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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政治的社会演化：从公元前8000年到未来 [:1703234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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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政治的社会演化：从公元前8000年到未来 二、地区和平制度化的三条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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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部分，我将考察三个地区和平制度化的案例：拉美、西欧和东南亚。[1]我将指出，三个案例都与国际系统转型的社会演化论解释一致，这一转型是在一个防御性现实主义世界（在一个特定的地区内）到来后，通过将和平制度化而实现的。[2]我要特别阐明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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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与我们研究国际系统转型的社会演化路径完全一致，地区和平的制度化往往在整个系统或一个相对封闭的子系统演化为一个防御性现实主义世界之后开始，且只有在这之后才能取得成功。换言之，和平制度化的主要尝试确实是在一个防御性现实主义（或者“浅”）和平建立之后才开始出现的。虽然脆弱，但“浅和平”的显著特征是，在一个封闭的子系统（或许也包括整个国际系统）中主要国家消亡的停止：对于地区和平的制度化来说，一个子系统中的防御性现实主义和平是一个必要非充分条件。因此，通向地区“深和平”之路是通过制度化从“浅和平”走向“深和平”，如果在这之前从消极的或者不稳定的和平向“浅和平”的转换已经发生的话。[3]主要由于主权和领土完整观念被接受（见第三章），这一防御性现实主义的和平只是在1648年之后但尤其是在1945年之后才逐渐得以稳固，所以地区和平制度化的主要尝试大多在1648年后——尤其是在1945年后才开始或者加速。[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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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与制度变迁的社会演化范式相一致，地区和平制度化的进程通常是由权力和促进和平的观念引导的，而非由单一的观念或者赤裸的权力引导。此外，在这一进程中，权力既可以来源于内部（更常见），也可以来源于外部，而前者对于推动这一进程更为关键，也更有力（Acharya 2004；2009；Frazier and StewartIngersoll 2010）。这样一来，将权力的作用边缘化的和谐学派（例如，功能主义、新自由主义）或者将观念的作用边缘化的学派（如现实主义）对于理解地区和平制度化的真实进程（或者制度变迁的其他进程）而言，就没有多少价值了。相比之下，有机地整合了权力和观念的制度变迁的广义理论为地区和平的制度化进程提供了强有力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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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和平的制度化往往扩散为经济一体化，而不是相反。[5]换言之，和平的制度化大多是由安全关切（或者说现实主义的关切）推动的，而非由眼前的经济收益或一个共有的身份认同的存在来推动（类似的发现，参见Kacowicz 1998；Adler and Barnett 1998；Ripsman 2005；Kupchan 2010）。这不难理解：对于刚从一个防御性现实主义世界走出来的国家而言，（地区内与地区外的）安全是它首先要关注的。因此，经济相互依赖本身无法产生和平制度。然而，正如新自由制度主义长久以来所坚持的，一旦就位，和平的制度确实就可以反过来促进更多的、作为合作的经济相互依赖（如，Axelrod and Keohane 1985；Russett and Oneal 20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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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进一步论述前，还有四点需要说明。第一，尽管地区内和平制度化的进程通常被当作“地区主义”的一部分，但我在这里不会讨论关于地区主义的浩繁文献（近期对地区主义的回顾，参见Vayrynen 2003，Mansfield and Milner 1999；以及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2009年的特刊）。我感兴趣的仅仅是在传统安全领域，和平制度化发生的条件和实际进程。然而，通过聚焦于地区，我的确同意一个新兴的共识，即地理对于秩序怎样形成具有强有力的影响（例如Solingen 1998；2008；Buzan andWæver 2003；Acharya 2007），而这与早前族群中心主义对文明或共同身份的强调无关（例如Bull 1977，15；Bull and Watson 198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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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本部分接下来的内容不是关于这三个地区的细节性的实证概览或比较案例研究，很多杰出的学者已经做了这一工作。[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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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反，我的主要兴趣在于，展示三个地区中的和平制度化都遵循某种一般模式，该模式与制度变迁的广义理论、特别是与研究国际制度的新路径一致。我不会讨论为什么在某个特定的时间，一个地区内的国家选择将和平制度化，因为许多学者已经讨论过这一问题了（例如，Acharya 2001；Adler and Barrett 1998；Hurrell 1998；Solingen 1998；2008；Kacowicz 1998）。因为我主要对制度化进程的启动感兴趣，所以我也不讨论地区和平的扩散。最后，尽管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的互动是这一进程的关键推动力（Solingen 1998；2008；Wæver 1998；Tang 2011c），我也不会对此进行讨论。我只想说，研究这种互动将进一步强化我的论点：即地区和平的制度化是一个由权力支撑的进程，正如维弗（Wæver 1998，98）在评论欧洲时所扼要指出的：“关于国家、民族和欧洲的意义的国内斗争之间的互动，决定了欧洲发展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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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1 三个地区和平的制度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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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Nugent（2006）；www.asean.org; http://www.oas.org; http://www.mercosur.int/.