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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在秦国彻底的变法中，商鞅就把作战英勇变成了向上社会流动的唯一通道——“所谓壹赏者，利禄官爵抟出于兵，无有异施也”（《商君书·赏刑第十七》；本书着重强调）。罗马共和国与罗马帝国也出现了类似的法律，特别是在奥古斯都（Augustus）统治的时期（Rosenstein 1999；Campbell 1999；Eckstein 2007；Roth 2009，第四章）。虽然这两大帝国在地理上相距遥远，但它们都把作战英勇设为社会流动的重要通道，甚至是唯一的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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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常备军，最后强调一点，那就是随着战争的扩大，常备军的规模也在逐步扩大。在古代美索不达米亚，阿卡德国王萨尔贡（约公元前2350年）拥有一支约5400人的常备军（Kuhrt 1995，53~55；McIntosh 2005，188）。到了公元前第一个千年，沙尔马那塞尔三世（Shalmaneser III，公元前9世纪）治下的常备军达到了约44000人；提格拉特－帕拉沙尔三世（Tiglath-Pileser III，公元前8世纪）则手握73000人；而四十年后的辛那赫里布更是掌军208000人（McIntosh 2005，191）。在图特摩斯三世（Thutmose III，公元前1479年—前1425年）和拉美西斯二世（Ramesses II，公元前1290年—前1224年）统治下的埃及王国，通常维持了一支配有精良武器、接受了严格战术和格斗训练、人数在20000到25000人的常备军（Ferrill 1985，第二章）。战国晚期的中国，秦国军队在20万至50万之间（Hui 2005，89~90）。[3]当自己的军队被证明不足时，许多古代大国（如埃及、希腊、波斯）采用的常规办法就是聘请雇佣军，而雇佣军无疑是战争的产物（Keegan 1993，221~234；Hamblin 2006，3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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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常备军之外，所有国家都具备了三个直接支持战争机器运作的机关。其一是更完善的攫取机器——象征和支撑着中央集权国家运作的官僚体系［杨升南1991；林沄1990；Kuhrt 1995，53~55；McIntosh 2005，173~183；也可参见Elias（1939）1994］。其二是三种特殊职业的兴起——战略研究者、外交家和间谍。在古代中国，春秋战国时代的孙武、吴起和孙膑，都撰写了关于战争在战略和战术方面的经典文本（Sawyer 1993）。[4]在古代印度，考底利耶的《政事论》（Arthasastra，约公元前300年）主要就是讨论内政、外交、间谍、战略以及军事战术等问题。在古代美索不达米亚、中国和印度，间谍及外交官们四处奔走，对国家的生存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外交官忙于合纵与连横（这是一个硬币的两面），间谍则忙于从事颠覆和谍报活动（Sawyer 1998）。[5]其三是高度专业化和备受重视的武器制造职业。所有国家都持续投入了巨大资源来研发更致命的武器——那些最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技术创新，其研发的动力几乎纯粹是为了追求更精良的武器，青铜、铁、钢、机枪、坦克、原子弹等都是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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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争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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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对人类社会的观念（或“文化”）影响可以概括为一句话——在转型为进攻性现实主义系统后，所有社会/国家都广泛而深刻地军事化了，且大多数社会/国家至今仍是如此。虽然在时间和空间上相距甚远，从古至今的所有国家都各自独立地发展出了将男性培养为战士的粗糙的进攻性现实主义学说/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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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这一点，“开化”文明和“野蛮”文明基本没有区别。古代/原始的国家/社会与现代/“文明”的国家/社会之间的唯一区别就是教化的媒介。在古代，发动战争的观念是靠仪式、符号和故事宣传来传播的。现代在保留并完善了这些传统渠道的同时，还主要依靠（国民）教育和流行文化（文学、电影和电视）来传播的发动战争的观念。结果，所有生存下来的（和大多数消亡的）社会/国家都在其受众的心里，编织了发动战争的观念之网。这些相关联的观念成为他们的集体记忆，或者简单地说是“（国民）文化”的一部分。[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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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张庞大的战争文化之网中，我在此只挑选出两个关键维度——从对战争的讴歌到“正义/神圣/宗教战争”的理念；从组织化的宗教和宇宙观[7]到“正义/神圣/宗教战争”的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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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讨论之前我要强调的是，我们的语言就是可以证明战争在文化中盛行的有力证据，尽管这一点被严重忽略了。今天所有保留下来的主要语言都包含了无数称颂逝去的英雄、勇气、胜利，痛苦地面对失败和苦难，以及鄙视懦弱与背叛等与战争有关的字词短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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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为发动战争而讴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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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致来说，讴歌战争的思想可以分成三类——对勇士国王的讴歌，对勇士/英雄的讴歌，以及族群中心主义。