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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不幸的是，“117号遗址”已经让我们窥探到了即将来临的恐怖世界。“它（即‘117号遗址’）包括了59具遗体，其中有24具（40.7%）存在被武器杀死的证据。”（Otterbein 2004，74；也可参见Hamblin 2006，3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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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更多关于其他子系统人口增长的证据，参见Bocquet-Appel and Bar-Yosef 2008中的具体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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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有趣的是，温克（Wenke）的估算显示，埃及人口在公元前2500年前一直处于稳定增长，之后却产生了下滑，然后再出现下一波增长。这可能是战争扩散的缘故。我们对人口增长与征服的代理人基建模（agent-based modeling）表明，在战争开始席卷系统之时，应该会出现人口数量下降（Tang et al.，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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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另一个证据可能就是，“新月沃地”（这其实是误称）的土壤并不肥沃——这片干燥且经常荒芜的土地无力养活日益增长的人口（Dickson 1987）。这也许部分解释了为什么战争首先爆发在该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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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另一个更广为人知的案例便是复活岛的崩溃，但它可能是因为与欧洲人相接触才引发的，而非出于单纯的生态恶化的原因（Hunt 2006；Hunt and Lipo 2009；参见Diamond 2005；Flenley and Bahn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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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乔菲－列维拉（Cioffi-Revilla 1996，11）指出，古代战争不如近代（公元1495年之后）战争那么频繁。这种解释是不准确的，甚至是错误的。不是所有的战争都被人类记录了下来，许多战争都没有留下太多的痕迹。更有可能的是，正如奥特本（Otterbein 2004，11，图1.1）所暗示的那样，在转型为进攻性现实主义世界后，古代系统的战争肆虐了很长一段时间（也可参见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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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我将在第三章展示，只有当征服变得困难时，系统才会转型为防御性现实主义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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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政治的社会演化：从公元前8000年到未来 四、进攻性现实主义世界的诞生：子系统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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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节将提供来自古代美索不达米亚、古代埃及、古代中国、秘鲁东北海岸、墨西哥瓦哈卡山谷和安纳托利亚这六个初始子系统的证据。[1]这六个系统都是封闭的，其系统内的战争的起源也很可能是内生的。[2]为了进一步支持本书的理论，我也简单考察了其他四个间接系统（即战争是从其他初始子系统扩散而来的系统，参见本书附录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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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括而言，虽然构建这些系统的精确历史难免会有漏洞，[3]但现有的证据无可反驳地指向了一个结论——这六个子系统都经历了战争从无到有，继而四处弥漫且愈发血腥的过程，尽管由于人口总数不多，瓦哈卡山谷和秘鲁东北海岸在冲突规模上都逊于其他四个系统。[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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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古代美索不达米亚（附录二，表S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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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近东地区的两河（即底格里斯河与幼发拉底河）流域之间，便是美索不达米亚。[5]它东及扎格罗斯（Zagros）山脉，西北抵叙利亚沙漠，西临阿拉伯大沙漠，北靠托罗斯（Taurus）山脉，南迄波斯湾。[6]这片土地孕育了诸多耳熟能详的帝国文明——苏美尔（Sumer）、阿卡德（Akkad）、亚述（Assyria）、巴比伦（Babylonia）、埃兰（Elam或称Susiana，苏萨阿拿）、赫梯、米坦尼（Mitanni，又称Hurrians，胡里特人）。它们都是通过征服与扩张才书写了自己的时代。[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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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公元前3500年之前，美索不达米亚很少有战争的迹象。到了公元前3500年（乌鲁克文化晚期）甚至更早，战争的证据已经无可辩驳了（Hamblin 2006，第二章；McIntosh 2005，185）。早王朝时期（约公元前2900年—前2300年）更是战争肆虐（Hamblin 2006，44）。