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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证据显示,相比于克劳塞维茨(Clausewitz)所处的时代,古代世界的战争其实是更彻底的全面战争。不论是士兵还是平民,一旦沦为战俘便遭杀害的现象(通常是残杀)是常态(Otterbein 2000;2004,195~198)。在古代埃及,战犯会被砍下头或手,身体也饱受残害,还会坐在马车上游行。“幸运”一点的则会沦为奴隶从而苟活下去(Hershey 1911,905~907)。罗马共和国与罗马帝国也实行了同样的野蛮手段——杀害囚犯、强暴妇女、掠夺财富都是罗马人的常态(Roth 2009)。第二次布匿战争(Punic War)期间,罗马在公元前146年彻底摧毁了迦太基。就连比较“文明”的古希腊人其实也没有什么不同——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公元前431年—前404年),雅典人屠杀了所有造反的米蒂利尼男人(公元前420年),还趁着斯巴达洗劫科西拉(Corcyra)时(公元前416年),屠杀了中立的米洛斯的所有男人(Thucydides 1954)。最后,古代中国于公元前293年所爆发的著名战争中,秦国就屠杀了韩魏两国的24万军队,之后又活埋了40万赵国降兵(杨宽2003,444,129;也可参见Hui 2005,62~63,86~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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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重要的是,在这些系统中征服常常会取得成功,证据就是随着历史的变迁,独立的政体数量急剧下降(Carneiro 1978;也可参见本书第三章)。在古代美索不达米亚,从乌鲁克文化晚期到杰姆代特奈斯尔(Jemdet Nasr)文化时期和早王朝时期,小群落逐渐被遗弃,取而代之的是由城墙保护的城市等大型定居点(Pollock 1999,67~77)。而这种变化的背后,至少有部分原因肯定是成功的征服和强制的屈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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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子系统的情况也与之类似。在古代安纳托利亚,赫梯帝国(Hittie Empire)时代见证了一系列的成功征服。公元前1402年—前221年,古代中国的独立政体数量从100个锐减为一个。公元前500年—前100年,阿尔班山(Monte Albán)人征服了整个瓦哈卡(Oaxaca)山谷,随后又向山谷外扩张。在秘鲁的东北海岸,查文(Chavin)于公元前200年征服了周边区域,并最终和另一个新兴国家(即莫契,Moche)爆发冲突。在前现代的欧洲系统内,从1450年到1648年的199年的跨度里,有超过321个国家被消灭,平均每个世纪就有161个国家消亡(参见本书第三章)。最后在印度子系统中,到了公元前500年,国家的数量缩减到15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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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服相对容易的时代,一直持续到了1648年,甚至1945年(参见本书第三章)。而这个事实和“征服通常成功”的观念,是在和平的天堂转型为进攻性现实主义世界之后,后者得以维持的关键因素。[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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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所强调的动力会带来一个简单的结果——在相当长的历史中,战争一直频繁肆虐。关于古代中国的一种统计显示,在仅仅259年的时间跨度中,《左传》就记载了540场列国战争和130多场大型内战(Lewis 1990,36)。对于战国时期,许田波(Hui 2005)的统计结论是,从公元前656年到公元前221年的435年里,发生了256场大国战争(即至少有一个大国卷入的战争)。其他区域内的战争也同样可怕。在古希腊和古罗马,战争几乎连年不断(参见本书附录三)。从1495年到1815年的前现代欧洲,就爆发了89场大国战争,换句话说,每3.65年就会发生一场大国战争(Levy 1983,88~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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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显然,这个事实证明了社会演化论对进攻性现实主义世界的诞生的解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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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关于存在狩猎工具或武器能成为战争的确凿证据这一点,我要在此特别提醒。由于许多武器最初都是狩猎工具,因此不能直接将存在的武器视为战争的证据。但军事专用的武器则可以构成战争的确凿证据。比如,战斧、槌、长矛、投石器、匕首(短剑)、剑和改进后的矛(标枪)都是战争的有力证据,因为它们的用途几乎仅限于格斗和处决。槌仅用于击碎头颅和骨骼(Hamblin 2006,20~21)。匕首仅用于近身格斗而非宰杀动物(Ferrill 1985,18~26)——割取动物身上的肉则会用斧头和小刀。投石器是野战的核心武器,但更重要的是用于攻城。最后,金属武器(冶金技术出现后)能构成战争的确凿证据——因为金属武器极其昂贵,它们是战争而非打猎的专用武器(Hamblin 2006,21~22;也可参见Otterbein 2004,第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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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关于什么能成为战争证据的早期探讨,参见Maschner 1998;Keeley 1998;Ferguson 1998(均在Martin and Frayer 1998);Keeley 1996,第三章;2004;Cioffi-Revilla 2000,64~70。我剔除了关于战争、胜利、征服和英雄的传奇故事,因为它们几乎普遍存在于任何群体且广为人知。基利(Keeley 2004,110)也用了与我类型相似的材料。乔菲-列维拉(Cioffi-Revilla 2000)列举了六类证据:遗骸、区位、建筑、手工品(即武器)、图像和铭文。此处的第一类证据对应于他的“遗骸”,第二类证据对应于他的“手工品”,第三类证据对应于他的“建筑”,第四类证据便是图像与铭文。我排除了“区位”,乔菲-列维拉也认为此类证据不够有力。此外还要注意,战争的遗骸和建筑证据的出现要比图像和铭文证据早了1000多年,甚至更早。所有子系统最终都出现了图像证据,但一些子系统(即秘鲁和墨西哥)缺乏文字(铭文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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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黑猩猩就已经出现了物种内的自相残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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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关于伊比利亚半岛的洞穴/岩石更近、更全面的综述,参见Bicho et al.2007。