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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古代埃及（附录二，表S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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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奈沙漠和红海，将古代埃及与黎凡特/迦南和美索不达米亚两地阻隔起来。虽然由于挖掘出的遗骸不足，古代埃及战争的惨烈程度似乎不那么令人毛骨悚然，但我们有理由相信，这纯粹是因为许多遗骸仍然深埋地下（挖掘起来困难重重，甚至不可能），而非古代埃及比较太平无事。毫无疑问，如果不通过战争和征服，那么第一王朝的法老纳尔迈（Narmer，约公元前3100年—前3000年）就不可能统一上埃及（南部河谷）和下埃及（北部三角洲）（Kemp 1989，第二章；Kuhrt 1995，125~134；Wilkinson 1999，第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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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器和遗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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槌这种专业武器的首次出现，是在涅伽达文化第I阶段（Naqada I，即所谓的“前王朝时期”，约公元前4000年—前3500年）。到了涅伽达文化第II阶段（约公元前3500年—前3150年）[12]，“槌已经成为王位和军力的典型象征”，而击打敌人则成了“接下来的3000年里，埃及王室的军事图像的常态”。除了槌之外，燧石刀、燧石标枪和铜质鱼叉等武器也经常从墓葬中被发掘出来（Hamblin 2006，特别是313~315）。在涅伽达文化第II阶段，除了槌之外，“彩绘古墓”中还出现了矛、斧头、双头斧、弓、掷棒等其他武器（Wilkinson 1999，31~34；Hamblin 2006，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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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御工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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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涅伽达文化第II阶段（约公元前3500年—前3150年），希拉孔波利斯城（Hierakonpolis）已被大规模的泥砖城墙所保护（Hamblin 2006，312~313；Wenke 2009，216~225），涅伽达王国（Nagada）的都城涅伽达也是如此（Kemp 1989，35~46）。这不应该令人感到惊讶，因为在涅伽达文化第II和第III阶段（约公元前3500年—前3000年），上埃及的三大王国——希拉孔波利斯、涅伽达和提尼斯（This），都处于激烈的竞争中（Kemp 1989，第二章；Wilkinson 1999，第二章；Hamblin 2006，317~319；Wenke 2009，202~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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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3050年—前3000年左右，希拉孔波利斯、涅伽达和提尼斯三者之间的较量，最终导致法老纳尔迈统一了上埃及，这也是早王朝时期的第一王朝（约公元前3000年—前2686年）的开端。纳尔迈为统一后的埃及建造了新的都城——孟菲斯（Memphis），它的字面含义是“白色的堡垒”（Hamblin 2006，319）。在早王朝时期，埃及人沿着努比亚（Nubian）边界的厄勒芬廷（Elephantine）一带建造了大规模的堡垒——它拥有“又大又厚的泥砖城墙，加上半圆形的投射阵地，以及拐角处的方塔和加固的大门”（Hamblin 2006，325；Wilkinson 1999，175~182）。在古王国时期（约公元前2687年—前2181年）甚至更早，许多城镇已经处于厚重砖墙的保护之下（Kemp 1989，138~141）。最终，当埃及人于中王国时期（约公元前2061年—前1786年）再次征服了努比亚之后，为了永远能控制住下努比亚，他们又建造了一系列的堡垒。[13]这其中，森沃塞特一世（Senwosret I，约公元前1971年—前1928年）治下于布亨（Buhen）所建造的堡垒，堪称壮观雄伟（Kemp 1989，166~178；Hamblin 2006，443~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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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像和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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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埃及也创作了许多以战争和征服为题材的著名图像。在涅伽达文化第II阶段，古代埃及出现了最早的战争图像——希拉孔波利斯的“彩绘古墓”（约公元前3400年—前3300年）。它描绘了一位王室贵族手持槌站在船上的景象，还有其他几个战斗场面（Kemp 1989，40；Wilkinson 1999，31~34）。在涅伽达文化第II阶段或前王朝时期晚期（约公元前3500年—前3150年），还有另外两件著名的战争艺术品——“盖博尔－埃拉－阿拉克刀柄”（Gebel-el-Arak Knife Handle）和“战场调色板”［Battlefield Palette，又称“秃鹫调色板”（Vultures Palette）］。