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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乔菲-列维拉(Cioffi-Revilla 1996,11)指出,古代战争不如近代(公元1495年之后)战争那么频繁。这种解释是不准确的,甚至是错误的。不是所有的战争都被人类记录了下来,许多战争都没有留下太多的痕迹。更有可能的是,正如奥特本(Otterbein 2004,11,图1.1)所暗示的那样,在转型为进攻性现实主义世界后,古代系统的战争肆虐了很长一段时间(也可参见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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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我将在第三章展示,只有当征服变得困难时,系统才会转型为防御性现实主义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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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政治的社会演化:从公元前8000年到未来 四、进攻性现实主义世界的诞生:子系统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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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节将提供来自古代美索不达米亚、古代埃及、古代中国、秘鲁东北海岸、墨西哥瓦哈卡山谷和安纳托利亚这六个初始子系统的证据。[1]这六个系统都是封闭的,其系统内的战争的起源也很可能是内生的。[2]为了进一步支持本书的理论,我也简单考察了其他四个间接系统(即战争是从其他初始子系统扩散而来的系统,参见本书附录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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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括而言,虽然构建这些系统的精确历史难免会有漏洞,[3]但现有的证据无可反驳地指向了一个结论——这六个子系统都经历了战争从无到有,继而四处弥漫且愈发血腥的过程,尽管由于人口总数不多,瓦哈卡山谷和秘鲁东北海岸在冲突规模上都逊于其他四个系统。[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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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古代美索不达米亚(附录二,表S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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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近东地区的两河(即底格里斯河与幼发拉底河)流域之间,便是美索不达米亚。[5]它东及扎格罗斯(Zagros)山脉,西北抵叙利亚沙漠,西临阿拉伯大沙漠,北靠托罗斯(Taurus)山脉,南迄波斯湾。[6]这片土地孕育了诸多耳熟能详的帝国文明——苏美尔(Sumer)、阿卡德(Akkad)、亚述(Assyria)、巴比伦(Babylonia)、埃兰(Elam或称Susiana,苏萨阿拿)、赫梯、米坦尼(Mitanni,又称Hurrians,胡里特人)。它们都是通过征服与扩张才书写了自己的时代。[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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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公元前3500年之前,美索不达米亚很少有战争的迹象。到了公元前3500年(乌鲁克文化晚期)甚至更早,战争的证据已经无可辩驳了(Hamblin 2006,第二章;McIntosh 2005,185)。早王朝时期(约公元前2900年—前2300年)更是战争肆虐(Hamblin 2006,44)。公元前1600/1500年—前1200/1050年,大近东的几大强国(即巴比伦、亚述、埃兰、赫梯、米坦尼和埃及)间的战争几乎连年不断(Kuhrt 1995,第一卷,第二部分;McIntosh 2005,第四章;Hamblin 2006;van de Mieroop 2007,第七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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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器和遗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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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代美索不达米亚挖掘出的年代最悠久的铜质矛头,可以追溯到公元前第四个千年初。大致同一时期的一口碗上,或许出现了第一幅描绘战士的画——他一手拿弓,一手持槌(Hamblin 2006,34)。自那以后,古代美索不达米亚发展出了不少冷兵器时代最重要的武器——包括战车(约公元前2550年)、复合弓(公元前第三个千年末至第二个千年初,参见Hamblin 2006,89~95;McIntosh 2005,188)[8]、镰形剑(公元前2000年之后,参见Hamblin 2006,66~71;特别是第五、六章)和马车(约公元前1500年,参见Hamblin 2006,第五章;van de Mieroop 2007,122~125)。古代美索不达米亚还发明了一些原始的战斗队形——大致不晚于公元前2550年,方阵就已经出现了[参见下文的“秃鹫石板”(Stele of the Vult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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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上,考古学家主要聚焦于美索不达米亚南部。但近来在叙利亚东北部的布拉克丘(Tell Brak)所发现的美索不达米亚北部的集体墓地,将该系统内的战争起源时间推到了公元前第四个千年初(约公元前3800年—前3600年)。这个发现也意味着,美索不达米亚北部可能比南部更早地进入了残忍的全面战争状态(McMahon et al. 2008)。[9]年代稍晚的证据表明,古代美索不达米亚的战争常常走向残忍的全面战争。阿卡德人和亚述人都以作战野蛮而闻名,但当巴比伦人和米堤亚人于公元前612年击败亚述时,他们用同样残忍的手段报复了亚述人。在位于卡拉(Kalhu)的亚述检阅宫殿(Assyrian Review Palace)的一口泉井中,发现了180具遭到捆绑的亚述士兵的遗体。而巴比伦人和米堤亚人对象征着亚述人的荣耀与权力的城市尼尼微(Nineveh)进行了彻底的洗劫(McIntosh 2005,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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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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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欧贝德文化晚期(约公元前5000年—前4000年),即使是最大的城市埃利都(Eridu),也可能没有设防(Hamblin 2006,34)。