对这些艺术品的断代工作并不容易。相关综述,参见Pettitt and Pike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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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不幸的是,“117号遗址”已经让我们窥探到了即将来临的恐怖世界。“它(即‘117号遗址’)包括了59具遗体,其中有24具(40.7%)存在被武器杀死的证据。”(Otterbein 2004,74;也可参见Hamblin 2006,3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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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更多关于其他子系统人口增长的证据,参见Bocquet-Appel and Bar-Yosef 2008中的具体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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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有趣的是,温克(Wenke)的估算显示,埃及人口在公元前2500年前一直处于稳定增长,之后却产生了下滑,然后再出现下一波增长。这可能是战争扩散的缘故。我们对人口增长与征服的代理人基建模(agent-based modeling)表明,在战争开始席卷系统之时,应该会出现人口数量下降(Tang et al.,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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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另一个证据可能就是,“新月沃地”(这其实是误称)的土壤并不肥沃——这片干燥且经常荒芜的土地无力养活日益增长的人口(Dickson 1987)。这也许部分解释了为什么战争首先爆发在该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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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另一个更广为人知的案例便是复活岛的崩溃,但它可能是因为与欧洲人相接触才引发的,而非出于单纯的生态恶化的原因(Hunt 2006;Hunt and Lipo 2009;参见Diamond 2005;Flenley and Bahn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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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乔菲-列维拉(Cioffi-Revilla 1996,11)指出,古代战争不如近代(公元1495年之后)战争那么频繁。这种解释是不准确的,甚至是错误的。不是所有的战争都被人类记录了下来,许多战争都没有留下太多的痕迹。更有可能的是,正如奥特本(Otterbein 2004,11,图1.1)所暗示的那样,在转型为进攻性现实主义世界后,古代系统的战争肆虐了很长一段时间(也可参见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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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我将在第三章展示,只有当征服变得困难时,系统才会转型为防御性现实主义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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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政治的社会演化:从公元前8000年到未来 四、进攻性现实主义世界的诞生:子系统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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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节将提供来自古代美索不达米亚、古代埃及、古代中国、秘鲁东北海岸、墨西哥瓦哈卡山谷和安纳托利亚这六个初始子系统的证据。[1]这六个系统都是封闭的,其系统内的战争的起源也很可能是内生的。[2]为了进一步支持本书的理论,我也简单考察了其他四个间接系统(即战争是从其他初始子系统扩散而来的系统,参见本书附录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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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括而言,虽然构建这些系统的精确历史难免会有漏洞,[3]但现有的证据无可反驳地指向了一个结论——这六个子系统都经历了战争从无到有,继而四处弥漫且愈发血腥的过程,尽管由于人口总数不多,瓦哈卡山谷和秘鲁东北海岸在冲突规模上都逊于其他四个系统。[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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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古代美索不达米亚(附录二,表S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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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近东地区的两河(即底格里斯河与幼发拉底河)流域之间,便是美索不达米亚。[5]它东及扎格罗斯(Zagros)山脉,西北抵叙利亚沙漠,西临阿拉伯大沙漠,北靠托罗斯(Taurus)山脉,南迄波斯湾。[6]这片土地孕育了诸多耳熟能详的帝国文明——苏美尔(Sumer)、阿卡德(Akkad)、亚述(Assyria)、巴比伦(Babylonia)、埃兰(Elam或称Susiana,苏萨阿拿)、赫梯、米坦尼(Mitanni,又称Hurrians,胡里特人)。它们都是通过征服与扩张才书写了自己的时代。[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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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公元前3500年之前,美索不达米亚很少有战争的迹象。到了公元前3500年(乌鲁克文化晚期)甚至更早,战争的证据已经无可辩驳了(Hamblin 2006,第二章;McIntosh 2005,185)。早王朝时期(约公元前2900年—前2300年)更是战争肆虐(Hamblin 2006,44)。公元前1600/1500年—前1200/1050年,大近东的几大强国(即巴比伦、亚述、埃兰、赫梯、米坦尼和埃及)间的战争几乎连年不断(Kuhrt 1995,第一卷,第二部分;McIntosh 2005,第四章;Hamblin 2006;van de Mieroop 2007,第七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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