前者不仅展示了两群士兵之间的战斗场面，而且是关于海战的首个证据。“战场调色板”不但描绘了捆绑着的赤裸战俘“被胜利者拉到战场上游行”的场面，还描绘了“秃鹫和狮子吞噬着敌人尸体”的景象（Hamblin 2006，314~315；也可参见Shaw 2000，316）。显然在前王朝时期，将囚犯用于（仪式性的）祭祀的现象即使不是常态，也已经存在了（Wilkinson 1999，265~267；Wenke 2009，249~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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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尔迈调色板”（Narmer Palette）（约公元前3040年）被公认为最著名的调色板，可能是用于纪念纳尔迈于公元前3050年—前3010年左右统一埃及的事迹。“纳尔迈调色板”上描绘的景象与美索不达米亚的“秃鹫石板”颇为相似，只是古代埃及的战神是鹰首的荷鲁斯（Horus）。调色板的一面画着埃及法老击打敌国君主的模样，另一面上，埃及法老则在检验“两排五花大绑且被斩首的囚犯”（Kemp 1989，42；Hamblin 2006，318~320；Wenke 181~188）。此外，“泰赫努调色板”［Tjehenu Palette，约公元前3100年，又称“城市调色板”（Cities Palette）或“利比亚调色板”（Libyan Palette）］以动物（狮子、蝎子和猎鹰）来象征埃及的战神，可能描绘了在纳尔迈的领导下，征服城市的场景（Kemp 1989，50；Shaw 2000，4；Hamblin 2006，31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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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块可以追溯到约公元前2950年的象牙饰板，它被纳尔迈的后裔法老登（Den）命名为“首次征讨东方”（Kemp 1989，42；Wenke 2009，243~244；Hamblin 2006，320~321）。在早王朝时期（约公元前2687年—前2171年），与巴勒斯坦南部和努比亚北方的各部落及国家所爆发的战争已经成为埃及军事艺术品的常见题材（Wilkinson 1999，151~182；Hamblin 2006，第十三、十四章）。从新王国时期（约公元前1539年—前1075年）开始，埃及的战争基本都被载入史料（Spalinger 2005；Liverani 2005，10~17，101~103；Hamblin 2006，第十六、十七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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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古代中国（附录二，表S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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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黄河流域为中心的古代中国也是一个封闭系统。它西达西藏高原和喜马拉雅山脉，东临黄海，北抵干草原和戈壁沙漠，南迄长江流域。大量的考古证据无可反驳地证明了，最晚于公元前3000年—前2700年，战争已在古代中国弥漫开来（相关总结参见本书表S2.2；相关的完整的综述，参见Sawyer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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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器和遗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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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山文化晚期（约公元前3000年—前2200年）的黄河流域，已经出现了无可反驳的战争证据。位于涧沟的几处废弃泉井就是集体墓地，那里堆满了被剥去头皮的头颅，被斩首的肢体以及遭到活埋的受害者（Chang 1986，270~271；也可参见Chang 2005；郑杰祥2005）。类似的证据也能在长江三角洲的良渚文化（约公元前3000年）中找到（周膺、吴晶2004，112~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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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的降临与扩散使得古代中国生产了许多新式且更专业化的致命武器。公元前3000年左右，在良渚文化的男性墓葬中出现了一种典型的陪葬品，那就是石质的近身格斗武器——钺（周膺、吴晶2004，112~119）。[15]后来，中国发明了火箭、短刀、矛等更精良的武器（Yates 1999，9~10）。随着青铜技术和战车的到来，夏代晚期（约公元前2200年—前1700年）出现了轻巧的青铜兵器和战车（杨升南1991；林沄1990）。古代中国战争的独特青铜武器，也是最初的长兵器——戈，出现于公元前2000年左右，随后被广泛使用（石晓霆、陶威娜2003；郑杰祥2005，426~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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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龙山文化晚期到新砦文化，再到晚夏或早商的二里头文化早期，原本数量稀少、类型单一的陪葬武器，变得不计其数且种类繁多（石晓霆、陶威娜2003；杜金鹏2007，18~19；唐际根2010，246~261）。