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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而言之，该理论的支持性证据来自非洲、亚洲、欧洲、北美洲和南美洲的所有主要文明（或子系统）（Cioffi-Revilla 1996；2000；Carneiro 1994；M. Ember and C. R. Ember 1994；M. Ember and C. R. Ember 1998；Lambert 1998；Maschner 1998；Ferguson 1998；2006；Smith 1998；Hamblin 2006；Bradford 2001；Otterbein 2004；Raaflaub 2007）。这些证据表明了，尽管所处的自然环境有着天壤之别，但所有主要子系统都在不同的时间框架下经历了大致相同的演化路径。[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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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将提供四类战争证据：（1）遗骸类证据，即，有遭到组织化暴力的证据，特别是墓葬中挖掘出的各种因受抛射武器、箭和锐器（通常为大头棒/棍棒/槌、弯刀和剑）攻击而导致（头颅及颅下）骨头折裂的骨架，死亡过程中零星的残害痕迹（即过度杀害，肢解的尸体，食人的迹象）；（2）武器和盔甲类证据，特别是墓葬中存在大量的武器（仅仅是墓葬中的武器和工具，则不那么有说服力）；[2]（3）建筑类证据，包括栅栏、城墙（特别是带有瞭望塔、护墙和土墙的）、防御工事、战壕堤岸特征的建筑（如壕沟、隔挡的门、守卫室）、栅栏围绕的土地和屋顶的住宅［如加泰土丘（Catal Huyuk）］等防御性建筑；（4）图像和铭文类证据，包括（洞穴、岩石、碗、墓葬中的）绘画、石柱、纪念碑、青铜器以及文本上对作战和备战的描绘。[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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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说来，虽然存在一些重要例外（如“117号遗址”，参见下文），在旧石器时代晚期或公元前8000年之前，战争极少存在（Kelly 2000，125~133；参见Keeley 1996，32，39；Leblanc 2003，7~8），尽管物种内的暴力在这之前就已经发生了（Roper 1975；Ferguson 2006，470~474）。[4]无论进行何种测度，广泛的大规模战争在这之前肯定是不存在的（Otterbein 2004，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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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证据显示，在公元前6000年—前5000年之前，整个人类的人口总量非常低。按照估算，在公元前25万年—前5000年间，人类的总人口徘徊在300万到500万之间（Kremer 1993，683）。而因为如此低的人口和广阔的空地，在直立人和智人先后出现后，人类的祖先在离开非洲的路上都基本忙于在广阔的空地上迁徙和打猎，而不是在非洲内自相残杀（Diamond 1997，37，图1.1；也可参见Keegan 1993，125）。虽然在中石器时代就已经出现了有人被抛射武器打伤的现象，但这种情况其实是相当稀少的（Guilaine and Zammit 2005，75~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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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石器时代晚期到中石器时代期间，欧洲南部的洞穴/岩石绘画（可以追溯到约公元前35000年—前12000年）展现了手持武器（主要是弓箭）的人物形象，但这些都是关于打猎而非战斗的场景（Ferrill 1985，17~18）。[5]同时期的美索不达米亚的证据，也说明了没有战争的事实（Lamberg-Karolvsky and Sabloff 1995，49~55；Hamblin 2006，33~34）。在可以追溯到约公元前7000年—前6500年的加泰土丘中，打猎（仪式）也是其壁画的主要题材（Guilaine and Zammit 2005，102）。直到新石器时代（约公元前6000年—前4000年）才明确出现了战斗场景的洞穴/岩石绘画（Ferrill 1985，第二章；Kelly 2000，152~156；也可参见本书表2.2和附录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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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在旧石器时代（约公元前35000年—前10000年），除了著名的努比亚/北苏丹（Jebel Sahaba，捷贝尔·撒哈巴）的“117号遗址”（可以追溯到约公元前12000年—前10000年），今天乌克兰的瓦西列维克（Vasilevka，可以追溯到约公元前9000年—前8000年）及其他几处遗址之外，基本没有任何明确的战争证据（关于“117号遗址”及其意义，参见Kelly 2000，146~161；Guilaine and Zammit 2005，67~75；关于瓦西列维克及其他遗址，参见Guilaine and Zammit 2005，75~8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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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相对和平的天堂时代，人类从微小的人口总数和（相对）较低的人口压力，逐渐获得了缓慢但稳定的人口增长（Kremer 1993）。而稳定的人口增长最终累积到了明显的人口爆炸，即所谓的新石器人口转型（Bocquet-Appel and Bar-Yosef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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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子系统的证据也明确支持这一诠释。[7]古代美索不达米亚的纳吐夫（Natufian）文化时期（约公元前13000年—前11000年），人口在稳定增长。