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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在旧石器时代（约公元前35000年—前10000年），除了著名的努比亚/北苏丹（Jebel Sahaba，捷贝尔·撒哈巴）的“117号遗址”（可以追溯到约公元前12000年—前10000年），今天乌克兰的瓦西列维克（Vasilevka，可以追溯到约公元前9000年—前8000年）及其他几处遗址之外，基本没有任何明确的战争证据（关于“117号遗址”及其意义，参见Kelly 2000，146~161；Guilaine and Zammit 2005，67~75；关于瓦西列维克及其他遗址，参见Guilaine and Zammit 2005，75~8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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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相对和平的天堂时代，人类从微小的人口总数和（相对）较低的人口压力，逐渐获得了缓慢但稳定的人口增长（Kremer 1993）。而稳定的人口增长最终累积到了明显的人口爆炸，即所谓的新石器人口转型（Bocquet-Appel and Bar-Yosef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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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子系统的证据也明确支持这一诠释。[7]古代美索不达米亚的纳吐夫（Natufian）文化时期（约公元前13000年—前11000年），人口在稳定增长。到公元前8000年，美索不达米亚已经出现了无数的小群落。而在欧贝德（Ubaid）文化时期（约公元前5000年—前4000年）和整个乌鲁克（Uruk）文化时期（约公元前3500年—前3100年），美索不达米亚境内定居地的数量和密度都在大大增加（Pollock 1999，56~58，图3.9；Adams 1981，图9，12，13）。同一时期的古代埃及人口增长趋势也证据确凿（Wenke 2009，69~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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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中国系统也遵循了相似的发展轨迹。从新石器时代早期到晚期，系统内的人口数量在稳定增长。在公元前7000年之前，只发现了大概十处考古遗址（朱乃诚2010，99）。到了公元前7000年（新石器时代早期），虽然只有一些地区达到了大型村落的规模，但迄今发现的此类遗址已有1000多处。再到公元前5000年（新石器时代中期），定居点扩展到了更多地方，尽管许多定居点相互间的距离非常远（部分原因是每个群体所控制的领土规模都很小）。到了公元前3000年（新石器时代晚期），人类占据了更多的地方，因为我们发现了该时期的大量遗址，且每个群体所占据的领地面积也在上升。这样的结果是，不同群体间的平均距离大大缩小（Chang 1986，234~242，特别是235页的图197；更多相关的细节证据，参见Liu 2004，24~28；郑杰祥2005；朱乃诚2010）。也因此，群体间的互动不可避免地更为密集，最终走向了致命的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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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对考古证据进行断代是个令人苦恼的挑战，不同作者和不同资料来源会使用不同数据。事实上，即使是研究同一个古代文明或子系统的不同学者，也可能会使用不同的划分时期。这样的话，不同时期的确切时段和年代因地而异，各个时期的确切时间也不完全相互精准对应。但宏观的发展轨迹是一致明确的。这张表格参考了Otterbein 2004，第三、四章；Hamblin 2006，4~5；van de Mieroop 2007，10~16；Wenke 2009，24，153~166；Trigger 2003。关于中石器时代之后的年代，我采用了古代近东已知的最早确切年代（Hamblin 200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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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智人与尼安德特人之间的冲突竞争一直持续到了约公元前2万年，而这也许是第一场“战争”。最终，前者几乎彻底消灭了后者。遗憾的是，至今只发现了极少的相关明确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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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德国的一个洞穴里，发现了一柄可以追溯到距今40万年的木质矛。从距今50万年—距今35万年的北京猿人（一种直立人）的饮食中，可以相当肯定这些早期的人科动物已经掌握了矛等打猎工具（Kelly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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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从逻辑上说，一个封闭区域内的人口增长必然导致现成的食物资源趋于枯竭，但很难给出相关的直接考古证据。尽管如此，还是有大量证据暗示，人类在波利尼西亚群岛、马达加斯加岛和北/南美洲等地进行迁徙和扩散时，当地的大型猎物（特别是那些易于抓捕的类型）也正好在短时间内迅速灭绝了（Diamond 1997，42~47；Otterbein 2004，12~13，66~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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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封闭区域内的人口增长必然导致绝对人口密度和相对人口压力同时上升，也就增加了人群相互接触的机会及爆发冲突的机会和必然性。