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3235150
大量证据显示，相比于克劳塞维茨（Clausewitz）所处的时代，古代世界的战争其实是更彻底的全面战争。不论是士兵还是平民，一旦沦为战俘便遭杀害的现象（通常是残杀）是常态（Otterbein 2000；2004，195~198）。在古代埃及，战犯会被砍下头或手，身体也饱受残害，还会坐在马车上游行。“幸运”一点的则会沦为奴隶从而苟活下去（Hershey 1911，905~907）。罗马共和国与罗马帝国也实行了同样的野蛮手段——杀害囚犯、强暴妇女、掠夺财富都是罗马人的常态（Roth 2009）。第二次布匿战争（Punic War）期间，罗马在公元前146年彻底摧毁了迦太基。就连比较“文明”的古希腊人其实也没有什么不同——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公元前431年—前404年），雅典人屠杀了所有造反的米蒂利尼男人（公元前420年），还趁着斯巴达洗劫科西拉（Corcyra）时（公元前416年），屠杀了中立的米洛斯的所有男人（Thucydides 1954）。最后，古代中国于公元前293年所爆发的著名战争中，秦国就屠杀了韩魏两国的24万军队，之后又活埋了40万赵国降兵（杨宽2003，444，129；也可参见Hui 2005，62~63，86~87）。
1703235151
1703235152
更重要的是，在这些系统中征服常常会取得成功，证据就是随着历史的变迁，独立的政体数量急剧下降（Carneiro 1978；也可参见本书第三章）。在古代美索不达米亚，从乌鲁克文化晚期到杰姆代特奈斯尔（Jemdet Nasr）文化时期和早王朝时期，小群落逐渐被遗弃，取而代之的是由城墙保护的城市等大型定居点（Pollock 1999，67~77）。而这种变化的背后，至少有部分原因肯定是成功的征服和强制的屈服。
1703235153
1703235154
其他子系统的情况也与之类似。在古代安纳托利亚，赫梯帝国（Hittie Empire）时代见证了一系列的成功征服。公元前1402年—前221年，古代中国的独立政体数量从100个锐减为一个。公元前500年—前100年，阿尔班山（Monte Albán）人征服了整个瓦哈卡（Oaxaca）山谷，随后又向山谷外扩张。在秘鲁的东北海岸，查文（Chavin）于公元前200年征服了周边区域，并最终和另一个新兴国家（即莫契，Moche）爆发冲突。在前现代的欧洲系统内，从1450年到1648年的199年的跨度里，有超过321个国家被消灭，平均每个世纪就有161个国家消亡（参见本书第三章）。最后在印度子系统中，到了公元前500年，国家的数量缩减到15个。
1703235155
1703235156
征服相对容易的时代，一直持续到了1648年，甚至1945年（参见本书第三章）。而这个事实和“征服通常成功”的观念，是在和平的天堂转型为进攻性现实主义世界之后，后者得以维持的关键因素。[12]
1703235157
1703235158
上文所强调的动力会带来一个简单的结果——在相当长的历史中，战争一直频繁肆虐。关于古代中国的一种统计显示，在仅仅259年的时间跨度中，《左传》就记载了540场列国战争和130多场大型内战（Lewis 1990，36）。对于战国时期，许田波（Hui 2005）的统计结论是，从公元前656年到公元前221年的435年里，发生了256场大国战争（即至少有一个大国卷入的战争）。其他区域内的战争也同样可怕。在古希腊和古罗马，战争几乎连年不断（参见本书附录三）。从1495年到1815年的前现代欧洲，就爆发了89场大国战争，换句话说，每3.65年就会发生一场大国战争（Levy 1983，88~91）。
1703235159
1703235160
[1]显然，这个事实证明了社会演化论对进攻性现实主义世界的诞生的解释力。
1703235161
1703235162
[2]关于存在狩猎工具或武器能成为战争的确凿证据这一点，我要在此特别提醒。由于许多武器最初都是狩猎工具，因此不能直接将存在的武器视为战争的证据。但军事专用的武器则可以构成战争的确凿证据。比如，战斧、槌、长矛、投石器、匕首（短剑）、剑和改进后的矛（标枪）都是战争的有力证据，因为它们的用途几乎仅限于格斗和处决。槌仅用于击碎头颅和骨骼（Hamblin 2006，20~21）。匕首仅用于近身格斗而非宰杀动物（Ferrill 1985，18~26）——割取动物身上的肉则会用斧头和小刀。投石器是野战的核心武器，但更重要的是用于攻城。最后，金属武器（冶金技术出现后）能构成战争的确凿证据——因为金属武器极其昂贵，它们是战争而非打猎的专用武器（Hamblin 2006，21~22；也可参见Otterbein 2004，第四章）。
1703235163
1703235164
[3]关于什么能成为战争证据的早期探讨，参见Maschner 1998；Keeley 1998；Ferguson 1998（均在Martin and Frayer 1998）；Keeley 1996，第三章；2004；Cioffi-Revilla 2000，64~70。我剔除了关于战争、胜利、征服和英雄的传奇故事，因为它们几乎普遍存在于任何群体且广为人知。基利（Keeley 2004，110）也用了与我类型相似的材料。乔菲－列维拉（Cioffi-Revilla 2000）列举了六类证据：遗骸、区位、建筑、手工品（即武器）、图像和铭文。此处的第一类证据对应于他的“遗骸”，第二类证据对应于他的“手工品”，第三类证据对应于他的“建筑”，第四类证据便是图像与铭文。我排除了“区位”，乔菲－列维拉也认为此类证据不够有力。此外还要注意，战争的遗骸和建筑证据的出现要比图像和铭文证据早了1000多年，甚至更早。所有子系统最终都出现了图像证据，但一些子系统（即秘鲁和墨西哥）缺乏文字（铭文证据）。
