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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观念兴起和传播的过程并不是一个纯粹的思想过程。相反，这一传播过程有客观的社会现实作为其基础，这一社会现实的基础是由于征服的不断失败以及对进攻性现实主义国家的不利选择而形成的，而这一点又是由国家数量的减少和平均规模的扩大而造成的。[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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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通过越来越多征服失败的客观现实，国家才能逐步认识到征服事实上已经变得越来越困难，征服在目标越来越大、越来越困难的世界中几乎不能得到任何回报。只有“征服是容易的”这一观念被不断地证明是错误的（或者说“征服是困难的”这一观念在一定程度上被证明为正确的），“征服是困难的”这一观念才能得到广泛的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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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权观念和民族主义的兴起与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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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米尔斯海默的世界转型到杰维斯的世界，其背后的第三个辅助动力是防御性现实主义世界里一对支柱性观念的兴起与传播：主权观念和民族主义。[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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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学者已经指出，中世纪后，主权观念的逐步兴起和传播在把进攻性现实主义世界转变成防御性现实主义世界的过程中起了关键性作用（e.g.，Ruggie 1983，273~281；Hinsley 1986；Wendt 1992，412~415；Biersteker and Weber 1996；Krasner 1999；Osiander 2001；Spruyt 2006）。但是没有人解释过主权观念为什么是在（欧洲的）中世纪之后，而不是之前，才得以兴起和传播的。[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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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权观念本质上是对国家系统中“共同生存”这一准则的法律认可（Barkin and Cronin 1994，111）。因此，接受“共同生存”这一准则是向主权观念迈进的第一步。但是，接受“共同生存”这一准则必须依赖于“共同生存”这一事实，而这一事实只能通过征服和扩张难度的增加而获得。在一个征服相对容易的世界，“共同生存”这一准则是不可能兴起和传播的。因此，只有当许多国家认识到征服无效，主权观念才能兴起。试想一下，如果国家之间的征服是相对容易的，国家有什么理由互相尊重对方的生存？实际上，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国际政治中的准则是“国家拥有进行征服的权利”。“国家拥有进行征服的权利”仅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才丧失其合法性，而尊重他国主权也在此后才开始逐渐成为新的准则（Korman 1996；Fazal 2007，chap.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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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权观念的兴起为民族主义的兴起和传播提供了客观基础，因为民族主义必须基于对核心领土的占领（Anderson 1983；Murphy 1996，esp. 92~100）。[10]民族主义的兴起和传播将进一步促进国家系统转变为防御性现实主义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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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与“期望理论”（prospect theory）相一致（Levy 1997）[11]，把国家视为自己珍贵财产的人民才更有意愿和决心保卫这个国家（而不是抢夺他人的领土）。民族主义由此使征服从一开始就更难以成功。即使征服起初获得成功，接下来的占领也将变得更加艰难，因为有了民族主义思想的人民更不愿意屈从于异族的领导。最终的结果是，尽管民族主义可能导致了许多战争的爆发，也增加了战争的残酷程度（Van Evera 1994；Cederman et al. 2011），但也使得征服变得更加困难（Edelstein 200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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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进攻性联盟由于各方无法事先就如何划分潜在的被征服领土达成一致而无法存在和维持。民族主义使得划分以及交换领土更加困难（Jervis 1978，205；Fearon 1995，389~390），因而也使得进攻性联盟通常不能形成和持续。因为进攻性现实主义国家在缺乏盟国的情况下发动征服战争的可能性更小，这将使得征服从一开始就更加困难且发生的可能性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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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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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三个辅助机制，建立在根本机制所导致的结果的基础之上，在从进攻性现实主义世界转变为防御性现实主义世界的过程中发挥着辅助但不可或缺的作用。[13]它们与根本机制一道，逐步但坚实地将进攻性现实主义世界转变成防御性现实主义世界。国际政治最近的发展也支持了这一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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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由暴力征服导致的国家灭亡已经基本停止，这是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现象（Fazal 2007；Zacher 2001）。“二战”之后，国际系统中国家的数目不但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最明显的例子是，许多在过去很少有生存机会的弱小的缓冲国（buffer state，如不丹、卢森堡和新加坡），能够在今天生存（Jackson 1990；Strang 1991；Fazal 2007）。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一旦国家获得法律上的独立并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对该国领土完整的尊重便成为准则。吞并另一个国家，哪怕是其国土的一部分，都已经不被国际社会所接受（Zacher 2001）。因此，印尼并吞东帝汶和伊拉克入侵科威特都没有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唯一的例外可能是印度1975年吞并了锡金。[14]征服不仅变得更加困难，而且在国际系统中越来越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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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观人类历史，大部分战争都是征服性战争。从进攻性现实主义世界到防御性现实主义世界的演化消除了作为战争主要原因之一的征服，从而消除了很多战争。套用约翰·穆勒（Muller 1989）的话来说，征服和扩张的战争正在或已经变得过时。[15]这些都表明，国际政治已经坚定地由米尔斯海默的世界转化为杰维斯的世界。就国家生存而言，今天的世界比过去的世界安全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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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一些进攻性现实主义者试图否认这一点，但是“二战”之后，许多国家领导人确实都逐渐认识到了他们活在一个不那么危险的世界里这一事实。