但相关的直接考古证据也很难给出。幸运的是，几项关于原始人群的深入民族调查，很好地证实了相对人口压力与战争之间存在着联系。当相对人口压力较低时，战争则相对稀少，尽管偶尔会出现谋杀和袭击等暴力形式的资源竞争［Chagnon（1968）1997；Keeley 1988；Knauft 1991；也可参见Kelly 2000，135~147，第三章］。[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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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也很难找到可以证明自然灾害直接或间接地触发了战争的考古证据。因此，有关这点的证据主要基于推理。近来有证据暗示，在公元前8200年左右，土耳其南部发生了严重干旱，这可能推动了当地的皮西迪亚（Pisidia）地区在这之后进入了战争状态——其实土耳其的所有四个战争的早期遗址，即哈吉拉尔（Hacilar）、库拉土丘（Kurucay Huyuk）、休于杰克土丘（Huyucek Huyuk）和巴德玛咖吉土丘（Bademagaci Huyuk），都位于该地区内（Clare et al.2008）。与之类似，古代中国的中心区域所发生的暴力竞争也很可能是由一系列的气候恶化而触发的——公元前9000年—前3000年之间，（来自南中国海的）东亚季风持续减弱，退却到纬度较低的南方。到了约公元前4000年，中国西北的许多肥沃土地已经干旱化，迫使当地人南下而迁往更肥沃的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Liu 2004，第二章）。[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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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从理论上无法反驳，必须具备核心家庭乃至大家庭之外的群体认同才能出现战争这个观点，但我们还是得寻找有关的间接证据。西班牙莱万特的岩画描绘了具有不同的风格、行为和服饰的战士。这强烈暗示了人类很早就发展出了物质上和观念上的群体认同（Guilaine and Zammit 2005，103~119），而且这种认同对于战争的诞生是必不可少的。另一方面，凯利（Kelly 2000，第二章）所收集的令人印象深刻的人类学证据也暗示了，如果缺乏核心家庭乃至大家庭之外的群体认同，那么群体之间就不会爆发战争，尽管群体内仍会频繁发生个体间的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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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不晚于约公元前6000年—前4000年的新石器时代末期，战争已在多个主要子系统内爆发，并于公元前3000年—前2000年左右支配了这些系统。在那之后，这些系统内战争几乎连年不断，并在接下来的三四千年里维持着上升的势头（相关的宏观调查，参见Ferrill 1985，第二章；Cioffi-Revilla 1996；2000；Guilaine and Zammit 2005；Hamblin 2006；具体细节参见本章第四节）。[11]并不令人感到惊讶的是，在战争降临后（过了很久），所有子系统都出现了国家（相关证据参见Cioffi-Revilla 2000，71，85~88；Flannery and Marcus 2003；Spencer 2003；Spencer and Redmond 2001；2004；Redmond and Spencer 2006；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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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证据显示，相比于克劳塞维茨（Clausewitz）所处的时代，古代世界的战争其实是更彻底的全面战争。不论是士兵还是平民，一旦沦为战俘便遭杀害的现象（通常是残杀）是常态（Otterbein 2000；2004，195~198）。在古代埃及，战犯会被砍下头或手，身体也饱受残害，还会坐在马车上游行。“幸运”一点的则会沦为奴隶从而苟活下去（Hershey 1911，905~907）。罗马共和国与罗马帝国也实行了同样的野蛮手段——杀害囚犯、强暴妇女、掠夺财富都是罗马人的常态（Roth 2009）。第二次布匿战争（Punic War）期间，罗马在公元前146年彻底摧毁了迦太基。就连比较“文明”的古希腊人其实也没有什么不同——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公元前431年—前404年），雅典人屠杀了所有造反的米蒂利尼男人（公元前420年），还趁着斯巴达洗劫科西拉（Corcyra）时（公元前416年），屠杀了中立的米洛斯的所有男人（Thucydides 1954）。最后，古代中国于公元前293年所爆发的著名战争中，秦国就屠杀了韩魏两国的24万军队，之后又活埋了40万赵国降兵（杨宽2003，444，129；也可参见Hui 2005，62~63，86~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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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重要的是，在这些系统中征服常常会取得成功，证据就是随着历史的变迁，独立的政体数量急剧下降（Carneiro 1978；也可参见本书第三章）。在古代美索不达米亚，从乌鲁克文化晚期到杰姆代特奈斯尔（Jemdet Nasr）文化时期和早王朝时期，小群落逐渐被遗弃，取而代之的是由城墙保护的城市等大型定居点（Pollock 1999，67~77）。