公元前1600/1500年—前1200/1050年，大近东的几大强国（即巴比伦、亚述、埃兰、赫梯、米坦尼和埃及）间的战争几乎连年不断（Kuhrt 1995，第一卷，第二部分；McIntosh 2005，第四章；Hamblin 2006；van de Mieroop 2007，第七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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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器和遗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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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代美索不达米亚挖掘出的年代最悠久的铜质矛头，可以追溯到公元前第四个千年初。大致同一时期的一口碗上，或许出现了第一幅描绘战士的画——他一手拿弓，一手持槌（Hamblin 2006，34）。自那以后，古代美索不达米亚发展出了不少冷兵器时代最重要的武器——包括战车（约公元前2550年）、复合弓（公元前第三个千年末至第二个千年初，参见Hamblin 2006，89~95；McIntosh 2005，188）[8]、镰形剑（公元前2000年之后，参见Hamblin 2006，66~71；特别是第五、六章）和马车（约公元前1500年，参见Hamblin 2006，第五章；van de Mieroop 2007，122~125）。古代美索不达米亚还发明了一些原始的战斗队形——大致不晚于公元前2550年，方阵就已经出现了［参见下文的“秃鹫石板”（Stele of the Vult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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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上，考古学家主要聚焦于美索不达米亚南部。但近来在叙利亚东北部的布拉克丘（Tell Brak）所发现的美索不达米亚北部的集体墓地，将该系统内的战争起源时间推到了公元前第四个千年初（约公元前3800年—前3600年）。这个发现也意味着，美索不达米亚北部可能比南部更早地进入了残忍的全面战争状态（McMahon et al. 2008）。[9]年代稍晚的证据表明，古代美索不达米亚的战争常常走向残忍的全面战争。阿卡德人和亚述人都以作战野蛮而闻名，但当巴比伦人和米堤亚人于公元前612年击败亚述时，他们用同样残忍的手段报复了亚述人。在位于卡拉（Kalhu）的亚述检阅宫殿（Assyrian Review Palace）的一口泉井中，发现了180具遭到捆绑的亚述士兵的遗体。而巴比伦人和米堤亚人对象征着亚述人的荣耀与权力的城市尼尼微（Nineveh）进行了彻底的洗劫（McIntosh 2005，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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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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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欧贝德文化晚期（约公元前5000年—前4000年），即使是最大的城市埃利都（Eridu），也可能没有设防（Hamblin 2006，34）。到了乌鲁克文化晚期（或前王朝时代，约公元前3500年—前3100年），美索不达米亚境内所有的大城市，都砌上了大块的泥砖及土墙来加强防御。起初，城墙是由夯土堆砌而成的，之后换成了经过曝晒和烘烤的砖块（Hamblin 2006，37~39）。到了公元前第二个千年，由壕沟、城墙和塔楼所组成的整体防御设施不仅更加随处可见，也更加高耸（McIntosh 2005，188~189）。都城等大城市更是成为耗资巨大且精心设防的堡垒，巴比伦（巴比伦王国的都城）和尼尼微（亚述的一座堡垒）就是其中的典型（McIntosh 2005，191~192）。因此，诸如“瑞穆什的堡垒”（DurRimush）和“阿加德的据点”（Dur-Akkade）等许多堡垒和要塞，都是以王朝或其开创者的名字来命名的（Kuhrt 1995，第一卷，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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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像和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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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的文献记载表明，在这片被誉为“文明的摇篮”的土地上所爆发的战争，即使没有走向全面战争，也足以称得上残忍。最典型的就是在乌鲁克文化时期，神王的形象主宰了军事艺术品的主题——大部分的君王形象都是在展示其英勇善战，甚至通过击打囚犯来反映他的丰功伟绩（Hamblin 2006，37~39）。在防御工事于公元前3000年左右出现后不久，雕塑品和圆柱形印章就开始描绘攻城的场景（Hamblin 2006，37~39，特别是第八章）。乌鲁克文化晚期的艺术品中出现了处决囚犯的场景（Matthews 2003，108~126；Hamblin 2006，34~44；McMahon et al.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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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这并不应该令人感到惊讶。公元前2550年—前2250年，苏美尔境内的四个强大城邦国家（或王国）——基什（Kish）、拉格什（Lagash）、乌玛（Umma）和乌尔（Ur）之间几乎连年交战。也正因如此，苏美尔王表（Sumerian King List）明确声称，“（苏美尔系统内的）王权继承机制就是战争”（Hamblin 2006，42）。只有在萨尔贡（Sargon）和纳拉姆辛（Naram-Sin）领导阿卡德统一了美索不达米亚南部的时候，境内的战争才暂时停止（Hamblin 2006，第二、三章；van de Mieroop 2007，第三、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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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公元前2500年左右的所有艺术绘画都在描绘从苏美尔至亚述时代的战士、军队和战役（Hamblin 2006，第二、三章）。这些图像证据中，最著名的就是“乌尔之旗”（Standard of Ur）、“秃鹫石板”和“纳拉姆辛胜利石碑”（Victory Stele of Naram-S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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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尔之旗”（约公元前2550年）并非对战争的写实，而是描绘了乌尔王大获全胜的场景。在“乌尔之旗”上，出现了斧头、棍棒、标枪、小刀、矛和战车，乌尔的战士们挥舞着手中的武器，包围了囚犯并缴获了战利品（Hamblin 2006，4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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