到公元前8000年，美索不达米亚已经出现了无数的小群落。而在欧贝德（Ubaid）文化时期（约公元前5000年—前4000年）和整个乌鲁克（Uruk）文化时期（约公元前3500年—前3100年），美索不达米亚境内定居地的数量和密度都在大大增加（Pollock 1999，56~58，图3.9；Adams 1981，图9，12，13）。同一时期的古代埃及人口增长趋势也证据确凿（Wenke 2009，69~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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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中国系统也遵循了相似的发展轨迹。从新石器时代早期到晚期，系统内的人口数量在稳定增长。在公元前7000年之前，只发现了大概十处考古遗址（朱乃诚2010，99）。到了公元前7000年（新石器时代早期），虽然只有一些地区达到了大型村落的规模，但迄今发现的此类遗址已有1000多处。再到公元前5000年（新石器时代中期），定居点扩展到了更多地方，尽管许多定居点相互间的距离非常远（部分原因是每个群体所控制的领土规模都很小）。到了公元前3000年（新石器时代晚期），人类占据了更多的地方，因为我们发现了该时期的大量遗址，且每个群体所占据的领地面积也在上升。这样的结果是，不同群体间的平均距离大大缩小（Chang 1986，234~242，特别是235页的图197；更多相关的细节证据，参见Liu 2004，24~28；郑杰祥2005；朱乃诚2010）。也因此，群体间的互动不可避免地更为密集，最终走向了致命的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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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对考古证据进行断代是个令人苦恼的挑战，不同作者和不同资料来源会使用不同数据。事实上，即使是研究同一个古代文明或子系统的不同学者，也可能会使用不同的划分时期。这样的话，不同时期的确切时段和年代因地而异，各个时期的确切时间也不完全相互精准对应。但宏观的发展轨迹是一致明确的。这张表格参考了Otterbein 2004，第三、四章；Hamblin 2006，4~5；van de Mieroop 2007，10~16；Wenke 2009，24，153~166；Trigger 2003。关于中石器时代之后的年代，我采用了古代近东已知的最早确切年代（Hamblin 200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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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智人与尼安德特人之间的冲突竞争一直持续到了约公元前2万年，而这也许是第一场“战争”。最终，前者几乎彻底消灭了后者。遗憾的是，至今只发现了极少的相关明确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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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德国的一个洞穴里，发现了一柄可以追溯到距今40万年的木质矛。从距今50万年—距今35万年的北京猿人（一种直立人）的饮食中，可以相当肯定这些早期的人科动物已经掌握了矛等打猎工具（Kelly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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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从逻辑上说，一个封闭区域内的人口增长必然导致现成的食物资源趋于枯竭，但很难给出相关的直接考古证据。尽管如此，还是有大量证据暗示，人类在波利尼西亚群岛、马达加斯加岛和北/南美洲等地进行迁徙和扩散时，当地的大型猎物（特别是那些易于抓捕的类型）也正好在短时间内迅速灭绝了（Diamond 1997，42~47；Otterbein 2004，12~13，66~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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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封闭区域内的人口增长必然导致绝对人口密度和相对人口压力同时上升，也就增加了人群相互接触的机会及爆发冲突的机会和必然性。但相关的直接考古证据也很难给出。幸运的是，几项关于原始人群的深入民族调查，很好地证实了相对人口压力与战争之间存在着联系。当相对人口压力较低时，战争则相对稀少，尽管偶尔会出现谋杀和袭击等暴力形式的资源竞争［Chagnon（1968）1997；Keeley 1988；Knauft 1991；也可参见Kelly 2000，135~147，第三章］。[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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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也很难找到可以证明自然灾害直接或间接地触发了战争的考古证据。因此，有关这点的证据主要基于推理。近来有证据暗示，在公元前8200年左右，土耳其南部发生了严重干旱，这可能推动了当地的皮西迪亚（Pisidia）地区在这之后进入了战争状态——其实土耳其的所有四个战争的早期遗址，即哈吉拉尔（Hacilar）、库拉土丘（Kurucay Huyuk）、休于杰克土丘（Huyucek Huyuk）和巴德玛咖吉土丘（Bademagaci Huyuk），都位于该地区内（Clare et al.2008）。与之类似，古代中国的中心区域所发生的暴力竞争也很可能是由一系列的气候恶化而触发的——公元前9000年—前3000年之间，（来自南中国海的）东亚季风持续减弱，退却到纬度较低的南方。到了约公元前4000年，中国西北的许多肥沃土地已经干旱化，迫使当地人南下而迁往更肥沃的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Liu 2004，第二章）。[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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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从理论上无法反驳，必须具备核心家庭乃至大家庭之外的群体认同才能出现战争这个观点，但我们还是得寻找有关的间接证据。