1703235165
1703235166
[4]黑猩猩就已经出现了物种内的自相残杀。
1703235167
1703235168
[5]关于伊比利亚半岛的洞穴/岩石更近、更全面的综述，参见Bicho et al.2007。对这些艺术品的断代工作并不容易。相关综述，参见Pettitt and Pike 2007。
1703235169
1703235170
[6]不幸的是，“117号遗址”已经让我们窥探到了即将来临的恐怖世界。“它（即‘117号遗址’）包括了59具遗体，其中有24具（40.7%）存在被武器杀死的证据。”（Otterbein 2004，74；也可参见Hamblin 2006，32~33）
1703235171
1703235172
[7]更多关于其他子系统人口增长的证据，参见Bocquet-Appel and Bar-Yosef 2008中的具体章节。
1703235173
1703235174
[8]有趣的是，温克（Wenke）的估算显示，埃及人口在公元前2500年前一直处于稳定增长，之后却产生了下滑，然后再出现下一波增长。这可能是战争扩散的缘故。我们对人口增长与征服的代理人基建模（agent-based modeling）表明，在战争开始席卷系统之时，应该会出现人口数量下降（Tang et al.，n.d.）。
1703235175
1703235176
[9]另一个证据可能就是，“新月沃地”（这其实是误称）的土壤并不肥沃——这片干燥且经常荒芜的土地无力养活日益增长的人口（Dickson 1987）。这也许部分解释了为什么战争首先爆发在该区域。
1703235177
1703235178
[10]另一个更广为人知的案例便是复活岛的崩溃，但它可能是因为与欧洲人相接触才引发的，而非出于单纯的生态恶化的原因（Hunt 2006；Hunt and Lipo 2009；参见Diamond 2005；Flenley and Bahn 2002）。
1703235179
1703235180
[11]乔菲－列维拉（Cioffi-Revilla 1996，11）指出，古代战争不如近代（公元1495年之后）战争那么频繁。这种解释是不准确的，甚至是错误的。不是所有的战争都被人类记录了下来，许多战争都没有留下太多的痕迹。更有可能的是，正如奥特本（Otterbein 2004，11，图1.1）所暗示的那样，在转型为进攻性现实主义世界后，古代系统的战争肆虐了很长一段时间（也可参见下文）。
1703235181
1703235182
[12]我将在第三章展示，只有当征服变得困难时，系统才会转型为防御性现实主义世界。
1703235183
1703235184
1703235185
1703235186
1703235188
国际政治的社会演化：从公元前8000年到未来 四、进攻性现实主义世界的诞生：子系统的证据
1703235189
1703235190
本节将提供来自古代美索不达米亚、古代埃及、古代中国、秘鲁东北海岸、墨西哥瓦哈卡山谷和安纳托利亚这六个初始子系统的证据。[1]这六个系统都是封闭的，其系统内的战争的起源也很可能是内生的。[2]为了进一步支持本书的理论，我也简单考察了其他四个间接系统（即战争是从其他初始子系统扩散而来的系统，参见本书附录三）。
1703235191
1703235192
概括而言，虽然构建这些系统的精确历史难免会有漏洞，[3]但现有的证据无可反驳地指向了一个结论——这六个子系统都经历了战争从无到有，继而四处弥漫且愈发血腥的过程，尽管由于人口总数不多，瓦哈卡山谷和秘鲁东北海岸在冲突规模上都逊于其他四个系统。[4]
1703235193
1703235194
（一）古代美索不达米亚（附录二，表S2.1）
1703235195
1703235196
大近东地区的两河（即底格里斯河与幼发拉底河）流域之间，便是美索不达米亚。[5]它东及扎格罗斯（Zagros）山脉，西北抵叙利亚沙漠，西临阿拉伯大沙漠，北靠托罗斯（Taurus）山脉，南迄波斯湾。[6]这片土地孕育了诸多耳熟能详的帝国文明——苏美尔（Sumer）、阿卡德（Akkad）、亚述（Assyria）、巴比伦（Babylonia）、埃兰（Elam或称Susiana，苏萨阿拿）、赫梯、米坦尼（Mitanni，又称Hurrians，胡里特人）。它们都是通过征服与扩张才书写了自己的时代。[7]
1703235197
1703235198
在公元前3500年之前，美索不达米亚很少有战争的迹象。到了公元前3500年（乌鲁克文化晚期）甚至更早，战争的证据已经无可辩驳了（Hamblin 2006，第二章；McIntosh 2005，185）。早王朝时期（约公元前2900年—前2300年）更是战争肆虐（Hamblin 2006，44）。公元前1600/1500年—前1200/1050年，大近东的几大强国（即巴比伦、亚述、埃兰、赫梯、米坦尼和埃及）间的战争几乎连年不断（Kuhrt 1995，第一卷，第二部分；McIntosh 2005，第四章；Hamblin 2006；van de Mieroop 2007，第七章）。
1703235199
[
上一页 ]
[ :1.70323515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