我们忽略了许多地区间的倡议（例如，东盟与中国、日本、韩国，所谓10+3或A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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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东盟安全共同体（ASC），东盟经济共同体（AEC），东盟社会文化共同体（AS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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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我不会详细讨论制度化和平、民主化与和平之间的复杂关系，但我会指出以下几点：（1）“浅和平”促进和平的制度化，而和平的制度化反过来会将“浅和平”固化为“深和平”，不论是在民主国家之间还是非民主国家之间（Russett and Oneal 2001；Hasenclever and Weiffen 2006）；（2）和平的制度化可以反过来加强民主化和民主（Pevehouse 2005；Parish and Peceny 2002）；（3）民主化和民主可以反过来推动国家建立更多的民主国家间的制度（通过政府间组织）并促进和平的制度化。总之，在和平、和平的制度化和民主化之间是一个正反馈循环（Hurrell 1998，240~248；Hasenclever and Weiffen 2006，esp. 569~574；Weiffen et al. 2011；另见Russett and Oneal 2001）。[9]图4.1总结了这一动态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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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1 一个防御性现实主义世界中的（地区）和平制度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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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我不会在微观层面上讨论地区和平制度化的进程，例如，在国家领导人的会议中发生了什么，以及第一和第二轨道外交上的研讨会等内容。这些进程已经被制度变迁的广义理论所涵盖，而且在一些关于地区和平制度化的更为深入的研究中得到了很好的讨论（例如，Kacowicz 1998；Acharya 2001；Oelsner 2005；Checkel 2007）。相反，我聚焦于更宏观的进程，因为我对地区和平制度化的一般动力学最感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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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制度化和平的到来：南锥体[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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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南锥体这一拉美子系统中最后一次大的区内冲突，玻利维亚与巴拉圭间的查科战争于1932—1935年结束。然而，尽管有“浅和平”（但没有民主）的存在，南锥体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一直背负着仇恨、军备竞赛、战争边缘政策，而且几乎再次发生战争（Kelly 1997；Hurrell 1998；Centeno 2002；Oelsner 2005）。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这一子系统中并没有出现将地区和平制度化的切实尝试。但在1977—1981年，一个转折点“突然”降临了（Hurrell 1998，232~240），这就是阿根廷与巴西之间的缓和。两国关系的缓和以关于巴拉那河水力发电的《伊泰普—科尔普斯（Itaipú–Corpus）协定》为标志，从那时起，阿根廷与巴西逐渐开始就地区和平的制度化共同努力，即使它们在诸如地区领导权等领域依然持续地竞争，并且在其他问题上也存在摩擦。[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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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根廷与巴西和好之后，民主化使六个国家从军人统治走向文官治理，随后是一段持续的民主巩固时期。这波民主化浪潮最终推动这些国家达成一个地区协议（即1991年的桑蒂亚戈协议），该协议允许成员国为保护其他成员国的民主而实行集体干预（Parish and Peceny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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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区和平制度化方面，在最初的和好之后，阿根廷与巴西的和解步伐迅速加快。1986年，两国签署了“经济一体化与合作项目”，随后又于1990年签署了去核化协议（Velázquez 2004）。1991年，《亚松森条约》正式启动了南锥体共同市场建设项目（MERCOSUR），它建立在1986年阿根廷与巴西间签署的PICE基础之上。到20世纪90年代后期，尽管这些国家仍会因为某些问题而产生分歧，但战争在南锥体中已变得不可想象了，至少在阿根廷与巴西之间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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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南锥体内地区和平的制度化是由该子系统中最强大的两个行为体——阿根廷与巴西——之间的和好所启动的（Kelly 1997，2；Resende-Santos 2002；Oelsner 2005，7~8）。在两国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最初和好之后，阿根廷与巴西开始在90年代为将地区和平制度化而一起努力，尽管它们仍然会在其他事情上相互竞争（Resende-Santos 2002；Oelsner 2005，第五章；Solingen 1998；2008）。稍晚于阿根廷—巴西安全合作，阿根廷与智利间的类似进程也强化了两国的安全合作（Oelsner 2005，第五章）。最终在1990—1991年，这个阿根廷—巴西—智利核心（the ABC core）宣布建立一个无核区并同意彻底去核化。总的来说，“1991年MERCOSUR的建立是阿根廷—巴西伙伴关系的几乎必然的结果。在阿根廷与巴西的领导下以及阿根廷与智利的显著推进下，南锥体从消极的和平走向积极的、稳定的和平”（Oelsner 2005，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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