从龙山文化晚期到周代，用人祭祀已经非常广泛（Liu 2004，44~46，55~57，105；唐际根2010，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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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御工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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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裴李岗文化时期（约公元前7000年—前5000年），村庄尚未被可见的城墙给保护起来。到了公元前4000年的仰韶文化晚期或龙山文化早期，村庄已被深挖的壕沟所保护，一些城镇则被由夯土堆砌的城墙所保护。到了龙山文化晚期（三代之前的时期）和夏代早期（约公元前3000年—前2200年），许多城镇已经处于由夯土堆砌的城墙和深挖的壕沟的保护之下（Chang 1986，248；Liu 2004，第四章；Shao 2005；郑杰祥2005，198~209，295~305；张国硕2008）。公元前2200年以后，几乎所有主要的城市和城镇，都处于带有护城河的城墙以及更精致的防御工事的保护之下（杨宽2003；Liu 2004；张国硕2008）。[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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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像和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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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在公元前2000年，古代中国发明了文字。自那以后，战争首次被记载在甲骨文和青铜器的铭文中。事实上，商代（约公元前1700年—前1046年）的许多甲骨文字都是在占卜发动战争的吉凶，而商代和西周的许多青铜器铭文都是在庆祝君王取得大捷。公元前300年左右，在人们开始使用竹简以后，战争被更为广泛地记载在了史书之中。《左传》《鲁氏春秋》《战国策》《史记》等几部古籍都提供了古代中国战争的广泛证据。乔菲－列维拉和莱（Cioffi-Revilla and Lai 1995）以及许田波（Hui 2005）都对这些古籍进行了广泛的梳理和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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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地说，一项统计显示，《左传》记载了自春秋时期以来的483场战争（引自Yates 1999，19）。另一项统计则表明，在仅仅259年的时间跨度中，《左传》就记载了540场列国战争和130多场大型内战（Lewis 1990，36）。对于战国时代，许田波（Hui 2005）的统计结论是，从公元前656年到公元前221年的435年里，发生了256场大国战争（即至少有一个大国卷入的战争）。总之，从传说帝王时期（即尧、舜、禹）到夏、商、西周、东周这传奇的三代时期，战争爆发的频率在显著上升（Cioffi-Revilla and Lai 1995，480~486，特别是表2）。这也就是为什么在公元前576年，连小小的刘康公都知道“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的道理（《左传·成公十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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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的肆虐也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理解——根据时间流逝来计算被消灭的国家（政体）数量。按照我个人的统计，从公元前1045年到公元前221年，有800多个国家被消灭，平均每个世纪有97个国家消亡（参见本书第三章）。更早的估算显示，中国系统内的国家数量出现了更为剧烈的下降。1600年左右，顾祖禹就注意到，夏禹召集各邦首领时，大约有一万个国家。而成汤受命于天而建立商代时，国家数量已经减少到3000个左右。而到了周武王大会诸侯时，国家数量已经减少到1800个（引自Chang 1986，307；也可参见Cioffi-Revilla and Lai 1995，472~473）。无论我们怎么看，古代中国的战争都是普遍、残忍和全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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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秘鲁北海岸（附录二，表S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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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前陶器时代早期（约公元前4500年—前3000年）之前，秘鲁北海岸并未爆发战争。到了前陶器时代晚期（棉纱－陶器时代，约公元前3000/2500年—前2000/1800年），战争降临到该系统，到了初期（the Initial Period，约公元前2100年—前900年），更是走向了残忍的全面战争。该时期的大量战争证据包括武器（嵌着鲨鱼牙齿的木棒、尖锐的矛和编织成的投石器）、无头骨架、割下的首级、被剥去头皮的头颅，可能还有人头制成的战利品（如用作装饰品的头颅）（Pozorski 1987，27~28；Burger 1995，36~37；Stanish 2001，57~58）。而到了早期（Early Horizon，约公元前900年—前200年），卡斯马河谷至少有了第一次征服（Pozorski 1987，2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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