消息扩散的同时，恐惧也将随之扩散，而如今恐惧也已被显著强化。强化后的恐惧的扩散，会迅速将天堂般的系统转型为进攻性现实主义世界，尽管真正的战争的扩散可能会是逐渐的（Ferguson 2008，3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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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两个群体之间的战争以平局收场时，它们可能会重整旗鼓并再次交手。更重要的是，系统中的其他群体会很快知道，自己也要做好战争准备——故而整个区域迅速转型为进攻性现实主义世界（Thayer 2004，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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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冲突以某一方明确获胜而收场，那它的影响可能更为深远。一方面，落败的群体通常不得不迁徙到其他地方（如果不是其他区域或子系统的话），冲突的消息也因此在区域间扩散。不仅如此，落败的群体极有可能渴望复仇。这样的话，它可能会成为另一个区域内的掠食者，因为它已经从过去的经验中吸取了教训——它必须变得更强，而征服别人即使不是变强的唯一方法，也是最简单的方法。[15]另一方面，获胜的群体不得不捍卫已获得的胜利果实，它不仅要提防被自己击败的敌人可能寻求的报复，还要警惕效仿它早先成功经验的其他群体。同样，要达到这一目标，最简单的方法——如果不是唯一方法的话——也是增加自己相对于所有潜在敌人（即区域内的所有群体）的实力，而这只能意味着更多的征服尝试。最后，由于起初的人群规模较小，一个小的失误（比如哨兵睡过了头）就足以让群体覆灭，征服相对容易。这一事实只能放大群体间的恐惧，而将先前和平的群体转变为发动预防性战争的掠食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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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来看，第一场战争将产生进攻性现实主义的核心思想，即获取安全的唯一方法，就是通过征服来最大化自己相对于其他群体的实力——“最好的防御就是成功的进攻”，别无他法（Mearsheimer 2001，34~36，引自36，本书着重强调；也可参见Mearsheimer1994—1995，9~12）。不仅如此，这种观念一旦出现就很难摆脱——“一颗老鼠屎坏了一锅粥”（Wendt 199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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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为深远的是，子系统内第一场战争的影响还不止如此——正如赫伯特·斯宾塞（Spencer 1873，第八章）、齐奥尔格·齐美尔（Simmel 1964）以来的社会学家所认识到的那样，爆发战争的可能性从根本上改变了群体的社会构造（也可参见Coser 1956；LeVine and Campbell 1972；Collins 2012；关于该动力的考古调查，参见Hamblin 2006；本章第五、六节）。简单地说，战争创造了国家、社会和我们，而国家、社会和我们会发动更多（更大）的战争。正是因为战争产生了邪恶强大的自我强化的动力，所以在第一场战争爆发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系统都笼罩在战争的阴影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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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重要的是，战争将造就更大的政治单元，起初是酋邦，最后是（原始）国家——战争创造国家，之后国家才发动（更多）战争（Spencer 1873，194；Carneiro 1970；2000，129~130；Diamond 1997，291；Keegan 1993，91）。[17]政体的规模和复杂程度的逐步增加，带来了两个深远的影响。第一，更多资源被投入到战争机器中。最终，国家装备了常备军，而这需要几乎恒定的整顿、训练和维护。国家还发展出了武器制造和战略制定（如孙子）等特定的职业，这又反过来导致了更精致的武器、战术和组织创新的产生。正因为战争和战争机器消耗了越来越多的资源，国家经常不得不持续扩张从而控制更多资源，并阻止其他群体控制这些资源——这再次印证了“最好的防御就是成功的进攻”的道理。其实在酋邦和复杂酋邦阶段，战争最重要的目的就是通过扩张领土和人口，来扩大政治经济实力（Keeley 1996，106~112；Johnson and Earle 2000，249）。最后，为了维护战争机器，国家不得不设置日益膨胀的攫取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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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只有具备观念上的支持，战争才能展开下去——个体必须被说服和被强制参战（Collins 2012）。因此，所有国家都为发动战争而进行了官方学说、意识形态、文化和宗教仪式上的宣传。其中的核心就是，对受众进行军事主义的教化。这些学说包括了将征服与扩张视为唯一生存之道的（原始或粗糙的）进攻性现实主义意识形态（Mearsheimer 2001）。文化上的教化包括了对征服与扩张的讴歌，对临阵脱逃者的严惩（通常是处决），为奔赴战场而举办的仪式，以及对（已逝或健在的）英雄的纪念（通常还伴随着人祭）。这种教化还包括对权威与纪律的服从，通过为群体牺牲而得到不朽和荣耀。最后，尽管原始宗教的起源可能先于战争，但组织化的宗教几乎不可避免地会支持战争，因为它给予了个体成为英雄与传奇以及服务于神的希望，从而更情愿地为群体牺牲（相关总结参见本书表2.1）。如此，战争渗透到了（甚至支配了）个体心理、群体精神和更大的社会结构（国家、宗教、教育/培训和教化）之中。战争真的是（几乎）吞噬了社会中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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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1 进攻性现实主义系统的核心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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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1a 战争对社会的影响：物质层面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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