西班牙莱万特的岩画描绘了具有不同的风格、行为和服饰的战士。这强烈暗示了人类很早就发展出了物质上和观念上的群体认同（Guilaine and Zammit 2005，103~119），而且这种认同对于战争的诞生是必不可少的。另一方面，凯利（Kelly 2000，第二章）所收集的令人印象深刻的人类学证据也暗示了，如果缺乏核心家庭乃至大家庭之外的群体认同，那么群体之间就不会爆发战争，尽管群体内仍会频繁发生个体间的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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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不晚于约公元前6000年—前4000年的新石器时代末期，战争已在多个主要子系统内爆发，并于公元前3000年—前2000年左右支配了这些系统。在那之后，这些系统内战争几乎连年不断，并在接下来的三四千年里维持着上升的势头（相关的宏观调查，参见Ferrill 1985，第二章；Cioffi-Revilla 1996；2000；Guilaine and Zammit 2005；Hamblin 2006；具体细节参见本章第四节）。[11]并不令人感到惊讶的是，在战争降临后（过了很久），所有子系统都出现了国家（相关证据参见Cioffi-Revilla 2000，71，85~88；Flannery and Marcus 2003；Spencer 2003；Spencer and Redmond 2001；2004；Redmond and Spencer 2006；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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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证据显示，相比于克劳塞维茨（Clausewitz）所处的时代，古代世界的战争其实是更彻底的全面战争。不论是士兵还是平民，一旦沦为战俘便遭杀害的现象（通常是残杀）是常态（Otterbein 2000；2004，195~198）。在古代埃及，战犯会被砍下头或手，身体也饱受残害，还会坐在马车上游行。“幸运”一点的则会沦为奴隶从而苟活下去（Hershey 1911，905~907）。罗马共和国与罗马帝国也实行了同样的野蛮手段——杀害囚犯、强暴妇女、掠夺财富都是罗马人的常态（Roth 2009）。第二次布匿战争（Punic War）期间，罗马在公元前146年彻底摧毁了迦太基。就连比较“文明”的古希腊人其实也没有什么不同——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公元前431年—前404年），雅典人屠杀了所有造反的米蒂利尼男人（公元前420年），还趁着斯巴达洗劫科西拉（Corcyra）时（公元前416年），屠杀了中立的米洛斯的所有男人（Thucydides 1954）。最后，古代中国于公元前293年所爆发的著名战争中，秦国就屠杀了韩魏两国的24万军队，之后又活埋了40万赵国降兵（杨宽2003，444，129；也可参见Hui 2005，62~63，86~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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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重要的是，在这些系统中征服常常会取得成功，证据就是随着历史的变迁，独立的政体数量急剧下降（Carneiro 1978；也可参见本书第三章）。在古代美索不达米亚，从乌鲁克文化晚期到杰姆代特奈斯尔（Jemdet Nasr）文化时期和早王朝时期，小群落逐渐被遗弃，取而代之的是由城墙保护的城市等大型定居点（Pollock 1999，67~77）。而这种变化的背后，至少有部分原因肯定是成功的征服和强制的屈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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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子系统的情况也与之类似。在古代安纳托利亚，赫梯帝国（Hittie Empire）时代见证了一系列的成功征服。公元前1402年—前221年，古代中国的独立政体数量从100个锐减为一个。公元前500年—前100年，阿尔班山（Monte Albán）人征服了整个瓦哈卡（Oaxaca）山谷，随后又向山谷外扩张。在秘鲁的东北海岸，查文（Chavin）于公元前200年征服了周边区域，并最终和另一个新兴国家（即莫契，Moche）爆发冲突。在前现代的欧洲系统内，从1450年到1648年的199年的跨度里，有超过321个国家被消灭，平均每个世纪就有161个国家消亡（参见本书第三章）。最后在印度子系统中，到了公元前500年，国家的数量缩减到15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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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服相对容易的时代，一直持续到了1648年，甚至1945年（参见本书第三章）。而这个事实和“征服通常成功”的观念，是在和平的天堂转型为进攻性现实主义世界之后，后者得以维持的关键因素。[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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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所强调的动力会带来一个简单的结果——在相当长的历史中，战争一直频繁肆虐。关于古代中国的一种统计显示，在仅仅259年的时间跨度中，《左传》就记载了540场列国战争和130多场大型内战（Lewis 1990，36）。对于战国时期，许田波（Hui 2005）的统计结论是，从公元前656年到公元前221年的435年里，发生了256场大国战争（即至少有一个大国卷入的战争）。其他区域内的战争也同样可怕。在古希腊和古罗马，战争几乎连年不断（参见本书附录三）。从1495年到1815年的前现代欧洲，就爆发了89场大国战争，换句话说，每3.65年就会发生一场大国战争（Levy 1983，88~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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