因此，与进攻性现实主义世界里的国家不断扩张常备军规模相反，“二战”之后出现了两个令人印象深刻的发展。首先，大部分国家（包括大国）如今都依赖一支由志愿兵组成的常备军。其次，和历史时期相比，常备军的规模从“二战”期间的最高峰有了显著的削减。即便我们承认军事技术是第二个发展的核心原因之一，我们也只有承认征服性战争基本上过时了，才能理解这两个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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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虽然之前有人论述过第三个辅助机制（即主权观念和民族主义，如Ruggie 1983），但它并不是作为一个全面解释的一部分呈现出来的。更重要的是，这些论述没有提到主权观念和民族主义兴起的客观基础（见下文）。笔者将这三个机制作为辅助机制，并不是指他们不重要或者说是次要的，笔者只是强调，如果没有根本机制发挥作用，这三个机制就不可能起作用。我们可以再增列在社会变更过程中发挥作用的其他机制（如军事技术），但这些机制是次要的且包含在社会演化框架之中。比如，军事技术可以被视为人类社会的战争演化的结果之一：需要屠杀驱动了屠杀技术的演化。因此，这里关于系统演化的解释包含了一个纯粹基于技术的解释，而且能够解释一个更长时段的人类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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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可以将这些防御性现实主义国家看作生物意义上的突变体。在进攻性现实主义世界晚期，一些国家可以选择成为防御性现实主义国家（见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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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比如，路易十四和拿破仑治下扩张主义的法国、纳粹德国、法西斯意大利以及日本帝国在各自的征服尝试失败后都受到了严厉的惩罚：它们都被占领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在这里，（不利）选择不一定意味着行为体被消灭，这一点即便在自然选择中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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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战略性”依赖于学习，因为“战略性”意味着（行为体）在获取和处理信息后再做出决定，而获取和处理信息都是学习的过程。关于国际政治中的学习，现有文献基本上都集中于讨论在一个相对短的时间段里学习的过程和结果。较完善的综述参见Levy（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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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这个学习过程是一个从失败中学习（negative learning，或者说是“负面学习”）的过程。随着建构主义的兴起，在国际关系文献中，从成功中学习（positive learning，或者说是“正面学习”）一直受到广泛关注。然而，人类由于惰性而更倾向于继续过去做过的事情，从失败中学习在知识积累的过程中发挥着与从成功中学习同样重要的作用。从失败中学习然后再从成功中学习本身就是一个社会演化的过程［Campbell 1960；1974a；1974b；see also Popper（1939）1959；1972，261~265］。Levy（1994，304）也指出，个人和组织从失败中学到的都比从成功中学到的更多。Legro（2005）考察了基于旧观念失败后新观念的巩固和观念的变迁，尽管他没有用“负面学习”这个词。由此，在我们的框架里，选择和（正面）学习（包括理性）一起在系统的演化中起作用。相比之下，Waltz（1979，118）认为，对均势行为的选择不需要“理性”，尽管他明确地指出，“如果某人过得不错，其他人就会试图模仿他的行为，否则就会落后”，而模仿当然是学习的一种。类似的提法出现在Alchian（1950）关于经济竞争中最优行为如何出现的讨论中。Waltz和Alchian都否认，被期待的结果的出现需要理性（或者是学习）。但是，没有学习，谁能知道某一特定的行为或技术是好的甚至是最优的，然后采纳它呢？因此，将学习和选择对立起来对于理解人类社会是一个错误的出发点。详细的讨论见第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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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许多大国都是在征服的战争中失败且遭受了严厉的惩罚之后才成为防御性现实主义国家的。拿破仑之后的法国、“二战”后的德国、日本、意大利都成了防御性现实主义者。大部分关于德国和日本两国的安全政策的文化主义（建构主义）的解释都太过强调（作为习得观念）的（政治）文化（如Berger，1998；Duffield，1995；Katzenstein，1996）。对这些纯粹基于文化（或者学习）的国际行为的解释的中肯的批评，见Sagan（1997）。中国也是在毛泽东时期（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执行一种进攻性现实主义的政策受到了严厉的惩罚之后，才从一个进攻性现实主义者变成了一个防御性现实主义者（Goldstein 2001；Tang and Gries 2002；Tang 2008a）。可以这样认为，美国是唯一没有彻底被社会化成一个防御性现实主义国家的大国，这主要是因为其独特的地理位置。我们在其他地方更进一步发展了这一论点，见Tang and Long（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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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支持这一辅助机制的一个良好指标可能是这两个系统中战争频率在时间中的变化。然而，要计算这一指标需要相当的投入。Claudio Cioffi-Revilla及其合作者似乎曾试图建立这样一个关于古代战争的数据集（如Cioffi-Revilla 1996；Cioffi-Revilla and Lai，1995），但似乎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后，既有的文献就再没有表现出明显的进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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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我们必须指出，君主（sovereign）和主权事实上在1648年前，甚至在Francisco Vitoria and Hugo Grotius就出现了（Anghie 2004）。因此，事实上，我这里的讨论也表明了这样一种可能性，即君主和主权的观念可以在不同的子系统里独立出现，只要在这些子系统里，征服变得越来越困难了。历史上似乎也确实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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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我在此不讨论主权观念从欧洲向世界其他地方扩散的过程。关于欧洲的国家形成，大量文献都聚焦于为何欧洲最后基本上只剩下了一种特定的国家形式（即主权领土国家；如Tilly 1990；Spruyt 1994a；1994b）。这些文献都强调单位体（即不同的政治实体）之间的竞争（比如战争、管制内部和外部贸易并且从中获利）在这一演化过程中的重要作用。我的诠释补充了这些文献，因为我给出了这一过程运转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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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因此，民族主义观念产生于主权观念之后，尽管伴随着这两个观念的演化，主权和民族主义一直都存在着张力（Barkin and Cronin 1994）。关于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扩散及其影响的著述相当丰富。其中最重要的论述包括Anderson 1983；Gellner 1983；Smith 1986；Hobsbawm 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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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关于“prospect theory”有多种译法，如“期望理论”“期待理论”“前景理论”等。笔者认为此三种译法都大致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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