而这种变化的背后，至少有部分原因肯定是成功的征服和强制的屈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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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子系统的情况也与之类似。在古代安纳托利亚，赫梯帝国（Hittie Empire）时代见证了一系列的成功征服。公元前1402年—前221年，古代中国的独立政体数量从100个锐减为一个。公元前500年—前100年，阿尔班山（Monte Albán）人征服了整个瓦哈卡（Oaxaca）山谷，随后又向山谷外扩张。在秘鲁的东北海岸，查文（Chavin）于公元前200年征服了周边区域，并最终和另一个新兴国家（即莫契，Moche）爆发冲突。在前现代的欧洲系统内，从1450年到1648年的199年的跨度里，有超过321个国家被消灭，平均每个世纪就有161个国家消亡（参见本书第三章）。最后在印度子系统中，到了公元前500年，国家的数量缩减到15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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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服相对容易的时代，一直持续到了1648年，甚至1945年（参见本书第三章）。而这个事实和“征服通常成功”的观念，是在和平的天堂转型为进攻性现实主义世界之后，后者得以维持的关键因素。[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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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所强调的动力会带来一个简单的结果——在相当长的历史中，战争一直频繁肆虐。关于古代中国的一种统计显示，在仅仅259年的时间跨度中，《左传》就记载了540场列国战争和130多场大型内战（Lewis 1990，36）。对于战国时期，许田波（Hui 2005）的统计结论是，从公元前656年到公元前221年的435年里，发生了256场大国战争（即至少有一个大国卷入的战争）。其他区域内的战争也同样可怕。在古希腊和古罗马，战争几乎连年不断（参见本书附录三）。从1495年到1815年的前现代欧洲，就爆发了89场大国战争，换句话说，每3.65年就会发生一场大国战争（Levy 1983，88~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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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显然，这个事实证明了社会演化论对进攻性现实主义世界的诞生的解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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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关于存在狩猎工具或武器能成为战争的确凿证据这一点，我要在此特别提醒。由于许多武器最初都是狩猎工具，因此不能直接将存在的武器视为战争的证据。但军事专用的武器则可以构成战争的确凿证据。比如，战斧、槌、长矛、投石器、匕首（短剑）、剑和改进后的矛（标枪）都是战争的有力证据，因为它们的用途几乎仅限于格斗和处决。槌仅用于击碎头颅和骨骼（Hamblin 2006，20~21）。匕首仅用于近身格斗而非宰杀动物（Ferrill 1985，18~26）——割取动物身上的肉则会用斧头和小刀。投石器是野战的核心武器，但更重要的是用于攻城。最后，金属武器（冶金技术出现后）能构成战争的确凿证据——因为金属武器极其昂贵，它们是战争而非打猎的专用武器（Hamblin 2006，21~22；也可参见Otterbein 2004，第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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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关于什么能成为战争证据的早期探讨，参见Maschner 1998；Keeley 1998；Ferguson 1998（均在Martin and Frayer 1998）；Keeley 1996，第三章；2004；Cioffi-Revilla 2000，64~70。我剔除了关于战争、胜利、征服和英雄的传奇故事，因为它们几乎普遍存在于任何群体且广为人知。基利（Keeley 2004，110）也用了与我类型相似的材料。乔菲－列维拉（Cioffi-Revilla 2000）列举了六类证据：遗骸、区位、建筑、手工品（即武器）、图像和铭文。此处的第一类证据对应于他的“遗骸”，第二类证据对应于他的“手工品”，第三类证据对应于他的“建筑”，第四类证据便是图像与铭文。我排除了“区位”，乔菲－列维拉也认为此类证据不够有力。此外还要注意，战争的遗骸和建筑证据的出现要比图像和铭文证据早了1000多年，甚至更早。所有子系统最终都出现了图像证据，但一些子系统（即秘鲁和墨西哥）缺乏文字（铭文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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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黑猩猩就已经出现了物种内的自相残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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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关于伊比利亚半岛的洞穴/岩石更近、更全面的综述，参见Bicho et al.2007。对这些艺术品的断代工作并不容易。相关综述，参见Pettitt and Pike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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