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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块可以追溯到约公元前2950年的象牙饰板，它被纳尔迈的后裔法老登（Den）命名为“首次征讨东方”（Kemp 1989，42；Wenke 2009，243~244；Hamblin 2006，320~321）。在早王朝时期（约公元前2687年—前2171年），与巴勒斯坦南部和努比亚北方的各部落及国家所爆发的战争已经成为埃及军事艺术品的常见题材（Wilkinson 1999，151~182；Hamblin 2006，第十三、十四章）。从新王国时期（约公元前1539年—前1075年）开始，埃及的战争基本都被载入史料（Spalinger 2005；Liverani 2005，10~17，101~103；Hamblin 2006，第十六、十七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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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古代中国（附录二，表S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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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黄河流域为中心的古代中国也是一个封闭系统。它西达西藏高原和喜马拉雅山脉，东临黄海，北抵干草原和戈壁沙漠，南迄长江流域。大量的考古证据无可反驳地证明了，最晚于公元前3000年—前2700年，战争已在古代中国弥漫开来（相关总结参见本书表S2.2；相关的完整的综述，参见Sawyer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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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器和遗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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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山文化晚期（约公元前3000年—前2200年）的黄河流域，已经出现了无可反驳的战争证据。位于涧沟的几处废弃泉井就是集体墓地，那里堆满了被剥去头皮的头颅，被斩首的肢体以及遭到活埋的受害者（Chang 1986，270~271；也可参见Chang 2005；郑杰祥2005）。类似的证据也能在长江三角洲的良渚文化（约公元前3000年）中找到（周膺、吴晶2004，112~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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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的降临与扩散使得古代中国生产了许多新式且更专业化的致命武器。公元前3000年左右，在良渚文化的男性墓葬中出现了一种典型的陪葬品，那就是石质的近身格斗武器——钺（周膺、吴晶2004，112~119）。[15]后来，中国发明了火箭、短刀、矛等更精良的武器（Yates 1999，9~10）。随着青铜技术和战车的到来，夏代晚期（约公元前2200年—前1700年）出现了轻巧的青铜兵器和战车（杨升南1991；林沄1990）。古代中国战争的独特青铜武器，也是最初的长兵器——戈，出现于公元前2000年左右，随后被广泛使用（石晓霆、陶威娜2003；郑杰祥2005，426~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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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龙山文化晚期到新砦文化，再到晚夏或早商的二里头文化早期，原本数量稀少、类型单一的陪葬武器，变得不计其数且种类繁多（石晓霆、陶威娜2003；杜金鹏2007，18~19；唐际根2010，246~261）。从龙山文化晚期到周代，用人祭祀已经非常广泛（Liu 2004，44~46，55~57，105；唐际根2010，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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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御工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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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裴李岗文化时期（约公元前7000年—前5000年），村庄尚未被可见的城墙给保护起来。到了公元前4000年的仰韶文化晚期或龙山文化早期，村庄已被深挖的壕沟所保护，一些城镇则被由夯土堆砌的城墙所保护。到了龙山文化晚期（三代之前的时期）和夏代早期（约公元前3000年—前2200年），许多城镇已经处于由夯土堆砌的城墙和深挖的壕沟的保护之下（Chang 1986，248；Liu 2004，第四章；Shao 2005；郑杰祥2005，198~209，295~305；张国硕2008）。公元前2200年以后，几乎所有主要的城市和城镇，都处于带有护城河的城墙以及更精致的防御工事的保护之下（杨宽2003；Liu 2004；张国硕2008）。[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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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像和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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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在公元前2000年，古代中国发明了文字。