它们最终都演变成为正义/神圣/宗教战争的理念，并向个体鼓吹要为群体而自我牺牲。这些观念已经通过史诗、教育和流行文化一代一代地纵向传承到我们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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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代美索不达米亚，吉尔伽美什（Gilgamesh，约公元前2700年—前2680年在位）被视为推翻了基什国王阿伽（Agga或Akka）对乌鲁克霸权统治的伟大勇士国王，成为自公元前2700年左右以来，美索不达米亚最伟大的史诗中的英雄（Hamblin 2006，45~48）。与之类似，阿卡德帝国国王萨尔贡很早就被描绘成理想的勇士国王（Hamblin 2006，77~78）。后来，亚述国王阿淑尔纳西尔帕二世（Ashurnasirpal II，约公元前883年—前859年在位）对自己的征服与暴行的歌颂，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Kaufman and Wohlforth 2007，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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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埃及，最晚于涅伽达文化第II阶段（约公元前3500年）开始，“传奇的法老便与鹰首的战神荷鲁斯（Horus）联系在了一起，从而突出他们的英勇善战——荷鲁斯在与敌人战斗，荷鲁斯俘获了敌人，荷鲁斯斩下了敌人的首级”（Hamblin 2006，312~321，引自313）。埃及的统治者也总是与暴力击打敌人的行为联系在一起。每位新任统治者都通过战争来开启自己的统治，尽管可能有点儿仪式化了（Gnirs 1999，73）。[8]不晚于早王朝时期（约公元前2650年—前2150年），战争已经成为“扩大埃及疆域”的合法手段，外交事务已蜕变为镇压敌人和“打击敌人”（Gnirs 1999，7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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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黄帝与其劲敌蚩尤所展开的史诗式战争，一直是古代中国的奠基性神话（Lewis 1990，特别是第五章）。在罗马共和国，征服归来的凯旋将军（imperator）[9]会在城内接受凯旋仪式（triumph）的欢迎（Roth 2009，66~67；也可参见Rosenstein 1999；Eckstein 2006，第六章），这生动体现了尤利乌斯·恺撒（Julius Caesar）的著名豪言：“我来，我见，我征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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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统治者一旦被灌输了必须通过攻击敌人和开疆扩土才能青史留名的理念，那么“领袖的野心”就很容易成为战争扩大的动力（Ferguson 2008，44~46）。中国的首个远古国家没有诞生在出现了复杂酋邦但竞争程度不足的山东东部区域，而是诞生在只有简单酋邦但竞争激烈的（而且地理上都不够封闭的）中原地区（即河南中部的二里头），这个事实有力地表明，野心勃勃的酋邦在政治进程中起到了重要的推进作用（Liu 2004，第八、九章）。在现代，夏威夷群岛的统一和祖鲁帝国的诞生，都是野心勃勃的酋邦进取的结果（Marcus and Flannery 1996，155~158；Keegan 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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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性必须证明自己英勇善战的理念，必然会导致战士成为社会中的突出阶级/阶层。[10]在远古时期，无数的石柱上都描绘着携带多种武器（匕首、弓箭、斧头）的战士，而武器也很早就成了战士墓葬中的陪葬品（Guilaine and Zammit 2005，第四章）。这最终导致了“英雄”这个概念的出现（Guilaine and Zammit 2005，第五章，特别是217~228），正如伯里克利（Pericles）在雅典阵亡将士葬礼上的动情演说所表明的一样。英雄的形象常常被雕刻在石头艺术品上（如石柱、纪念碑），铭记在传奇和最后出现的历史文本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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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也是最突出的一点，自古以来，政治实体关于族群中心主义的教化——表现为民族主义/爱国主义，取决于谁在讨论谁——就是（国民）教育最核心的内容之一。[11]而这种国民教育的隐含或者明确目的（在许多扩张主义国家中），就是要向受众灌输参战和为群体牺牲的意识。其实商鞅、考底利耶和韩非子等古代政治家，都明确关注了在威胁和严惩以外，如何通过教育手段来克服受众不愿牺牲这个问题。这也很容易理解——战争不是免费的午餐：你必须想办法让别人甘愿作战（Carneiro 1994；Ferguson 1994；Gat 2006；Lebow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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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发动战争的观念毫无例外地渗透到了当今所有社会当中。除了上文提到的古代文明和国家以外，其他同样具备这些特质的古代或前现代的文明和国家包括了阿兹特克（Hassig 1992；1999）、古代希腊国家（Raaflaub 1999）、印加（Burger and Salazar 2004）、日本（Farris 1999）、玛雅（Webster 1999）和波斯（Briant 1999）。在现代国家中，“一战”前的几乎所有欧洲大国以及“二战”时的纳粹德国、日本帝国和法西斯意大利，其好战精神都达到了极点（Schweller 2006；Lebow 2008）。