到了乌鲁克文化晚期(或前王朝时代,约公元前3500年—前3100年),美索不达米亚境内所有的大城市,都砌上了大块的泥砖及土墙来加强防御。起初,城墙是由夯土堆砌而成的,之后换成了经过曝晒和烘烤的砖块(Hamblin 2006,37~39)。到了公元前第二个千年,由壕沟、城墙和塔楼所组成的整体防御设施不仅更加随处可见,也更加高耸(McIntosh 2005,188~189)。都城等大城市更是成为耗资巨大且精心设防的堡垒,巴比伦(巴比伦王国的都城)和尼尼微(亚述的一座堡垒)就是其中的典型(McIntosh 2005,191~192)。因此,诸如“瑞穆什的堡垒”(DurRimush)和“阿加德的据点”(Dur-Akkade)等许多堡垒和要塞,都是以王朝或其开创者的名字来命名的(Kuhrt 1995,第一卷,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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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像和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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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的文献记载表明,在这片被誉为“文明的摇篮”的土地上所爆发的战争,即使没有走向全面战争,也足以称得上残忍。最典型的就是在乌鲁克文化时期,神王的形象主宰了军事艺术品的主题——大部分的君王形象都是在展示其英勇善战,甚至通过击打囚犯来反映他的丰功伟绩(Hamblin 2006,37~39)。在防御工事于公元前3000年左右出现后不久,雕塑品和圆柱形印章就开始描绘攻城的场景(Hamblin 2006,37~39,特别是第八章)。乌鲁克文化晚期的艺术品中出现了处决囚犯的场景(Matthews 2003,108~126;Hamblin 2006,34~44;McMahon et al.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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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这并不应该令人感到惊讶。公元前2550年—前2250年,苏美尔境内的四个强大城邦国家(或王国)——基什(Kish)、拉格什(Lagash)、乌玛(Umma)和乌尔(Ur)之间几乎连年交战。也正因如此,苏美尔王表(Sumerian King List)明确声称,“(苏美尔系统内的)王权继承机制就是战争”(Hamblin 2006,42)。只有在萨尔贡(Sargon)和纳拉姆辛(Naram-Sin)领导阿卡德统一了美索不达米亚南部的时候,境内的战争才暂时停止(Hamblin 2006,第二、三章;van de Mieroop 2007,第三、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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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公元前2500年左右的所有艺术绘画都在描绘从苏美尔至亚述时代的战士、军队和战役(Hamblin 2006,第二、三章)。这些图像证据中,最著名的就是“乌尔之旗”(Standard of Ur)、“秃鹫石板”和“纳拉姆辛胜利石碑”(Victory Stele of Naram-S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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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尔之旗”(约公元前2550年)并非对战争的写实,而是描绘了乌尔王大获全胜的场景。在“乌尔之旗”上,出现了斧头、棍棒、标枪、小刀、矛和战车,乌尔的战士们挥舞着手中的武器,包围了囚犯并缴获了战利品(Hamblin 2006,4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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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秃鹫石板”(约公元前2425年)被公认为美索不达米亚最著名的战争图像艺术品,它描绘了在与乌玛国王埃那卡莱(Enakale)史诗般的交战中,拉格什国王埃阿那图姆(Enantum)获胜的场景(Hamblin 2006,55~59)。这场拉格什—乌玛之战,可能是有历史记载以来的第一场领土争夺战。而两者的交锋很可能延续了150年之久(约公元前2500年—前2350年,参见van de Mieroop 2007,48~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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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拉姆辛胜利石碑”描绘了阿卡德帝国的第四位统治者,也就是统一了美索不达米亚南部的纳拉姆辛(约公元前2254年—前2218年在位),大获全胜后的姿态。石碑记载了国王和他的军队镇压扎格罗斯山脉卢卢比高地人(Lullubu highlanders)的经过。还有一段碑铭这样写道:“纳拉姆辛打败了他们,将尸体堆成了小山……(将石碑)献给(赐予胜利的)神。”(Hamblin 2006,86~87;van de Mieroop 2007,64~7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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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第三个千年末,战争已被广泛记载,尽管有时会有些夸张的成分。阿卡德帝国的第二位统治者瑞穆什(Rimush,约公元前2778年—前2770年在位)就声称,南部城市的数万人被他处死或流离失所(Hamblin 2006,78~80;van de Mieroop 2007,69)。阿卡德帝国的第四位统治者纳拉姆辛则吹嘘,自己在镇压一系列的叛乱中总共斩杀俘获了137400人(McIntosh 2005,78;Hamblin 2006,8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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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公元前第二个千年,大美索不达米亚系统内有几个大国和不少小国。这些国家(特别是大国)互相展开了生死较量。在它们纵横捭阖的同时,残忍的战争连年不断。它们还经常洗劫对方的都城[如公元前1595年,赫梯国王穆尔西里(Mursili)就洗劫了巴比伦;van de Mieroop 2007,第五、六、七、八、九、十章]。公元前14世纪,古代近东的统治者所撰写的阿马尔奈文书(Amarna Letters)就明确表明,近东的国际政治处于高度的竞争之中(Cohen and Westbrook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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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第一个千年的古代近东仍是这个模式。公元前701年,辛那赫里布(Sennacherib,约公元前704年—前681年在位)率领亚述军队,洗劫了犹大王国的王城拉吉(Lachish)——他们野蛮地让当地人沦为奴隶,城市更是被劫掠一空(Liverani 2005,143~148;McIntosh 2005,180)。到了亚述帝国于公元前612年覆灭的时候,它的对手又洗劫了尼尼微,还屠杀了大批被俘的亚述士兵(McIntosh 2005,19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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