自那以后，战争首次被记载在甲骨文和青铜器的铭文中。事实上，商代（约公元前1700年—前1046年）的许多甲骨文字都是在占卜发动战争的吉凶，而商代和西周的许多青铜器铭文都是在庆祝君王取得大捷。公元前300年左右，在人们开始使用竹简以后，战争被更为广泛地记载在了史书之中。《左传》《鲁氏春秋》《战国策》《史记》等几部古籍都提供了古代中国战争的广泛证据。乔菲－列维拉和莱（Cioffi-Revilla and Lai 1995）以及许田波（Hui 2005）都对这些古籍进行了广泛的梳理和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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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地说，一项统计显示，《左传》记载了自春秋时期以来的483场战争（引自Yates 1999，19）。另一项统计则表明，在仅仅259年的时间跨度中，《左传》就记载了540场列国战争和130多场大型内战（Lewis 1990，36）。对于战国时代，许田波（Hui 2005）的统计结论是，从公元前656年到公元前221年的435年里，发生了256场大国战争（即至少有一个大国卷入的战争）。总之，从传说帝王时期（即尧、舜、禹）到夏、商、西周、东周这传奇的三代时期，战争爆发的频率在显著上升（Cioffi-Revilla and Lai 1995，480~486，特别是表2）。这也就是为什么在公元前576年，连小小的刘康公都知道“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的道理（《左传·成公十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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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的肆虐也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理解——根据时间流逝来计算被消灭的国家（政体）数量。按照我个人的统计，从公元前1045年到公元前221年，有800多个国家被消灭，平均每个世纪有97个国家消亡（参见本书第三章）。更早的估算显示，中国系统内的国家数量出现了更为剧烈的下降。1600年左右，顾祖禹就注意到，夏禹召集各邦首领时，大约有一万个国家。而成汤受命于天而建立商代时，国家数量已经减少到3000个左右。而到了周武王大会诸侯时，国家数量已经减少到1800个（引自Chang 1986，307；也可参见Cioffi-Revilla and Lai 1995，472~473）。无论我们怎么看，古代中国的战争都是普遍、残忍和全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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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秘鲁北海岸（附录二，表S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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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前陶器时代早期（约公元前4500年—前3000年）之前，秘鲁北海岸并未爆发战争。到了前陶器时代晚期（棉纱－陶器时代，约公元前3000/2500年—前2000/1800年），战争降临到该系统，到了初期（the Initial Period，约公元前2100年—前900年），更是走向了残忍的全面战争。该时期的大量战争证据包括武器（嵌着鲨鱼牙齿的木棒、尖锐的矛和编织成的投石器）、无头骨架、割下的首级、被剥去头皮的头颅，可能还有人头制成的战利品（如用作装饰品的头颅）（Pozorski 1987，27~28；Burger 1995，36~37；Stanish 2001，57~58）。而到了早期（Early Horizon，约公元前900年—前200年），卡斯马河谷至少有了第一次征服（Pozorski 1987，2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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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3000年左右（棉纱—陶器时代之前），神圣盐湖（Salinas de Santa）首次出现了防御工事。到了早期，防御工事已是随处可见（Pozorski 1987，27~28；Daggett 1987，特别是77~78），早间歇期（约公元前200年—公元600年）也是如此（Topic and Topic 1987，50；Wilson 1987，66~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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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的战争图像证据出现在初期。公元前1519年左右，塞钦山上出现了大量雕塑，这些雕塑描绘的都是“凯旋的战士和伤残的受害者”，“肠子流出身体而痛苦得面目扭曲的受害者”和“用数颗首级，成堆的头颅以及战败者尚在滴血的脑袋来装饰自己的胜利战士”等（Burger 1995，77~79）。[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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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这些都强烈表明，至少在初期和早期，秘鲁北海岸已经出现了残忍的全面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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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墨西哥瓦哈卡山谷（附录二，表S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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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西哥中央的瓦哈卡山谷，也遵循了与其他初始系统相同的发展道路——战争从无到有，进而变得残忍又猖獗。