即使在今天，几乎所有国家都仍然保留不同程度的强大的战争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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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组织化的宗教和宇宙观：迈向正义/神圣/宗教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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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宗教的起源可能先于战争，而且仅仅宗教本身可能也不是爆发战争的主要独立原因之一，但无一例外的是，所有社会很早就把宗教作为发动战争的精神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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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很早就形成了对战神的崇拜（Hamblin 2006，23~24）。从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到遥远的中国、印度、秘鲁和瓦哈卡山谷，神王/祭司王很早就占据了原始崇拜和组织化的宗教的中心（Kemp 1989；Lewis 1990；Wilkinson 1999；McIntosh 2005；Hamblin 2006；Avari 2007，88~90，157~158）。而君王神圣性的重要体现之一，甚至是唯一的标志，就是他的英勇善战与赫赫战功：无一例外，所有这些早期文明都把取得大捷的君王视为神王，而君王在战争中所展现出的残忍与冷酷也会被后世永为歌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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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美尔王表声称，苏美尔王是从天而降的，这明确说明了其君主是政教合一的领袖（Hamblin 2006，37~39；van de Mieroop 2007，42~51）。而自古以来，中国皇帝就被称为“天子”，从而被赋予了神圣（军事）的权力。所有的古代系统中，即便不是所有，在发动大多数的军事行动之前，人们都会寻求获得神的认可——“上帝与你同在”（《圣经申命记》20：1；也可参见Lewis 1990；Liverani 2005，116，286~2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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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人将宗教仪式与战争彻底结合起来。不仅是“集结军队的战神广场，用罗马战神［玛尔斯（Mars）］的名字来命名”，而且在进军和战斗前，通常也会有宗教仪式。更突出的是，如果凯旋将军的军队杀死了超过5000名敌兵的话，那么他在游行罗马城时，会受到罗马最著名的仪式之一——胜利仪式的欢迎。凯旋将军会打扮成朱庇特神（Jupiter）的样子坐在马车上，后面紧跟着即将（通常在游行结束后不久）被处决的囚犯以及掠夺来的珠宝和其他赃物（Roth 2009，61~62，66~67）。在宇宙观方面，“以战争为核心的例行重大事件组织起了整个罗马社会”（Roth 2009，60）。与之类似，以色列国家的宇宙观和伦理学，也彻底被他们所经历和理解的战争所塑造（Liverani 2005；Crouch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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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神教的兴起最终为向“非信仰者”发动“正义/神圣/宗教战争”的传教热情铺平了道路。而这除了强化“我们/他们”的群体认同和竞争之外，只不过是为了争夺食物、领土、妇女、威望和权力等不光彩的目标所做的掩护罢了。“发动‘正义战争’的义务在许多古老的宗教身上已有所表现……在新的普世宗教的意识形态中，信徒之间的交战被禁止，‘正义战争’的义务则被强化了……一些新的救赎意识形态与强大的传教热情相融合，变成了向非信仰者发动圣战。”（Gat 2006，435）[12]最终，从美索不达米亚（Hamblin 2006，73~101）、埃及（Hamblin 2006，353~354）、安纳托利亚（Hamblin 2006，302）、黎凡特（Hamblin 2006，237~284）到中国（Lewis 1990）和欧洲（Keegan 1993），所有主要国家、社会和文明都不同程度地发展出了“正义/神圣/宗教战争”的理念。对伊本·赫勒敦［Ibn-Khaldun（1377）1967，224］来说，宗教宣扬的“圣战”就是“神圣正义的”；对于印加而言，战争是维护宇宙秩序的必要工具——印加人宣称，他们的神（太阳神、月神及其他神明）要求他们去征服周边的国家/社会（Salazar 200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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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简要复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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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声称“战争是万物之父”的赫拉克利特（Heraclitus）可能高估了战争塑造历史的能力，但论及战争与国家/社会/我们之间的关系时，他再正确不过了。没有战争就不会有国家（Wright 1984；Marcus and Flannery 1996，157；Spencer 2003；Spencer and Redmond 2004；Ferguson 2008，39~40；Redmond and Spencer 2006；2012）。而有了战争就迟早会有国家——只要系统内有足以产生国家的人口，因为人口规模低于下限的群体连抵御一场袭击都显得那么无力，更不必说其他形式的侵略了。[13]“因此，战争一直是人类社会……转型为庞大又复杂的国家和帝国的重要途径……战争能为中央集权的政体打造结构的复杂性，因为它有‘聚集效应’。”（Carneiro 1994，18）[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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