约公元前8050年—前2050年（距今10000年—距今4000年，古代时期），瓦哈卡地区并没有战争（Flannery and Marcus 2003，11801）。[18]定居的农耕村庄大致出现于公元前1650年（距今3600年），而不久后的公元前1310年—前1210年左右［距今3260年—距今3160年，提亚拉斯·拉格斯（Tierras Largas）时期］，防守用的栅栏也出现了。约公元前1150年—前850年［距今3100年—距今2800年，圣何塞（San Jose）时期］，村庄之间开始互相袭击。到了公元前850年—前500年左右［距今2800年—距今2450年，瓜达卢佩（Guadalupe）时期和（Rosario）罗萨里奥时期］，袭击进一步加剧。再到约公元前500年—前300年［距今2450年—距今2250年，阿尔班山（Monte Albán）时期第Ia阶段］，残忍的战争在整个系统内肆虐开来（Flannery and Marcus 2003，11801~1180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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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哈卡山谷首次出现防御城墙是在约公元前850年—前500年（Marcus and Flannery 1996，124）。从提亚拉斯·拉格斯时期到罗萨里奥时期的最大定居点——圣何塞莫戈特村（San Jose Mogote village），通过一步步征服最终扩张形成了萨波特克国（Zapotec）（Spencer and Redmond 2003）。但在这之前，圣何塞莫戈特村曾搬到一个更为易守难攻的地方，并形成了一座新的城市——阿尔班山（Monte Albán，中美洲的第一座城市）。这种战略转移，或者用古代希腊城邦国家的词语来说就是“村庄合并为城邦”（synoikism），肯定是为了应对其他政体带来的威胁而制定的防守策略（Marcus and Flannery 1996，第十一章；Spencer and Redmond 2001）。到了阿尔班山时期第I阶段末（约公元前500年—前150/100年），“山谷中超过1/3的人都搬到了这种地方（即易守难攻的小山顶）”（Marcus and Flannery 1996，150~154，引自151；也可参见Flanneryand Marcus 2003，11804）。最终在公元500年左右，为了应对其他强国带来的严峻威胁，萨波特克的115000人中，有64%的人不得不生活在38处易守难攻的地点（Marcus and Flannery 1996，228，243~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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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萨里奥时期首次出现了战争的图像证据——圣何塞莫戈特村里有一座纪念碑，它的建造时间可以追溯到约公元前630年—前560年（距今2580年—距今2510年）（即所谓的“3号纪念碑”），上面描绘了一具被取走心脏的俘虏尸体（Marcus and Flannery 1996，128~130；Flannery and Marcus 2003，11802~11803）。更恐怖的是，到了阿尔班山时期第Ia阶段（约公元前500年—前300年），“在阿尔班山历史最悠久的纪念碑中，有超过300座都是在描绘被宰杀或用来祭祀的敌人，这和我们早先在圣何塞莫戈特所看到的场景颇为相似”（Marcus and Flannery 1996，150~154）。祭祀的证据也被发现了（Marcus and Flannery 1996，183~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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巩固了在瓦哈卡山谷腹地的统治后，阿尔班山便开始通过征服和殖民向外扩张（Spencer and Redmond 2001）。到了阿尔班山时期第II阶段（约公元前150/100年—公元200年），萨波特克在阿尔班山的大广场上竖立了“征服石板”（Conquest Slabs），用以纪念它在山谷内进行的无数次征服和殖民（Marcus and Flannery 1996，195~199）。“在拉科约特拉村（La Coyotera），萨波特克树立了一座骷髅架（yagabetoo，公元前10年），这个木架上摆放着61颗死者的头颅。”（Flannery and Marcus 2003，11805；也可参见Marcus and Flannery 1996，203~206）为了守卫山谷的北部入口，萨波特克还在奎卡特兰－肯尔那达（Cuicatlán Cañada）附近建造了战略堡垒。[20]从公元200年到公元500年（阿尔班山时期第IIIa和IIIb阶段）开始，萨波特克遭遇了与之相似的其他扩张的强国（即米斯特克和特奥蒂瓦坎）。为了能战胜自己的对手，它们在战争和外交层面，都相互借鉴学习了对手的战略与战术（Marcus and Flannery 1996，229~235；Joyce 2010，173~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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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安纳托利亚：可能的初始系统？（附录二，表S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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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考古学上说，安纳托利亚占据了今天土耳其的大片领土。从国家形成的角度来看，安纳托利亚一般不被认为是初始系统（如Cioffi-Revilla 2000；Otterbein 2004）。[21]但从战争起源的视角来看，虽然需要进一步的证据，但它很可能是首个在公元前5000年甚至更早的时候，就已经跨入战争大门的系统（Ferguson 2006，483；Hamblin 2006，2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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